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文化( Quality Culture)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质量意识、质量精神、质量行为、质量价值观、质量形象以及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的总和。企业质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而企业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企业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成熟程度。质量文化的培育和建设是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社会、文化、法律、社会心理等多角度去努力研究和探索。

邓小平同志说过：“质量问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素质”。

意思是，质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整个民族精神素养的表现形式。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十三次提到了“质量”一词，涉及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国民经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党的建设等六大重点部分。特别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明确提出了对“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相关要求。

可见，质量之内涵，既通民之命脉，又系国之危重。

过去的几年，各行业发生了诸多事件，能与“质量”字眼关联者甚多，这使得数年前就被地列入学术课题的“质量文化”一词，在舆论圈里又被热情地追捧起来。在此，中国青年策划人、公益营销践行者魏涛先生从商家、消费双方的角度，对质量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

正确理解质量背后的精神支持

如今社会上有些人喜欢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意思概是对社会问题“顿悟后的不可思议”。这说明现代人的责任感开始提高，已自觉地对社会问题展开深思性的关注。但是，将个人情绪强加予民族品格，却是有点小题大做。

实际上，我们平时太缺乏对深处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太少去包容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思想总停留在沙滩上，整日盘算着、捉弄着潮汐给送来贝壳和小虾，再不愿费神地去深谋远虑。我们总喜欢拿道德说事，总期待着问题的背后牵引出更大的“内幕”，总觉得问题的“深刻”不是深度而是“复杂程度”——其实，这只能说是娱乐化的心理，不是看待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久之，却成为民间的时代之风。

从经验来看，重大质量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的主题都会集中到“监督管理体制”、“官员腐败”、“企业经营道德”如此问题之上，认为问题的根本原由，皆在监管纰漏和经营违规两个方面，已成为看待质量问题一贯性的立场和观念。这些认知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某些官员、某些企业或某些利益集体，确实存在诸多违规行为。但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对质量的认识和探索，也不能停留在这般水平上，否则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我的观点是，单纯地把质量问题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问题，是不全面的，也违背了理性。

在应对质量的问题上（多指生产领域的质量）,我国逐步建立了各级监督、管理与执法部门，制定了标准化、检验、计量、统计等系统的控制流程，发展了各种舆论载体，完善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近些年在国内、国际（特别是食品、玩具类产品）市场的突发性质量事件的处理上，已经显现出这个体系的优势，处理成果显著。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恶性质量事件在短期内尚不能够有效避免，存在的隐患远大于防范措施。所以，就不单是监管和控制就能做到的了，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去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建立好全社会的质量文化，从根本上提高民族质量观念的自觉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花的心思和开展的行动太少了。

自古而今，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一直有几种观念没有完好地建构，或者说没有促成建构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例如，质量观念、形式化审美、公共空间意识等等，质量观念是民族精神结构中尚未发育成熟的主要单元。质量意识发生，不一定发源于商品生产，但它主要是指对商品生产。严格地将，中华民族的质量观，应当是我国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之后，近百年内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先秦诸子时代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哲学并没有显现出对质量意识萌生的启发。古代中国的商业不发达，长期的农耕文明造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嫁接到封建政治意识中，时刻制约着集中化、规模化商品生产的发生。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庞大的内需，没有长距离的流通，没有大量的商品交换，甚至有些时期因战争而大大地降低了人的生存底线——连生命质量都难以保障，自然没有质量观念产生社会现实基础。

到是某些典籍，偶然能找到“精益求精”、“庖丁解牛”等类似反映细致、周全、追求高超境界做事精神的成语和典故，但又逐渐转化为对人的精神品格的理解，并没有发展成为衡量做事质量的标准。

质量意识没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性部分，是中国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个重要的因素，感性地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和浅显的批判，不从积极的态度去提高全民质量意识观念，一味地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是值得那些“反思者”再次反思的。

民族品质的古今对话

上文有述，立法监管与制度控制尚不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唯一途径，要注重传统意识结构的修补和对质量文化的普及，要不断将质量意识根植于民族精神，进而保持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平衡。那么，在没有完善质量观念及质量评价系统、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生产力和传统思想的古代中国，生产质量又是怎样的呢？

