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子》是尸佼创作的作品，此书主要写了各学坛对政治、经济、文化、学习等观点的看法。该书于200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尸子 的尚贤论

道家的老子、庄子都反对尚贤使能。老子反对尚贤，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庄子也紧跟老子的不尚贤思想，并强调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在尚贤这一问题上，道家的黄老学派没有采纳老庄的不尚贤主张，而是吸收了儒、墨、法等诸家尚贤的思想，提出了起贤废不肖、亲亲而兴贤、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之类的主张。在尚贤的问题上，尸子与黄老道家保持着一致，提出用贤使能，不劳而治，并将用贤列为治天下四术的一个重要内容，把尚贤、用贤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的层面来认识。尸子将尚贤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提出了全面的人才思想，包括进贤、知贤、用贤三个部分。进贤是引进人才，知贤是了解人才的各方面的需求并满足他们，用贤则是强调要让人才尽其才用。进贤、知贤、用贤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尸子《发蒙》说：国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尽，此其三也。不知用贤、求不得贤，以及贤不尽其用都会对治理国家造成危害，三者不可偏废其一。进贤是指人才的来源渠道，包括君王的求贤和下臣的进贤两个方面。尸子认为，君王求贤对于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但求贤本身也有道，不遵其道是不能招致贤士的。他所说的求贤之道是指求贤的原则和君王对贤士的态度。求贤的原则是不避远近，不论贵贱，也就是要打破地域观念和等级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那么即使知用贤之利也 不能得贤。尸子对君王求贤的姿态也提出要求，要君王卑爵以下贤，轻身以先士，即君王要谦恭地对待贤能的人，要看轻君王的威严而推举有才能的人，并认为这是一个君王正天地、利万物的先决条件，否则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进贤的另一条途径是下臣举荐贤士，为人臣者，以进贤为功，而君王对下臣的举荐也要实行奖惩措施，使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让举荐贤才的人得奖，让举荐不贤良的人受罚，把那些不敢进贤的人作为无能之人对待，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举荐贤士的行列中来。有了贤士之后，君王还要善于知贤和用贤。列子说：“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于自贤。”尸子也认识到了知贤的重要性，提出进贤而当，不若知贤。用贤则要合理使用人才，做到才尽其用，最后让君王通过用贤达到身逸而国治的目的。

尸子的去私论

黄老道家认为法的基本精神是公平与公正，只有“去私就公”才能实现法治，正如《鹖冠子》所说：法者，使去私就公。由此，“去私就公”成为黄老道家政治理想中的重要内容。《黄帝帛书》强调精公无私、君正、为公无私、去私而立公。尸子的治天下四术中，第二术即为去私。尸子的去私的理念本源于天地自然的无私，《尸子·治天下》：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此行者，谓之天子。从推天地以明人事的原理出发，自然得出人君也要无私的结论。尸子认为，私心限制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公心则开阔人们认识事物的视野。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基于私心认识事物，就如同从井底看星星，所看见的不过几颗星；而基于公心认识事物，就如同站到山顶上看星星，不仅能看见星星出来，还能看见星星消失。尸子由此得出结论：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意思是说，将智慧用于私心，那么了解的情况就很少；相反，将智慧用于公心，则了解的情况会很多。所以尸子主张，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出于公心，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认为只有从公心出发认识事物，才可能得到真知。尸子认为，诸子百家之学之所以相互非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家持自己的一己之说，没有出于公心论贵贱、辨是非。公私之心不仅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而且还决定了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尸子·劝学》：爵列，私贵也；德行，公贵也。基于私心，人们会看重爵列，而基于公心则会看重德行。尸子认为，今天下贵爵列而贱德行的现实就是由于人们不能去私就公所造成的。尸子认识到公与私是相对存在的，绝对的去私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君主治国，并非做到完全彻底的无私，而是要存大私，去小私。《尸子·绰子》说：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也。统治者要去除的是自己的一己之私利与私心，而要存百姓、国家、天下的大私。具体而言，舜不歌禽兽而歌民，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都是以大私为无私的表现。

