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_一种基于区域科学理论的经济学流派

空间经济学

一种基于区域科学理论的经济学流派

空间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学者沃尔特·艾萨德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定义

空间经济学是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其主要研究理论为规模收益递增，即当所有投入品的数量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时，总收益增加的百分比会大于该百分比。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历史演进

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杜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

杜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杜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和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杜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保罗·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杜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关系、当地外部经济）。杜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象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低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杜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杜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劳恩哈特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

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马克斯·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位移至另一个区位？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

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丁·贝克曼(Martin 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杜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供产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俄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提出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奥古斯特·勒施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分布，这是非常简单的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俄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俄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俄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俄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作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作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理论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三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结晶：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这本书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许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译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在这以后，众多同类著作纷纷问世，其中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中就包括两本:《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200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二十一世纪以来，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事实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也赋予了空间经济学崭新的生命力。

发展情况

四十多年前，沃尔特·艾萨德(Isard)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区位与空间经济学》一书，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使得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做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城市经济》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杜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Anthony·J·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核心观点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

1、经济系统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使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聚集力和分散力随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相对快。在空间贸易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分散力会相对大一些，这时市场拥挤效应占优势，经济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产业的均衡分布得以稳定。当间空间贸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聚集力超过分散力，市场的接近性优势超过了市场拥挤劣势，均衡分布被打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集中，随之初始均衡分布结构演变为非均衡分布结构。

3、在某些临界状态下，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可以发生突变

如果产业为均衡分布且贸易自由度很小，则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到某一临界值后，贸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聚集，因为此时所有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是稳定的。这种特征包含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就是量变到质变过程，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可流动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但总要受到某种约束力的制约，这是量变过程，但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则此时正负反馈作用力相等，如果再提高贸易自由度，则可流要素迅速向适合于它们的区域转移，这是质变过程。这种经济的量变到质变特征告诉我们，根据传统的线性思维预测政策变动的效应，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失误。

4、空间经济学第二个突出的特征是区位的粘性，也就是“路径依赖”

不知何种缘故，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已经适应这种模式或路径，紧紧地“粘上”了这种模式或路径，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付很大的成本。当粘性很强时，经济系统内生力量是很难改变原有状态的，此时外生冲击，如某种政治事变，人们预期的变动或出台新的区域政策等将起重要作用，但外生冲击的冲击力要大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约束力，如果出台的政策力度小，那么这种政策是无法改变原有的状态的。再者，正因为这种粘性存在，任何区域的经济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如果没有这种粘性或量变过程，那么任何区域的经济都是瞬时万变的，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意义。

5、人们预期的变化对经济路径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空间经济学告诉我们，当区际贸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区间值时，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存在多和长期稳定均衡，进而出现不同产业分布模式相互叠加的情况。当出现这种叠加区时，如何选择发展路径主要取决于人们预期的变动，此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任意选择不同的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这种选择时的主要依据为有效性原由，即每个个体都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某种经济模式是有效的，在此每个个体也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经济模式。这样，人们预期的变化将把原有的经济系统推向另一种经济系统。

6、产业聚集带来聚集租金

当出现产业聚集区时，可流动要素将选择这种聚集区，因为在聚集区可以得到集聚租金。这种聚集租金可以由工人所遭受到的损失来度量，也就是当产业完全聚集稳定均衡时，工人从聚集区转移到边缘区时遭受的损失。聚集租金是贸易自由度的凹函数，当贸易自由度处于一特定区间时，聚集租金大于零，贸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值时，聚集租金最大，而后随自由度的提高，聚集租金下降，显示为驼峰状。聚集租金的政策含义很明确，即当产业聚集在某一区域是稳定均衡时，经济政策的边际变动不会带来经济状况的变化。

融合创新

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外围”模式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 “冰山成本(icebergcost)”。经济的演化将可能导致“中心—外围”格局：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条件有三个：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当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时；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意味着较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它们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鲁格曼特别提倡这种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驱动力)。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也就是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以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分布也可能是稳定的。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式所探讨的问题。

在单一地理中心中，有一个制造业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但当人口不断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此时孤立城市中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从而导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继续向下发展。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这种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的共同作用,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描绘了市场潜力。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就因为一条运河的作用，这条运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起源于大约60年前斯坦福大学决策者的先见之明。

当然，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区位优势有催化作用：当一个新的中心出现时，一般情况下会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过自我强化不断扩大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

国际模型

在前面两个“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国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都是国界惹的祸(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外围”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国家集聚。那么，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涉及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和国际不平等或世界经济的“俱乐部收敛”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世界(更完善的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空间经济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对一国内部来说，开放对外贸易是提升了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空间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是保罗·克鲁格曼和他的国际同行。克鲁格曼在中国经济界耳熟能详，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新贸易理论，也不仅因为他的《国际经济学》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的选用教材，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测使他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声誉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鲁格曼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传人。为什么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空间经济学情有独钟?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觉得纳闷，怎么如今经济学对空间问题感兴趣了?一些人过去没有听说过空间经济学，于是认为经济学是否手伸得太长了，伸到别人的领域中去了。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过去主流经济学研究三大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却忽略了“在哪里生产”即生产活动的空间定位问题。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忽略空间问题,是因为没有掌握描述空间的手段。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这种特征就是指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

反过来,为什么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因为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所有模型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问题,这使得经济的空间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盲点。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将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和美国哈佛大学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式化。这个模型为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扫除了前进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引发了经济学研究中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空间经济理论。

产生影响

空间经济学是一门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众多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学科。借助于空间经济理论,我们可以考虑中国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已有珠三角这个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业中心?“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如果过去已有制造业中心,自然它会得到维持;如果起初没有,则未必会形成中心。事实上亦是，长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维持，而东北或中西部则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东北和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强化这些基础也有望成为次级中心。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有助于这种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的实现。

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国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应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国如今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与新中国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变的?未来趋势可否预测?空间经济学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仅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史学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集聚，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行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犹如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长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我国史学界最近十年来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瞩目。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鉴意义。在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区域虽然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