汉朝以来，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上，中国人依靠淳朴厚道的技术工艺和极高的生产品质，让丝绸和瓷器成为民族最荣耀的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征途；隋朝工匠李春建造的安济桥，在千余年自然风化与人为磨损之后，如今的赵县人民仍在享用它伟大智慧的恩泽；战国曾候乙的墓葬中，两千年多前的青铜器，其设计水平和制作技法，皆为现代人所赞叹；军事方面，古代人民建造了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艺术方面，古代金匠制作了工艺极其复杂的且是中西技术结合的景泰蓝，是对国外技术吸收创新的典范。

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人的确创造了大量堪称中华文明标志的器物，使得古代中国在外交、外贸事务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让我们现代人深感不及。古人无明显的质量观念，但其创造质量，却值得今人学习和赞颂。那么，现代人处于新时期初步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框架下，为何又常常受制于低水平模仿的思维，并对生产劣等商品乐此不疲呢？如果不能解释得清楚透彻，某些人又要那样发问了——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大分工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质量文化这一尚未完善的意识形态显然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基础无法匹配，加上市场经济主流意识的引导，出现了传统文化惯性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激烈碰撞，催生了各类社会问题。

实际上，我们讲的质量文化并不限指产品的质量，还有生活质量、教育质量、创新质量、民生质量、环境质量等等，等等，质量意识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关照，且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时代更替的节奏加速，人们沉浸于具体事务中，忙碌于竞争和被竞争的追逐，情绪变得浮躁，立场不再坚定，开始淡视事物的本质内涵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对事物表面价值的注意力超过了事物的品质，甚至在经济利益的纵容下，背叛了道义。

为经济酝酿文化的土壤

“政府越来越用心，百姓越来越浮躁；政府越来越包容，百姓越来越抱怨；新闻越来越精炼，娱乐越来越乏味”——这是我对当下社会情绪之变的体会总结，也是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之初，我们所要面临的新思潮。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价值观使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当社会主流意识承认以经济目标为价值实现的终极标准后，我们的生活、教育、情感都在超这一目标运动着，趋同着，有时连文化、道德都成为经济的附庸，法律也被置于其次。一时间，一股以“是非不重要，真假无所谓”等观念为代表的社会风气酝酿并发展起来。到今天，由此引发的大量的当代问题陆续露出水面，并普遍化了。

可喜的是，看清了这个问题的人们开始行动了，党和政府自然首当其冲地作了表率，开始实施文化救援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创造主体的大众，要真正地反应过来，尚需时日。

当然，我们精神空间里冒出了不和谐的冲动，但并不足以动摇整个中华民族的坚实架构。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大篇幅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就是屏弃那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融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得优化我们的精神空间。

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可以在几十年内迅速完成，而完善一个民族核心的文化性格，却是需要几代人通过数百年的时间共同努力。同样，质量文化建设也要比完善质量立法艰难得多。中国质量文化问题的实质是，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文化却没有跟上经济的节奏，并在出现问题后没能给予必要的回答。

通过文化建设改善质量问题是漫长的，也是根本性的。

只有质量文化的良好发展，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转。我们要坚定信心，认真务实地面对这个很多人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深刻地理解社会中的古今问题、中外问题，经济与文化问题，科学地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协调好继承和创新、经济和文化、道德与法制等对立关系的发展步调，社会必有大和谐之氛围。

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概念反映了任何特定人类群体世代相传的本质特征。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在其《当代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性的总和。”从这一经典的定义出发，根据文化的可觉察性特征以及文化自身对文化变革的抗性特征，我们能够推演出文化概念所包含的两个不同层面，即文化的较深层面和文化的较浅层面。

在较深层次不易察觉的层面上，文化代表着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类群体所共有的，即使这一群体中成员不断更新，文化也会得以延续和保持。依据文化所反映的价值观念的内在亲和性，可以划分出文化的各种特定类型或范畴。例如，以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行为模式、伦理道德、经营思想、法制和国家观念的总和构成东亚文化的主要特征。相反，在较易觉察的层面上，文化体现了群体的行为方式。例如，传统的英国文化体现出刻板而保守的绅士风格——甚至在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员身上也能或多或少地捕捉到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对这一意义上的文化，改革起来虽然也很困难，但并没有基本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文化改革起来那么艰难。

