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发轫。主要保存在《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包括《左传》、《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和《论语》、《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方面的论说文和记叙文，但由于它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因而被视为先秦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

一般地说，历史散文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由于先秦时期纯文学散文尚未出现，而历史著作中的文字叙事、写人非常生动、形象,语言也富于文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先秦的历史散文可以说是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先秦的历史散文，文学性不强的《尚书》、《春秋》可以不论，而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其代表。《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之并存的还有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鲁人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仿照《春秋》用鲁国国君的世次编年，是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完整的历史著作。成书于战国初期,据说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全书近二十万字，全面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

历史散文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史书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崤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文，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文风上，诸子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中国散文文学形成的历史，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确、结构谨严的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借用神的力量来加强他们对奴隶及臣民的控制。当时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权统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垄断。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他们把卜问的时间及祭祀、天时、年成、田猎、征战、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以便日后检验。这些卜辞，一般包括序辞（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辞（占卜的问题）、占辞（对卜兆的解说）、验辞（事实与预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辞的记载，上面记录了狩猎与战争的史实以及有关甲骨整治、收藏等情况。这些记事，只是为了备忘，加上刻写的困难，所以力求简单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较长的记事刻辞如“小臣墙刻辞”，补足其残文，估计原文字数超过150字。就中能够完整明白地表达意思的已属上乘，能够略具篇章规模的更为少见，所以它还只是记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盛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铜器铭文，也称金文，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估计近万件。商代铜器铭文很简单，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也没有超过50字的，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先人的祭器以示荣宠的记录，在表现技巧上，与同时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铜器铭文达到全盛，篇幅加长，二、三百字的颇为多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长达498字；内容也大为丰富，除了较常见的记载周王的任命、赏赐及记功表德外，还有记诉讼、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较特殊的记事铭文，正如《墨子·鲁问》中说的：“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世子孙。”许多周代的铜器铭文是有韵的，且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但因铜器铭文的篇幅受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又有不少颂扬求福的套语，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

周人卜与筮并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终复查占验多少，这些记录，叫做筮辞。占筮者把收集到的旧筮辞编辑成书，以作占筮的参考。《周易》就是这样的一部占筮用书。《周易》中所记的旧筮辞也象卜辞一样，大多片言只语。经过编辑者的选择、加工，编成六十四卦，每卦分为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多数的卦都有中心、有层次，卦爻辞中用韵的约占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写细致，运用比喻、起兴、衬托等表情达意的手法，颇为生动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写作水平。因为是占筮之书，所记的内容显得驳杂零乱，其中又插进了不少贞兆辞，衔接成章的并不多，只能说它还处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阶段。

真正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应该是《尚书》。《尚书》主要载录了殷商、西周时期的典、谟、誓、命、训、诰，以及东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历史文献。卜辞与《周易》是巫官之作，《尚书》是史官之作；前者记录的是对神的祈祷与所谓神的启示，后者记录的是王公的言辞与政令。

现存的《尚书》已几经聚散，真伪杂糅。《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于殷的三次训话。但全文中心突出，议中夹叙，有生动的比喻，富于感情色彩，从中可见盘庚的胸怀、胆略与神情。它与《周书》中写周公告诫周成王的《无逸》等篇，可算是较早的、比较完整的论说文。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则可以《周书》中的《顾命》为代表。《顾命》记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经过，先记成王临终时对大臣们的遗嘱，接着记述康王即位的仪式，最后是召公和诸侯们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记叙具体而有层次。《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庄子》：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像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

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后世各种文体的滥觞，多见于先秦。在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时期的论说及史传各体都为后世所直接继承。此外，《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类于轶事；《左传》、《列子》好奇，载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传》、《燕丹子》，可以称之为小说萌芽；而《战国策》铺陈扬厉，《庄子·说剑》与宋玉《对楚王问》增设主客问答，更可以看出汉赋的渊源。

刘师培《论文杂记》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确实，先秦各家的散文风格，从不同方面滋养着后代作者。

“《春秋》笔法”、“《左传》义法”，曾被推崇为文之准绳。唐宋古文运动以诸经、诸子为旗帜，标举“文统”，莫不导源于先秦。因此，先秦散文与《诗经》、《楚辞》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基石。

此外，先秦散文还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不少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