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1904年2月28日—1989年3月20日），号悟我，后经蒋介石改名为培我，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国民党中将。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表现神勇。

1904年2月28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今属流口镇）农家，父亲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

1924年，因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当地乡绅交恶而被迫弃职离乡。经方志敏安排，找到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侬，由他做为介绍人进入黄埔军校一期第二队，和周士第、郑洞国、俞济时、桂永清等成为同班同学。毕业后，黄维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因此很快得到提拔。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团长。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1师团长。

1929年，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主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

1932年，黄维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回到第11师，当时任第18军军长的陈诚对他非常赏识，将其提升为第31旅旅长，由此也被视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

1933年3月，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奉令开往崇仁，担任防守任务，并升为第11师副师长。5月，蒋介石又直接组织指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7月，第18军编制装备改革，黄维就任第11师师长，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受训期满，率部在黎川附近的樟树、横村地区与红军作战。

1934年10月，红军突围长征后，他率第11师留在韶关、大庚岭一带，担任“清剿”任务。

1935年7月，第18军各师进入浙江境内，担负“肃清”在浙西南地区红军的任务。

1937年，奉命赴德国深造，原定一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提前召回国。

1937年9月下旬，黄维接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职，率部抵抗。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生生守了一个星期，打到最后黄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当时，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曾大肆宣传黄师长的忠勇可嘉。不过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的指挥死板僵硬，“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淞沪会战后，他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

1938年，升调第18军军长，在赴江西途中受蒋介石召见。召见时蒋介石送他一张照片留念，并将黄维的号“悟我”改为“培我”。武汉会战时，他将第11师、第67师部署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德安地区一带。9月1日，日军第9师团一部乘第30集团军部署未定，突破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黄维率第18军协同其他部队对其逐次截击、堵击，在马回岭与日军展开激战，使日军迂回德安的企图彻底破产。

1939年，日军攻占越南后，在滇越边境集结兵力，企图进攻云南，严重威胁我国西南各省。黄维继任第54军军长（第54军属于中央军精锐劲旅，装备优良，下辖三个师，第14师阙汉骞部、第50师杨文瑔部、第198师王育瑛部），由昆明赶赴滇越边境驻防，率第54军抗击日军入侵。第54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与黄维有矛盾。不久，蒋介石调黄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黄维遂由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

1944年，日军侵入贵州，直接威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为扩大兵源，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入伍。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督训处”改组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部设在重庆，由黄维任副总监。黄维主持工作一年多，培训学员达五六千人之多。日本投降后，青年军分编为三个军。

1946年6月，黄维被委任为第31军军长，并奉命率部赴台湾。部队到福建集中后，又改调浙江余杭和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但因广大青年不愿打内战，所以这次征集青年军的工作远没有第一次那样顺利。

1947年春，黄维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秋天，又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军官。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集中。黄维遂率第12兵团于8日由驻马店出发，经蒙城、宿县（存在时间1912年-1992年，今安徽省宿州市）向徐州靠拢。一周后，到达阜阳。20日上午到达浍河以南地区，发现解放军已经沿浍河占领阵地，黄兵团再前进已不容易。遂将兵团司令部进驻南坪集。此时，解放军乘虚占领蒙城，切断了第12兵团的退路。25日，解放军在原宿县双堆集将运动中的黄维兵团四面包围。

1948年12月15日，第12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黄维被俘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刚到功德林时一身患有五种结核。经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病症得到了根治。

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牛奶、鸡蛋和肉。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那三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黄维特赦后，才知道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专门派解放军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缺乏营养造成浮肿。黄维后来提起这些事，特别感动。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随即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很关心家乡的建设事业，几次回家乡探亲。

在27年的改造中，黄维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1986年他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

1983年，他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他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表达了对当年同甘共苦，如今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他在给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1985年秋，黄维回到家乡贵溪。

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黄维为去台湾准备了很久，就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黄维却在参加两会后感到身体不适。1989年3月20日清晨，女儿黄慧南突然接到全国政协的电话通知，其父黄维去世了。那一年，他85岁。（黄慧南）一些朋友一直说，其父亲是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黄维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9月下旬，黄维接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职，率部抵抗。上海抗战后，他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1938年，升调第18军军长。7月中旬，日军第51军的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分兵沿长江及两岸进攻武汉。黄维受命参加武汉会战。会战期间，借了8门大炮给时任656团当团长的廖运周，攻打日本人。