文化的两个不同层面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层面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另一个层面，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在于群体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作用于群体的行为模式。同时，这种因果关系也可以逆向推定——这就是说，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也可以反作用于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念。事实上，群体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正是群体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的长期积累的结果或效应——由此可以说，质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人类自20世纪以来的质量实践活动的自然结果。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质量实践活动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脚步共同成长起来的。如今，从乡村旅馆到皇家大酒店，从米老鼠到航天飞机，从街道小院到联合国大厦，质量实践活动已经从最初的工业领域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纯技术的范畴看，质量实践体现为确保实体（可以觉察或想象到的任何事物）与需要和期望有关的性质得到持续满足的完整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满足既定的需要和期望；二是满足需要和期望的能力的持续改进。随着质量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质量实践逐步超越了其纯技术的范畴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质量文化。

作为一个解释当代质量实践活动的基本概念，“质量文化”的涵义是指“以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为基础，以特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群体或民族在质量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物质基础、技术知识、管理思想、行为模式、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等因素及其总和”。质量文化概念天然地体现着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特征，它继承了当代质量实践活动的主流价值观念——TQM思想的绝大多数精髓，并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的企业文化的界限。可以认为，质量文化是当代文化学研究的最新课题，也是国家或地区借助于文化力量振兴其经济竞争力的强大武器。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质量文化思想还处在初创阶段，存在着将质量文化概念与企业文化概念混同的现象。

从涵义上看，企业文化通常是指企业内大多数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它体现为企业全体员工所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循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质量文化是指群体或民族在质量实践中所形成的技术知识、行为模式、制度与道德规范等因素及其总和，两者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从范畴上看，企业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塑造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可能是质量取向的，也可能是非质量取向的，其着眼点是组织层次，而质量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质量文化建设，其着眼点包括组织层次、地区经济层次或国家经济层次。毫无疑问，质量文化涉及的范围更宽、包含的层次更多、产生的影响更大。因此，将质量文化界定为某种特定涵义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基本的认识误区。图2展示了质量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不难看出，当前有些学者所谓的“质量文化”或“品质文化”，可以理解为“企业质量文化”，它是从组织层面研究企业的质量实践活动的，既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子范畴，也是质量文化的一个子范畴。

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工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化特征。通过对质量文化的结构化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为质量文化的定性评价与定量度量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或机制。

从时间的横断面上看，质量文化的结构化特征由其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构成，这四个层面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共同组成了质量文化金字塔，与文化变革的抗性特征相一致，质量文化变革的抗性特征从物质层面到道德层面逐渐增强。其中，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具有较高的易觉察性，属于质量文化中的较浅层面，而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具有较低的易觉察性，属于质量文化中的较深层面。

物质层面是质量文化的基础性层面，构成质量文化金字塔的基座。质量文化的物质层面由国家或地区经济中的现有物质性因素构成，包括财富的数量与结构、财富的质量、科学与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的状况等。一般来说，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中物质性因素水平决定着该国或该地区质量文化的基本力量，在一个物质层面相对薄弱的国家，其质量文化的强度也相对较弱。

但是，就影响力的大小而言，与其它层面相比，物质层面对质量文化强度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日本经济的发展进程清楚地表明，通过强化其它层面的作用，质量文化的强度能够得到显著地加强，而强大的质量文化又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更高的物质层面——这就使得质量文化得以建立在不断提高的物质层面之上。

质量文化的行为层面建立在其物质层面之上，物质层面是行为层面的载体。行为层面体现为群体使用物质层面的因素创造财富的行为模式。在同样的物质层面之上，不同的行为模式将导致不同的质量文化强度。然而，与物质层面相比，行为层面对质量文化的影响更大。从地区经济的角度看，在物质层面水平基本相同的城市之间存在的质量文化强度的差异，通常归因于群体的行为模式差异。可以用来测度行为模式与质量文化强度之间相关性的例子大多来自服务业，这是因为在服务业，组织的服务行为对顾客而言基本上是透明的，并与顾客的消费行为同时发生。

