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

bǎi jiā zhēng míng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鸣：发表见解。

1、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至战国时期，社会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2、见：百花齐放

主谓式；作谓语、宾语、定语；比喻允许各种学术流派发表意见。

1、没有百家争鸣，就没有科学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

2、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广纳百家、百花齐放。

噤若寒蝉、强求一律、一家之言、孤芳自赏。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 for attention.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它方面。

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即诸子学说 和老百姓家训）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修”（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儒家，也有黄老学派、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他主张“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著作：《春秋》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六经五经”。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亚圣”之称。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

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过学习礼仪，通过法治，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普通人变为圣人，荀子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性恶论”。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生卒年不详，一说与孔子同时，一说晚于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

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

老子主张以柔克刚。相传老子曾张开嘴让弟子们看，然后对弟子们说：“我那坚硬的牙齿早就掉了，可我那柔软的舌头还在！”

政治上提倡“无为”、“顺应自然”。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又名《逍遥游》是与《道德经》齐名的道家经典。

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为学说为基础而发展的，提出了齐物论。《庄子》一书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对道家学说加以解说。其中的语言形式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道家思想讲究一切讲究自然，不可强求，与儒家思想相反。

庄子认为，水行要乘船，陆行要乘车，治理国家也一样，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批评孔子在鲁国想要恢复西周制度的做法，就像在陆地上推船，劳而无功。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杨朱。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宋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

他主张“兼爱”，消除亲属，贵贱的分别，同等的去爱所有的人。

“非攻”，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尚同”，“明鬼”、“节俭”、“尚贤”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愿望。

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宋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爱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墨子创立严密的组织，墨者团体的领导者成为巨子，墨者行动必须遵守巨子的指挥。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征用，战国后期逐步不受重视。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德约束）。主张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法术势）。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一部军事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就出自这本书。今天此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很多西方的军事学校都把它列为教材。战国时期，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他反对空谈仁义，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这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他主张：“事备而后动”，写成了《孙膑兵法》。他们当时被称为兵家。

代表人物：孙武、孙膑。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

代表人物：邹衍。

纵横即合纵连横。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综合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代表人物：许行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先秦九流十家之一。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被归类于古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方技家代表人物，远古有岐伯、俞拊，战国有扁鹊、秦和，汉初有仓公，其中以扁鹊最为知名，写出了《难经》。

《汉书·艺文志》录有“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今大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现分为《素问》、《灵枢》二书。

方技家以医学为理论基础，但研究范围远宽于医学，当包括后世之医家与方士。房中、神仙二家后世多归入道家。方技家甚至还由治身及治国，《艺文志》指出其有“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特点。后世“方技”一词则泛指医、卜、星、相之术。

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都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二千余年不变。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据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的统计，《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至西汉的典籍 614 家，12990 篇，至今存世的连同残缺疑伪的在内也不过 90 余家，七分之一稍强。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著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后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

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

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 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毁。孙殿起根据《禁书目录》、《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考察，发现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è）。这是“因言废书”。

2. 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必须经过裁断、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绢帛轻便，但价格昂贵，直到丝织业高度发达的汉代，一匹绢尚值六百余钱，相当于六石米的价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献传播的早期，单位文献传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散失的风险也就更大。

而且在书籍主要以传抄形式流传的时代，卷帙浩繁的书流传极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览》1000卷、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于世。

3. 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成为佚书，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后，书籍的传播手段固然先进了很多，但是书籍的质量仍然影响到书籍的流传。

4. 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献观念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为某些稀有文献资料保存副本，甚至于把图书视为奇货、古董，不肯借人浏览，更不用说允许别人录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献都被古人当成了陪葬品。有时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而限制文献的散布。官文书是了解一代社会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史料，但它们历来不向社会流通，深藏宫中或官府，世为秘籍。这样的文献遇到天灾人祸，最易亡佚。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命运莫不如此。

又如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22877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有许多是今已无传本的宋元以前旧籍。此书编成后只抄录了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非常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并不在焚毁之列。但由于儒家经典有利于政治教化，史书也对当代统治者有借鉴作用，因此这些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典籍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书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马端临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由此可见古人观念如此，竟至于对这些书的亡佚毫无痛惜之情。

5. 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

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如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互相争鸣，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