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宇宙如何形成，人死后会如何”等终极意义上的问题，人类文明自形成以来就有思考，由此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人类在由原始部落社会向更大规模和更严密组织的国家社会演进时，出现了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出现了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终极价值信仰。这些观念信仰的出现，是人们从具体的社会组织和现实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对于上述终极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不再依赖特定的世俗条件，而是一种终极价值关怀。这种终极价值关怀的提出使得其他社会价值都笼罩在其审视之下，从而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给出了指导和约束。

终极价值，是人类文明对宇宙如何形成、物质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及人为何活着等世界和人生根本意义价值的观念。

在韦伯对世界宗教里程碑式的比较研究基础上，世界主要文明产生超越突破和终极价值观念的时期，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期”（Axial Period），具体是指“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或艾森斯塔德所言的基督教纪元之前的一千年内）。雅斯贝斯这样写道：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正如雅斯贝斯所言，在轴心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人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参见雅斯贝斯（1989年）《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7页~第9页，华夏出版社。以及艾森斯塔德（2005年）“轴心时代的突破—轴心时代的特征和起源”，第240~第257页，载于《社会理论的诸理论》，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在轴心时期世界主要文明均产生了终极价值观念，根据不同终极价值观念是指向“来世”还是指向“今世”，以及是依靠“外部力量”还是“自身”来实现这种价值，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观念（引自金观涛（2010年）《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第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是仍然在发挥作用（或者说“活着”）的终极价值观念，是当今社会仍在继承、仍在发展的终极信仰。有些文明（例如玛雅文化或印加文化）已经很难看到它的终极价值观念在当今社会中还发挥影响，这些文明可能也拥有过独特的终极价值观念，但却已是“死去”的。

第一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希伯来宗教传统，这种信仰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救赎，即人借助一种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来达到在来世的永生，所谓“信上帝、得永生”。信上帝成为最高价值，其它一切价值都从它来推出，上帝既是善的来源，也是真的化身（上帝为万物立法），所谓真善美一体。

这种终极价值观念最初来自犹太教。犹太教是一神教，它的教义比绝大多数多神教要严肃得多，有着更为严峻的戒律。一神教是逐渐从原始宗教的多神教中逐渐演变出来，具有很强的宗教力量，它的产生与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人类早期的各民族受到外族侵略，遭到流徙各地命运的，可以说数不胜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消亡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流亡的民族即使还留有人口，但在长期的流亡迁徙过程中也会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于是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一个例外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在后来的岁月中历经磨难，始终没有消亡，犹太教是数千年来犹太民族得以延续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犹太教的原始教义强调的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早期的犹太教并非是普世性的宗教。在犹太教向罗马等西方国家的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反对派（即犹太教的一支异端）与希腊思想相结合，逐渐演变成普世性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相比，基督教更为强调人的原罪。正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而且原罪易使人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上帝怜悯世人，于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从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伊斯兰教又是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再一次转化。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上帝（真主安拉）最后的使者，除了与基督教一样信奉的来世救赎外，伊斯兰教还强调今世的公正。

第二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印度的宗教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解脱，即通过自身的修炼以达到舍离此世的目的。最初的婆罗门教把解脱分为不同的等级，人只有通过此世不断的修炼才能在下一世中上升到更高的等级，以最终达到脱离轮回之苦的境地。印度的宗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欲望的产生，而人之所以产生欲望是没有真正认清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空幻的，因此人只有通过不断修炼才能使得自己的意志不指向任何欲望，以逐步达到解脱的境界。对婆罗门教解脱等级的否定产生了佛教和耆那教，而印度教的出现源于再次用等级和种姓制度对佛教的解脱目标和方法进行改造。

尽管印度宗教与希伯来宗教类似，都信奉来世对人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但希伯来宗教强调的是人对一种外在力量（上帝）的全身心的信赖和依靠，而印度宗教也有神灵（佛祖），但人的解脱却从根本上是依赖自身的努力。

第三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古希腊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求知，即要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各种真理。由于知识本身具有外在的客观标准（例如是否符合事实或理性逻辑），因此尽管人们是否选择“求知”作为自身的终极价值是一件主观的事情，但在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即求知的过程）是却必须遵循外在的客观规律。在古希腊人那里，“真”成为了判断的最高标准和人生的最高价值，其它价值由其推出。例如对于道德实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看，本质上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人们不能实施善行，关键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

第四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中国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道德实现，即每一个人通过自身的修为去逐步建立起一个人间的美好社会。首先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念注重的是今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现实世界和今生今世的关注，始终是中国终极价值观念的重点。其次，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依靠自身的努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本上依靠人自身的判断，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需要依赖上帝。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虽然是指向今世的，但它却不依赖于具体的俗世情景，而是基于终极价值出发，对今世的世界应该如何另有蓝图，成为指导个人乃至社会的终极关怀。

中国的终极价值观念与印度宗教都强调通过人自身来实现终极价值，只不过一个指向今世，一个指向来世。中国人对于印度宗教的价值观念也最熟悉，宋明理学正是儒家文化借鉴融合佛教后的产物。而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的求知传统则相对较为隔膜，中国人对于知识一向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很难理解“求知”居然可以成为独立自足的人生价值取向。而古希腊的求知精神正是近现代科学的真谛，正是这种求知精神的缺乏成为了当今中国科技进步的根本性障碍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求知”终极价值观念与所谓的“科学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求知传统”是指人将追求包括科学真理的知识作为自己生命的最终价值所在，而“科学主义”是认为用科学可以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的终极价值信仰也可以由科学来推出。在“求知传统”中，并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求知”传统基于科学可能造成对人类社会危害的事实，会对科学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在“科学主义”中，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但并不一定把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它更多对科学采取了实用主义立场。

与印度和古希腊的终极关怀相比，中国人最为隔膜的是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从上面两个分类的维度看，它与中国的终极价值观念正好截然相反，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靠自己一个靠上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常难以想象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完全地托付给一个所谓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

世界主要文明的终极价值观念产生后，就对其后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不同国家传统社会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兴起，无一不是在其笼罩之下。同样重要的是，当西方世界兴起后，其他国家均受其影响和冲击，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开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所拥有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也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现代西方文明是希伯来和古希腊两大终极价值观念结合后的产物，西方社会建立在基于两大传统的西方文明之上。本来不同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并无优劣好坏之分，但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强大，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胜论的理念不胫而走，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所受到的西方冲击。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涉及这些国家原有的终极价值观念如何借鉴融合西方的终极价值观念。因为不同的终极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困难程度是相当不同的，这个难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文明的终极价值观念，更取决于后发国家原先拥有怎样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后发国家的原有终极价值观念在对各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