质量文化的制度层面是塑造行为层面的主要机制。制度层面涉及以下3个方面，即标准化与规范体系、奖励制度和法律体系。其中，标准化与规范体系提供了对行为及行为结果的指导与评价体系，揭示了质量实践活动的基本目标：满足既定的需要或期望。奖励制度体现出对行为模式的激励与导向作用，并传达出国家或地区管理当局的政治倾向。例如，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由于意识到美国经济竞争力正在减弱，通过立法程序设立了马可姆·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希望借此重振美国经济。而法律体系是行为层面的强制性塑造机制。法律体系对质量文化的影响力依赖于3个方面，即执法的公正性、执法的及时性和质量法律体系的健全性。

质量文化的道德层面位于质量文化金字塔的顶层，既是质量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也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它表现为群体积极主动地尊重与维护顾客主权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道德层面涉及以下4个群体价值取向，即尊重顾客主权；积极主动地维护社会质量文化的权威；追求行为结果的社会效益与完美主义；以及以连续与持久的眼光看待经济资源，倡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质量文化的结构化分析为我们认识和度量质量文化的强度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也为那些致力于建造强健的质量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指明了方向。然而，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结构化分析还不足以理解质量文化现象的全貌，还不能充分地解释现实世界中已有的质量文化现象的模式特征和质量文化演变的过程，为此，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质量文化的维度特征。

质量文化的维度分析包括两项基本的分析内容，即质量文化的主维度分析与质量文化的次维度分析。其中，质量文化的主维度包括公共性/私人性维度、继承性/变革性维度和开放性/封闭性维度，次维度包括质量文化的民族性维度、区域性维度与均衡性维度。图3展示了质量文化的主维度坐标系，图3中的A、B两点分别描述了两种不同的质量文化模式，其中A模式的特征是高公共性、高变革性、高开放性，B模式的特征是高公共性、高继承性、高封闭性。在质量文化形成的初期，其稳定性通常较低，不具有鲜明的模式特征，然而，质量文化的模式一旦形成，通常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例如，要实现从模式B向模式A的转变可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并经历许多渐变的中间状态。

维度分析为确定质量文化的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基于对比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质量文化现象定义两种非规范性的模式，即“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质量文化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质量文化模式”。表1对这两种质量文化模式进行了维度分析。应该承认，这种划分是不精确的，而且忽略了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质量文化现状的关注。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从总体上看，其质量实践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其质量管理思想还没有发展到全面质量管理思想阶段。因此，我们还不可能从其质量实践活动中“归纳或提炼”出有价值的质量文化模式。

从应用的角度看，上述划分为质量文化的建设、交流与移植指明了方向。对那些质量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而言，通过群体在质量实践活动中的主观努力，质量文化能够发生积极的演变，并最终达到理想模式所具有的水平。但是，质量文化的移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质量文化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地不能被移植的内容，正如质量文化的结构化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质量文化的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事实上是很难被移植的。例如，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对“日本式”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学习与移植工作。然而，20年过去了，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实践还停留在“貌合神离”的状态——在总体上，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与方法性的质量管理与工程技术不同，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已经具备了质量文化的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的某些特征，这就使得对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学习和移植不能仅仅局限在简单模仿阶段，而必须实施与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相适应的制度和道德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质量管理的实践还主要停留在质量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中的“质量保证”阶段——由此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当前面临的是质量文化的建设问题，而不是质量文化的变革问题。

大名牌

对大中型企业来讲，仅有名牌是不够的，因为名牌企业也存在着规模效益和传播范围问题。所以，企业必须在提高和保持名牌内在质量、加大名牌宣传力度的同时，把扩大现有名牌的规模和传播范围提上日程。也就是说，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行业名牌、区域名牌、国内名牌，而是要努力让自己的产品走出国门，红遍世界。“大名牌”不仅能够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益和网络经济效益等，进而大幅度地强化企业质量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从而为名牌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

