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义的上古神话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狭义的上古神话则包括夏朝至两汉时期的神话。因为上古时代没有当时直接的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直接考证。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带有神话色彩。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它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的时候，神话才有可能产生。

学术界普遍认为神话产生于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到了野蛮期的中级阶段，神话进入了繁荣的时期。中国学者杨堃和袁珂等人认为神话的起源要早到蒙昧期的高级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比这个时期更早。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尤其能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间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

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阴山岩画中“有巫师祈祷娱神的形象，也有拜日的形象”；在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中，“天神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人面画，……包括太阳神、月神、星神等”。又如随县擂鼓墩1号墓内棺上“有一些手执双戈戟守卫的神像，有的长须有角，有的背生羽翼，富于神话色彩”，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或三首，或珥蛇，或鸟身，不一而足，有的骤视不可名状。”

此外，出土的大部分动物形的刻绘也与神话有关，张光直认为，商代早期的刻绘图形中，“其中之动物的确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显然具有由神话中得来的大力量。”并断定，“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也扮演了沟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的角色。”现在可见的各种青铜彝器上的动物图形甚多，尤其是一些假想的动物图形，如饕餮、夔、龙、虬、凤凰、肥遗等，都应该是具有神性的动物。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李学勤认为文献中所记录的神话远不足以说明中国上古神话的全貌：“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文献全无描述，看来我们对东周到秦这一历史时期的神话，实际上还没有很多具体知识。《楚辞》、《山海经》等书所述，不过是广大的神话世界的一小部分。”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这些材料往往只是片段，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不多。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

《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史书中的神话大多数经过史家的改造，借以说明古代的史实，但人们仍能从中看出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来。如《左传》中一段文字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后裔因为不能和睦相处，被高辛氏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和参星。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初民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神话解释。《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最为浓厚。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它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关于《山海经》的性质、成书年代及作者，异说颇多。袁行霈认为《山经》是巫觋之书，成于战国初、中期；《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之书。袁珂认为“《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巫书，是古代巫师们传留下来、经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的人们（包括巫师）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中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

《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山海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中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以盘古故事较为著名，但严格来说，上古神话的定义是：广义的上古神话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狭义的上古神话则包括夏朝至两汉时期的神话。综叙，出于学术上的求实求是，盘古成型于三国时期吴国，不计入上古神神系。而在盘古之前，已有夭折但又原始的创世神：

上帝

关于上帝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书经》中，它可能在西元前700年或更早以前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文献对于上帝“人性”的诠释相当的少，庄子中记载的混沌、倏和忽算是最具备“人”的形象，它主要的功能是向民间传达“敬天地”的概念。

天

也称为皇天：关于天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书经》中，在儒家文学中被称为昊天上帝；虽然普遍上认为天和上帝属于同一概念，但汉学家顾立雅的研究确显示上帝的出现更早于天。在民间，天的形象也比上帝更具有“人性”；中国古代帝皇自誉为“天之子”，北京天坛既是明清两代帝皇祭天的所在地。

女娲

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楚辞·天问》和《列子·汤问》及《山海经》中，她可能在西元前350年或更早以前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她的形象是一日七十化。在传说中，从最初的女娲化神然后到女娲化万物到女娲造人、补天，这一系列的功绩都是在天地对立的状态中展开。女娲之前是无天无地无人的状态。自女娲诞生之始，她先以身化神，神的出现导致天的诞生，然后女娲以身化万物，紧随着万物的出现，地也出现，这个时候天地一片祥和。夭折前的女娲创世神话，女娲是预备作为古希腊大地之母盖亚一样的性质：为万物之母、众神之母与人类之母。

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女娲补天，显示出她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淮南子·览冥训》载：“远古时代，四根擎天大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凶猛的野兽吃掉善良的百姓，凶猛的禽鸟用爪子抓取老人和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海中巨鳌的脚来做撑起四方的天柱，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用芦灰堆积起来堵塞住了洪水。”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女娲不仅有开辟之功，她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义》：“民间传说，天地开辟之初，大地上并没有人类，是女娲把黄土捏成团造了人。她干得又忙又累，竭尽全力干还赶不上供应。于是她就拿了绳子把它投入泥浆中，举起绳子一甩，泥浆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后人说，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抟黄土造的，而贫贱的人只是女娲用绳沾泥浆，把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以上神话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女性主义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地产下稷，姜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外国著名的洪水神话见于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基督教《圣经》等，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普遍流传着有关洪水的神话，中国流行的洪水神话也相当丰富。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上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留在中国华夏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灵当数鲧、禹二人。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鲧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灵由此诞生了。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控察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禹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禹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诛杀相柳等。禹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河伯献出河图，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龙和一只灵龟帮助大禹从事劳动。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灵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和姜水，二帝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蚩尤有81个铜头铁额的同胞，这可能是暗示蚩尤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灵。

神话进入了一个英灵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灵身上，并把它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英灵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它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它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死于羿的弓箭之下的害人妖孽有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封豨等。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灵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夸父追日。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英勇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另一则与自然抗争的悲剧神话，发生在一个纤弱的女子身上，如精卫填海。女娃被东海淹死，化而为鸟，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复仇，这是何等的悲壮，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仍要抗争的精神，支持初民走过那险恶而艰难的年代。

女娃与夸父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灵。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刑天舞干戚。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刑天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巨浪。

