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是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的总称。逾期贷款指借款合同约定到期 (含展期后到期) 未能归还的贷款，呆滞贷款是逾期 (含展期后到期) 超过规定年限以上仍未归还的贷款，或虽未逾期或逾期不满规定年限但生产经营已终止，项目已停建的贷款; 呆账贷款是按有关规定列为呆账的贷款。不良贷款预示着银行将要发生风险损失。把不良贷款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

不良贷款是指出现违约的贷款。一般而言，借款人若拖延还本付息达三个月之久，贷款即会被视为不良贷款。银行在确定不良贷款已无法收回时，应从利润中予以注销。逾期贷款无法收回但尚未确定时，则应在账面上提列坏帐损失准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7月27日发布的《贷款通则》（试行），不良贷款分为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中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专业银行信贷资金基本上是粗放式经营，不良贷款在专业银行贷款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良贷款问题不仅严重制约着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而且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隐患，已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很难解决的地步。分析不良贷款的成因对促进中国银行业务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指逾期（含展期后到期）不能归还的贷款（不含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

是指逾期（含展期后到期）2年（含2年）以上仍不能归还的贷款和贷款虽然未到期或逾期不到2 年但生产经营已停止、项目已停建的贷款（不含呆账贷款）。

是指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借款人遭到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以保险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贷款人依法处置贷款抵押物、质物所得价款不足以补偿抵押、质押贷款的部分；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贷款。

“银行的钱是国家的”的错误认识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许多人认为银行的钱是国家的，不仅企业、企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许多人这样认为，就连中国银行的一些干部职工也都这样认为。当问到企业的贷款是哪里来的时候，许多企业负责人都会毫不犹豫他说是国家给的，更有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借国有银行的钱，就好比是一个人把他的钱从一个口袋挪到另一个口袋，偿不偿还都无所谓。国有银行的资产被全部看作是国有资产，国有银行的钱被认为是姓“公”，这是导致中国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思想根源。

实际上，从国家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中人们可以看出，自有资金在国家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国家银行的钱主要来自存款，各项存款在国家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占的比重在60%左右，而各项存款中有一半以上是储蓄存款，储蓄存款在国家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中国银行的钱主要是存款人的钱，国有银行的资产主要不姓“公”，而是姓“私”。

中国银行主要是在用存款人的钱发放贷款，银行不过是个“资金池”，它一方面作为债务人把存款人的钱集中起来，另一方面作为债权人将钱贷给借款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对不该贷的客户提供贷款，就是对存款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对存款人的犯罪。

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防范能力不强

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防范能力不强，不良贷款是银行贷款粗放式经营的必然结果。从银行内部来看，导致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也是很多的，贷款粗放式经营是主要原因，信贷资产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是银行自我扩张的结果。

如1984 年底的信贷失控就是银行自己造成的，当时突击发放的许多贷款如今都已经沉淀了。贷款风险意识不强，贷款大部分为信用贷款，后来尽管担保贷款的比重在提高，但担保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很成问题，贷款债权的保障程度低；贷款“三查”等信贷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时流于形式，贷款权、责、利严重脱节，重贷轻管，重放轻收，重存轻贷；信贷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有些掌握贷款发放权力的银行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差，造成贷款决策失误甚至贷款被骗，或者不能有效制止企业逃债，有的因为思想素质差，发放“人情贷款”，甚至不惜以贷谋私，从而造成信贷资产流失，等等。

借款人信用观念不强，偿债能力太低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一直不是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一些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大锅饭”的思想依然比较严重，信用观念不强，主要表现为“倒逼”银行贷款，逃避银行债务。

一些企业信用观念不强，与中国对不讲信用的企业及其负责人缺乏严厉、有效的制裁措施有关，与企业的偿债能力太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导致企业偿债能力太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企业外部的原因，如有些企业或项目没有进行周密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结论是不能上，但有些领导却拍着胸脯上了，造成决策失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投入产出率低，经营效益不好；企业的社会负担和其他负担沉重，承担着部分政策性职能，使企业举借的大量资金被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等等。

实际上，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已经非常沉重，而且有愈来愈重之势，中国许多企业已不具备完全的偿债能力，不可能还清所欠的全部债务，而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设法增加其资金来源，减轻其债务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就是必然的。

因此，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不能损害银行的正当合法权益，更不能把逃避银行债务作为减轻企业债务负担的主要途径。银行债务转股权虽然能大大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但对银行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内向企业投资或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银行债权转股权为法律所不允许。银行债权转股权实际上是将银行的不良债权转变为不良股权，只不过改变了一下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形式而已，不但无助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反而会加大其资产风险，因为一旦企业破产，银行债权还可以就破产财产按一定比例清偿，而银行持有的企业股权很可能成为一张废纸，而且银行人手本身就紧，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才更是奇缺，银行不可能直接有效地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Horiuchi的研究认为政府建立的金融安全网是导致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和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

党政部门的行政干预，财政等部门的挤压

中国信贷资金粗放经营中，除了存在人们上面提到的企业“倒逼”扩张和银行自我扩张外，也还存在党政部门的“顺逼”扩张和财政、企业主管部门等部门的“横逼”扩张。银行被迫发放“行政干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信贷资金财政化，这是中国不良贷款产生的重要外因。