质量文化有助于名牌战略的长期实施

质量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创名牌的内在激励机制。企业是实施名牌战略的载体，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实现转机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才有创名牌的自我激励机制。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促进企业内部的改革，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员工创名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名牌意识。

优秀的质量文化可以保证名牌战略实施的成果。创名牌和保名牌犹如创业和守业一样，创易而守难。过去，我国就有不少企业当产品小有名气后不是在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工夫，而是“偷梁换柱”，或以次充好，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利益，也败坏了名牌产品的声誉，结果自砸牌子；有些企业不思进取，不注重产品创新，逐步使品牌形象淡化；也有些企业处置商标的使用权时，不注重监督和保护，致使原有名牌贬值等。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关键就是缺少优秀的企业质量文化建设。

正确的价值观是实施名牌战略的根本保证

倡导新的企业价值观，强化名牌意识是实施名牌战略的根本保证。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员工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式，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对企业的运行状况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企业员工的名牌意识，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名牌重要性的认识和评价，是企业价值观在品牌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的名牌意识可以指导企业实施有效的名牌战略，制定正确的名牌发展规划，生产真正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夺取市场，获取效益。

质量观念是企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牌意识的核心内容。没有高质量的产品作基础，企业创名牌是不可能的。为此，企业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不断进行质量改进，必须使自己的产品具有质量特色。但要创立名牌产品，仅靠推行质量标准和确保质量水平是不够的，关键是该产品的质量水平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要求的质量水平。

良好企业形象是实施名牌战略的坚强后盾

质量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集中体现。企业文化形象是对企业的经营理念、精神文化、营销战略及其外在的优化设计与塑造。它包括企业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等三部分。品牌是企业理念的浓缩，是企业行为的高峰呈现，是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构成，因而品牌是企业形象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就意味着企业没有广阔的市场，更谈不上实施名牌战略。因为科技进步使企业在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极易接近或趋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社会对企业认同与接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对产品、服务等进行精心设计和形象策划，把企业的价值观、独特的个性、优秀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因素透过品牌或其他途径传达到社会中去，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同，才能获得成功。

有鉴于此，企业必须在充分考虑自己的人员素质、技术实力、行业特点、历史沿革甚至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基础上，给企业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制定正确的市场定位和形象设计，制定正确的名牌发展战略，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企业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对企业形象和名牌战略规划进行监测、修正和完善，从而建设一条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名牌之路。

海尔质量文化的营造分五个步骤：

第一步：树立质量理念，制定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

海尔的第一个质量理念是“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第二个质量理念是“谁生产不合格的产品，谁就是不合格的员工”;第三个质量理念是“质量改进是个没有终点的连续性活动，停止就意味着开始倒退”。

海尔初期，在质量管理方面主要采取泰勒的科学管理方式，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依，并严格执行，强化管理，强制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海尔冰箱于1988年获得了中国冰箱史上的第一块金牌。

第二步：用行动传播质量意识，通过管理工具创新确立质量意识，靠组织机构贯彻质量意识。

观念的确立不是口头上说说，在纸上画画就大功告成了。有了质量意识，还要通过实际行动去传播、通过管理工具去加强、通过规章制度去固化、通过质量管理机构去贯彻，使之深入人心，流到员工的血液中去，让员工把遵守质量管理规范变成自觉行动。

海尔传播质量意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曾轰动全国、而后被广泛传为佳话的砸冰箱事件。此外还有“现场质量代价”行动、供应商评比行动等。

海尔创新的质量管理工具主要有3E卡和质量责任价值券。

3E卡是“3E日清工作记录卡”的简称。“3E”是每天、每人、每个方面三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此卡由检查人员每两小时填一次，将每个员工每天工作的7个要素(产量、质量、物耗、工艺操作、安全、文明生产、劳动纪律)量化为价值，每天下班时将结果与标准相对照，对完成情况进行落实记录。工人先自我审核，然后报给上一级领导复核。上一级领导按其工作进度、工作质量与标准进行对比，给予A、B、C不同等级的考评结果，每人的日工资按照各自的考评等级确定。工人的工资每天都写在3E卡上，月末凭3E卡发放工资。