思想体系是划分学派属性的最重要的依据，同一学派内的思想可能有发展和创新，但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应该最大可能保持一致性。要推断尸子的学派归属，必须弄清尸子的思想体系是否与黄老学派保持着一致性，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一致性。尸子的完全文本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今见到的尸子只是一个辑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尸子思想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所幸的是，将现存的尸子文本与黄老学派的经典著作进行对比分析，我们仍然能很清晰地看出尸子的思想体系与黄老学派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黄老学派最核心的思想是“执一、无为”。台湾学者丁原植通过对黄老学派著作《文子》的分析指出，黄老思想是一种建立在“执一、无为”基础上的人文建构。[ 4] 竹简本《文子》记载，文子曰：执一无为。文子曰：一者，万物之始也。在道家的哲学范畴中，一就是道，是指宇宙的本源。道家所说的“执一”就是“执道”。黄老道家承继道家的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总规律，所以他们认为天地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无过于“执一”或“执道”。“执一”或“执道”这两个词在黄老学派的著作中都有出现，黄帝帛书《经法·四度》：执道循理，必从本始。现存尸子辑本中，没有尸子关于“道”的系统的论述，但《尸子·分》出现了“执一以静”一语，仅此四字，已足以说明尸子思想中具有黄老道家“执一无为”的思想要素。

在政治上，黄老道家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政治原则，要求君主不直接处理具体的政治事务，通过对“执一”的总体原则的把握，由属臣去完成每一件事务。现存的辑本《尸子》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尸子·分》：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主张君王通过“执一”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即“令名自正，令事自定”的目的，而“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一语与《黄帝帛书·论》中的“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的表述是相同的。

“援法入道、道法结合”是黄老学派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有学者将黄老道家称为“道法派”，就是由黄老学派具有的这一思想特色而来。黄帝帛书《经法·道法》：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今存辑本《尸子》中不见“道生”的提法，但尸子的法治思想却表现得很充分。

尸子强调：案法，即凡事依法令行事。《尸子·分》：诸治官临众者，上比度以观其贤， 案法以观其罪。《尸子·发蒙》：若夫临官治事者，案其法则民敬事。“案法”在先秦文献中只有两见，其一见于黄帝帛书的《十六经·称》：案法而治则不乱。另一见于法家著作《韩非子·孤愤》：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尸子强调执法要做到令行禁止。《尸子·贵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而《鹖冠子·天则》亦云：禁而不止，上下乖谬者，其道不相得也。尸子主张通过“行赏罚”来达到治国的目的。《尸子·发蒙》：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而黄帝帛书《经法·君正》云：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这些都表明，尸子的法治思想与道家的黄老学派关系十分密切。

黄老学派的思想体系中，除了“援法入道，以道论法”外，还兼采儒、墨、名、阴阳诸家学说而自成一体。尸子也不例外。我们以下仅以黄帝帛书和尸子为例作对比，来考察他们对儒、墨、名等诸家思想的吸收，以此说明尸子的思想体系和黄帝帛书思想体系的一致性。黄帝帛书吸收了儒家的德政、仁义等思想。黄帝帛书《经法·君正》：德者，爱勉之也。强调以仁爱之心来劝勉教化百姓，实行德政。这是典型的儒家学说。儒家的恭、俭、信、慈等范畴在黄帝帛书中也都有提及。尸子对儒家的思想成果十分重视，很多地方直接引征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儒家经典的言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阐发。儒家倡导的君子为人之道， 集中表现为“忠恕”二字，而尸子就有一篇专论“恕”：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也。其中的“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源于《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尸子不仅吸收儒家的德、义、礼等范畴，而且从黄老道家特有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对德、义、礼等范畴重新加以诠释。《尸子·处道》：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从天地自然的本然阐释德、义、礼的合理性。另，《尸子·神明》云：仁、义、圣、智参天地。也是为儒家的仁、义、圣、智等范畴寻找天道的依据。

黄帝帛书吸收了墨家的“兼爱、无私、尚贤”等思想，《黄帝帛书·经法·君正》云：兼爱无私，而民亲上。而尸子亦主张兼爱无私，《尸子·天泽》云：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尸子·治天下》又将“无私”列入治理天下的“四术”之中：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 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兼爱无私的思想主张来源于墨家。《墨子·兼爱》云：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黄帝帛书主张“亲亲而兴贤”，尸子主张则对选贤、知贤、用贤提出了系统的思想，也是源于墨家的“尚贤”。

1.兼爱百姓，务利天下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2.善修国政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3.倡导劝学，强调教化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去邪人除邪欲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4.心以为不义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5.审名分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6.贤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泽》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泽》）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泽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尸子》共22篇，早佚。清代所行辑本有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汪本晚出，能参校三本。据汪本点校，附录诸家评论。近人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卷十七》，有《尸子》校语九条。

1.上卷

一、劝学

二、贵言

三、四仪

四、明堂

五、分

六、发蒙

七、恕

八、治天下

九、仁意

一〇、广泽

一一、绰子

一二、处道

一三、神明

2.下卷

散见于诸书文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