神话思维是与原始先民的心智能力紧密相联的。原始先民的心智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路先·列维-布留尔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因此，原始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的世界。这种感受、理解世界的方法，是神话诞生的土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上古神话思维的特点。

首先，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人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如《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则神话即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再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则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原始先民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以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人们必须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话。

以此为基础，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在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南低。

以自我来观照万物的思维特征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神话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人们正是从自身的生命形态中，感受到精灵的存在，这才有了神话。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其次，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比如，原始先民为了把握一日之中时间的变化，就利用太阳在空间的位置变动来加以说明，并因此创造了种种关于太阳的神话，诸如日出旸谷，至于蒙谷（详见《淮南子·天文训》）等。时间的流逝，在神话中成了一连串具体可感的情节。同样，在神话中，四方也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几何学空间，它必然和某些特定的内容甚至特定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方被表现为春神勾芒、春天、青色、木等，而北方则与冬神颛顼、冬天、黑夜、黑色、水等不能分开。这一思维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联系十分紧密。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是无法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的。

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比如龙凤神话形象，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而形成的，但是，神话的综合仍然离不开具体形象，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龙的前身只不过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标志，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这一威武宏壮的神话形象。显然，这一形象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组合，仍然带有具体、形象的特点。

再次，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这些具有意志、情感的自然万物，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人类的交往，正是构成神话故事的根本原因。

同样，在神话的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比如楚辞《九歌》表演中那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显然与神话形象的情感故事有关。再比如《山海经》中每当出现龙凤神话形象时，总是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的情感体验。神话中所蕴含的情感，是神话之所以感人的魅力所在，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神话中所附属的情感体验。

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黑格尔把“艺术前的艺术”称为“象征型艺术”，认为象征包含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此，人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可以说，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凤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认知和表达方式，还不能说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神话又确实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神话思维中的一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中。相比较而言，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而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呈现在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先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先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神话历史化，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神话就是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些有关历史的神话、半历史或准历史的神化，很容易被解释为历史；另一方面，神话历史化又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因为从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跨过一个鸿沟一蹴而成的，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神话历史化正是这一继承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此外，还有佛教的修改，使得一些古老神话例如后土皇地祗也难逃这种命运。在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茅盾以“玄殊”为笔名写作《中国神话研究ABC》，即曾以《山海经》的内容与《楚辞》互相对证，发现到在春秋时代。根据《楚辞》的《招魂》一篇，后土是主治地下幽都之神。茅盾以为这里所说“幽都”之内，凡物皆黑，颇与希腊神话中说的冥国内阴惨无光相仿。原始人对于死后世界的观念大都是惨厉的。但《山海经》的“幽都”神话并不完全。茅盾还是要引用王逸注《招魂》的内容，才能说明后土是幽都之王。

茅盾在论述中的结论以为：“参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都的守卫者，仿佛等于北欧神话中守卫地狱门的狞狗加尔姆。中国大概也有极完备的冥土神话，可是现代只存留上述的二断片。后人只能知晓幽都门口的守卫者土伯，弯着九曲的身体，摇晃一对利角，参目虎首，张开了满涂人血的手指赶逐人。幽都之内有什么，后土是怎样一个状貌，原来大概一定有，可是现代全都逸失了。后代的书籍讲到冥土的故事极多，然而大抵掺入了佛教思想、印度神话，已不是中国民族神话的原样。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恐怕是中国本有的冥土神话绝灭无存的最大原因。”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孔子就曾说：“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上古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袁珂把仙话也看作是神话的一部分。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话中，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史记·封禅书》所记黄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黄帝骑龙升天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黄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九天玄女”“授（黄）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学中，人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古代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它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孙悟空身上，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女神的失落”

所谓“女神的失落”，亦即女神的降格，是指随着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母权制也随之被父权制取代，女性的地位从高峰跌到低谷。女神世界是女性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所以女神也经历了如女性那样的地位转变。

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开始，人类对祖先的崇拜，也从女神开始。神话的初期，有很多杰出的女神，如中国的女娲、西王母，后土等。考察世界各地的神话史，可以发现越是早期的神话，创世母神的形象就越多。具有较多原始性的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创世神很多都是母神。

然而，当氏族社会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代替母系，父权代替母权，男神居于统治地位，而女神的形象从主角渐渐边缘化到配角的位置。

许多神话中男神取代了女神，这在创世神话中有所体现。纵观神话史，创世神话大体经历了世界由女神（大母神）独立创生、世界由女神和男神结合而创生、世界由一男神独立创造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女神从创造生命的主角变为配角乃至失去了其天赋权利的过程。中国神话中后起的男神盘古被认为是创造世界的神灵，他取代女娲独占了创世之功。

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形象、地位的转变可以探索到当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从母系社会到男权社会。神话中创世者从女神到男神的演变、女神形象从创世大神到生殖神的改变、洪水的故事以及在“文化起源神话”中男神独占文化英雄形象的现象都折射了原始社会世系更替之时女性地位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迁。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以上所述，主要采用了现代文学批评中原型理论。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

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它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它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华夏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而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除了不断出现洪水和旱灾以外，还分布着很多密林、灌木丛和沼泽地，其中繁衍着各种毒蛇猛兽，从《山海经》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人们能了解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先民们在满怀希望中必须切实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并作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

其次，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人类生命珍视。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职掌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以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