1939年，日军攻占越南后，在滇越边境集结兵力，企图进攻云南。黄维继任第54军军长，由昆明赶赴滇越边境，率第54军抗击日军入侵。

夫人：蔡若曙、史逸清

儿子：黄理

女儿：黄敏南、黄慧南。

黄敏南，黄维的长女，195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86年退休。女儿：吴敏卫

黄慧南，黄维的次女，1948年9月生，1994年4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主任药师，民革北京市委常委，民革崇文区工委主委，北京市药监局崇文分局监督员等。女儿：陈融

1934年末，黄埔一期生刘畴西率红10军团在浙赣边遭到黄埔同期同学俞济时的“围剿”。1935年1月刘畴西、方志敏被捕。俞济时想都没想要给老同学开点后门，当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刘畴西被带到身穿将军大氅、烤着炭火的俞济时面前时，俞济时优越感顿生，连寒暄都没有，挥挥手，就让人把刘畴西押走了。同为同学的黄维后来听说此事，对俞济时大为不满，当面损他：“那么冷，你也该叫老同学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杜聿明率远征军出兵缅甸，战败回国，负责对他的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知道这老哥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希望他能够开恩给自己少报些损失，留点儿面子，故宴请黄维。宴会上果然气氛沉重，杜的幕僚有人为活跃气氛，便没话找话，和黄维搭讪，不外乎什么天气很好，风调雨顺啊之类的废话。谁知黄说：“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里来的风调雨顺？”杜部下听他口气，以为他要索贿，便问将军是否需要些款子给家乡？结果黄维大怒。杜长叹退席，知道这书呆子手里绝不会对自己留情。

抗战时，黄维接任第54军军长。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每个人的军饷也只有6元。伙食不好，士兵们吃不饱，战斗力当然要弱，军心涣散。为了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黄维决定给每个士兵增加口粮二两，同时又给军政部门写报告，反映这一情况，还拿一些发霉、掺砂石子的军粮做为物证。关麟征乘机利用此事陷害黄维，向何应钦进谗言，说黄维“有意与军政部何部长为难，实际是煽动部队反对何总长”。当时，何应钦一人双职，既是军政部长，又是全军参谋总长，军权在握，势力庞大。当时军粮质次、粮少，伙食费又低，这在国军各军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部队本来就不满和反感，这次黄维出来直言了，何部长很不高兴。何应钦想杀鸡吓猴，以处置黄维来压服各部队闹事，便命军需署派员去54军检查账目。黄维一向以清正廉洁自诩，他没有按常规向检查大员行贿，反而板起面孔对来人说：“如果你们查出我有贪污中饱私囊之处，请指出，据实报告军政部，将我法办！”言外之意：“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如此这般，本身有“鬼”的“钦差大臣”一“稽查”，能说黄维的好话？除了对亲眼所见的军粮中自己为了那点儿银子掺的沙子视而不见外，反而暗中直找黄维的茬，“证据”找好了，什么也不说，就拍屁股走人。黄维见他们查而不出，懊恨之余，又发给何应钦一份语多激愤的辞职电报，并跑到昆明和何部长大吵一番。何应钦便签呈蒋校长：黄维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报不缴，请予撤职查办。蒋深知黄维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没有撤职查办，给他换了岗位。黄维因为看不惯官场的勾心斗角，决定辞职回乡，这期间黄夫人劝他随和点，他却说：如今抗战不能胜利，就是国家腐败造成的，他宁肯丢官回家种地，也绝不同流合污。于是，带家小返回老家。

黄维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科学研究之中，并曾在1968年得到狱方的赞助展开实验，然而最后实验失败了。在黄维被释放后，他仍然不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周恩来得知后，还向他索要“永动机”的模型，亲自观看。1979年6月，黄维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就开发“重力”能源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会议通过决议，支持黄维提出的科研项目。

“书呆子”气

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

黄维将军的秉性是有固执的一面。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军人，他的这一个性却是与学者型的梁漱溟相通的，他们也因此有着共同的给人印象颇深的性格特征——固执。（人民网评）

黄埔时期，黄维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使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而此时，蒋介石“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说教又恰与黄维合拍。

淮海战役中，黄维的12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赓大将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赓在黄埔时期就是黄维的同学，他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知道黄维是教书出身，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打仗老爱在书本上找依据，动不动就是“兵法云”尔尔。所以，陈赓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使自己的部队进入陈赓的伏击区，当黄维醒悟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后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当他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老同学陈赓时，他竟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