在中国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地方党政领导为了求得地方经济的增长，必然会要求银行提供贷款支持，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是贷款粗放式经营的结果。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只考虑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为一些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提供“保护伞”，对银行的保全资产工作横加干预，而且中国现有法律对债权人明显保护不够，对债务人缺乏约束，银行债权保护得不到法律的充分支持。

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

我国曾经将不良贷款定义为呆账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即一逾两呆）的总和。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该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上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如尝试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改革，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的指标等。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严重偏高，尤其四大国有银行为最。 2004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减少3946亿元，下降4.56个百分点，已降至13.2%。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出世界银行业的平均水平, 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仍处于高位，不仅已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先进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应保持在5%以下的要求相去甚远。如果考虑各国有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数字相对保守的因素，那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更是可想而知。

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78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5%，较二季度的4564亿元和0.94%均有小幅上升。

分机构来看，2012年前三季度不良贷款数据显示，除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下降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外资行在这三个季度内的不良贷款率均保持上升。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类别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均保持上升。

具体分类来看，大型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3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74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城市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42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85%，农村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48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5%，外资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6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62%。

不良贷款出现反弹等原因，导致拨备覆盖率有所降低。三季度拨备覆盖率由二季度的290.18%微降至289.97%。

截至2003年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单位：亿元人民币

根据日本的经验，中国经济也象日本一样被不良贷款所拖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不良资产的危害性。

1．不良贷款率高，最大的危害是影响银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中国的银行对贷款极其谨慎小心，就是因为不良贷款太多，影响了银行放款能力。

2．如果靠发行基础货币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对之掉以轻心，不良贷款的大量发生还会诱发社会道德风险，如果加大处理不良贷款的力度又可能会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破产，增加财政风险和社会危机。

1、加强金融企业的业务监管，保证今后每一笔贷款的质量，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产生。

2．加大中国企业的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经营和竞争机制。

3．适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给一些能救活的企业输血，使之起死回生。

4．发行基础货币，冲淡不良贷款。

第3和第4种办法都是增加货币供给，通过适度通胀抵消不良贷款，从而活跃中国经济，使经济增加活力。

【企业不良贷款玩起“大转盘”】

企业因不良贷款产生的坏账，总让银行心慌慌，为了避免更多的贷款计入坏账造成利润下降，有些银行绞尽脑汁，开始玩起了坏账“大转盘”。某商业银行的分行为一笔5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百般困扰。借款的开发商开盘后销售情况很差，造成资金回笼困难，无法按时偿还该银行的贷款。

按照银行贷款五级分类规定，这笔贷款从利息违约开始就计入五级分类中的关注类贷款。如今，这笔贷款就要下滑至不良类贷款。一旦下滑至不良类，该分行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行长及相关责任人肯定会被问责，整个分行上下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此，该分行千方百计为这笔不良贷款找寻“大转盘”的下家。

不久后，某资产管理公司得知了此事。由于临近年末，各家银行都尽量压低不良贷款。在贷款变成不良贷款后，银行会让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样就能在财务报表上让不良贷款“消失”。

具体操作手法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签定债权转让合同，银行卖断这笔贷款；资产管理公司与开发商签定债权重组合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下设的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以20%的年利率向开发商授信，让开发商偿还银行贷款，但款项直接划给银行，不由开发商经手。资产管理公司当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它一方面从银行获得基准利率下浮10%的贷款，另一方面将资金借给开发商，获得超过基准利率一倍多的收益率。

可以看出，这笔贷款从银行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后者可以借此大赚一笔。同样5亿元的贷款，银行的年利率为7%，而转手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利率高达20%，翻了一倍多，对开发商的财务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强势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也只能配合，因为一旦进入银行授信“黑名单”，所有融资渠道基本都会被关上。面对资产管理公司近乎苛刻的贷款条件，“大转盘”中的输家也只能继续玩下去。

业内专业人士指出，虽然银行通过这种卖断贷款的方式掩盖了坏账风险，有助于让资产质量显得“干净清透”，但实质上是将风险从银行转移到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影子银行”的金融体系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对中国日益膨胀的“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信贷风险、流动性错配和道德风险提出警告。IMF表示，一些估算显示，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借贷总额占中国GDP的比率高达40%，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十分必要。

持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2013年国内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阶段性的上升压力。

上证报资讯统计发现，截至9月末，工、农、中、建、交等五家国有大行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上升。其中，工商银行不良余额增幅较大，不良贷款余额为873.6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7.86亿元。与此同时，尽管五大行拨备覆盖率仍维持在217%至347%的较高水平，但多家银行较上年年末仍普遍下降。

在股份制银行中，中信、民生、光大、兴业、招行等多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出现双升，其中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亿元至54亿元。与五大行类似，股份行拨备覆盖率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较上年年末亦普遍下降。

2019年1月，审计署公布的2018年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有5个省的个别金融机构通过人为调整资产评级等方式掩盖不良贷款13.39亿元。5个省涉及的个别银行机构分别是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江西省赣州银行总行营业部及所属27家支行、吉林省通化农村商业银行、四川省资阳农村商业银行，涉及金额分别为4.67亿元、3.29亿元、2.37亿元、1.38亿元和1.6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