质量责任价值券的使用方法是，员工每人一本质量价值券手册，手册中详细列举了以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针对每一问题，明确规定了自检、互检、专检三个环节应负的责任价值及处罚金额。质检员发现产品缺陷后，当场撕价值券，由责任人签收;工人互检发现的缺陷经质检员确认后，当场给发现人以奖励，同时对漏检的工人和质检员进行罚款。质量券分红、黄两种，红券用于奖励，黄券用于处罚。

为了实现质量管理这一企业的核心职能，海尔建立了全面质量审核体系，各个事业部都设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质量审核机构——质量分析室，质量管理保障工作不仅是质管处、质检处等职能部门的工作，而且贯穿于整个业务流程中，由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第三步：通过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认证强化质量意识。

海尔在加强质量管理的过程中，除了内部积累外，还主动借助外力来推动内部的质量管理，以此为契机全面提高自己的质量管理水平。海尔先后获得的国际认证有：

海尔为了取得国际市场上的通行证，创出世界一流的国际品牌，严格执行ISO9001认证标准，把它贯彻到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去。在取得了国际上权威的认证以后，也没有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而是“挑战满足感”，主动提高自己的质量标杆，实施6个希格玛计划，不断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质量改进，使产品真正符合市场要求，达到客户满意。

第四步：形成自己特有的质量管理哲学和质量文化。

海尔质量文化有三个部分组成：

● 大质量理论。在海尔的质量文化体系中，“质量”不仅指实物产品的质量，也指无形产品——服务产品的质量，海尔重视产品的质量，更重视服务的质量，提出了“零距离服务”的理念;不仅包括狭义的质量——达到检验标准，还包括广义的质量——达到用户的满意，海尔人称之为“大质量”。

● OEC管理模式。O代表Overall(全方位)，E代表Everyone(每人)、Everything(每事)、Everyday(每天)，C代表 Control(控制)、Clear(清理)。OEC的汉语意思是每天的工作每天完成、清理，并且每天都要有提高。海尔人将其提炼为“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八个字，可谓简洁的语言，深刻的内涵。

海尔的OEC管理模式是对全面质量管理的发展和提升，标志着海尔的质量管理已走在世界前列，也标志着海尔质量文化体系的形成。

● 6S现场管理办法和6个希格玛质量管理办法

海尔虽然做得很出色，但从不自满，就像张瑞敏先生所说，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抱着这种心态，海尔人很善于向外界学习，将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成功经验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体系中去，为我所用，充实丰富了自己质量文化的内涵。海尔从日本借鉴了6S现场管理法，从摩托罗拉公司借鉴了6个希格玛质量管理办法。

6S管理法的内容包括六项：SEIRI(整理)、SEITON(整顿)、SEISO(清扫)、SEIKETSU(清洁)、SHITSUKE(素养)、SAFETY(安全)。

6个希格玛质量管理办法是运用统计数据测量产品的质量情况，看其接近质量目标的程度，通过减少和消除缺陷来降低成本，提高顾客满意度。希格玛代表标准差，它前面的数字表示达到的等级。具体来说，

1个希格玛代表68%的产品达到了要求;

2个希格玛代表99.7%的产品达到了要求;

6个希格玛代表99.999997%的产品达到了要求，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状态，它意味着每100万件产品中只有3.4件次品。

第五步：质量文化的应用性扩散。

经过十多年的卓绝努力和苦心经营，如今，海尔文化，尤其是其核心——质量文化已成为海尔珍贵的无形资产。海尔实现了这一无形资产的应用性扩散。海尔兼并企业时首先派去的是文化官员。

海尔利用企业文化激活休克鱼的第一个兼并案例是1995年兼并青岛红星电器厂。当时该厂有3500多人，年产洗衣机70万台，是中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厂家之一，但因管理不善，负债已达1亿多元，资不抵债。海尔集团经考察认为，红星电器是一条硬件好，管理和观念差的“休克鱼”，于是决定对其兼并。兼并后遂将海尔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注入其中，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3个月就扭亏为盈，第五个月盈利150万元，两年后成为中国洗衣机的第一品牌。此后，海尔利用企业文化这个有力武器已经成功地兼并了几十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