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楷（1109年—1146年），高丽王朝第17任君主（1122年—1146年在位）。字仁表，原名构，是高丽睿宗王俣与顺德王后李氏所生之子，1115年被立为王太子，1122年继承王位，到1126年为止由其外祖父李资谦执政。王楷在位前半期，统治集团内讧频繁，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126年，王楷欲除李资谦未果，旋在拓俊京的帮助下打倒李资谦，翌年又流放拓俊京。其后宠信和尚妙清，妙清等在劝王楷迁都西京（今平壤）、征伐金朝、称帝建元均未果后，于1135年在西京发动叛乱，次年被金富轼镇压，政局才安定下来。王楷在位时正逢金朝兴起、灭辽侵宋之际，高丽于1126年向金朝称臣，1142年金朝册封王楷为高丽国王，在这期间宋朝先后要求高丽协助攻金和假道入金，均被高丽拒绝，高丽与宋朝的邦交也宣告终结。王楷死后庙号仁宗，谥号恭孝，葬于长陵。

乾统九年（1109年）十月初四日，高丽睿宗王俣的长子出生，此子的母亲是上年被纳为嫔妃的贵族李资谦之女延德宫主李氏（顺德王后）。天庆四年（1114年）十一月，睿宗赐元子名构，十二月其母李氏被立为王妃，翌年二月册立王构为王太子，并奏报辽朝。本来辽朝会依例册封高丽王储为三韩国公，由于辽金战争的爆发而没有实现。辛丑年（1121年）正月，太子加元服，后改名为楷。壬寅年（1122年）四月，睿宗病重，临终前由金富轼拟遗诏，传位于太子王楷，李资谦奉王楷即位于重光殿，是为仁宗。

仁宗即位时年方十四岁，他的叔叔们颇有步他们父亲高丽肃宗后尘的觊觎之心，李资谦则利用扶保仁宗登基的机会攫取了大权。原本肃宗凭借平定李资义之乱夺位，三代与王室联姻的仁州李氏外戚家族遭到限制，李资谦等被迫蛰伏。但随着睿宗纳李资谦之女为妃并生育仁宗，李氏家族死灰复燃，势力重新膨胀起来。仁宗即位后，就封李资谦为协谋安社功臣、守太师、中书令、邵城侯，同年十月加封汉阳公。十二月，李资谦借口韩安仁、文公美（后改名文公仁）等图谋拥戴带方公王俌，整肃了一批反对派，从而巩固了权力。不久后李资谦因母丧去位，仁宗遣使令其起复，并于甲辰年（1124年）七月加封李资谦为“朝鲜国公”，兼任三省长官及判吏、兵部，开府建宫，仁宗出乾德殿门外亲传诏书，百官先进宫祝贺，后到李资谦府上祝贺，礼数比王太子，生日也如同帝王一般被称为“仁寿节”，可以说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

仁宗即位之初，中原形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高丽的前宗主国辽朝在金朝的攻击下濒临灭亡，金太祖派习显（又作实现）出使高丽，通报其平定的辽朝州郡，其时正值带方公事件期间，李资谦在事后礼待金使，金使又告知高丽辽天祚帝已逃往西夏（实为辽朝西境的夹山）。癸卯年（1123年）八月，高丽派河则宝从海路出使辽朝，但找不到辽廷所在而还。同时，高丽还强化了对金朝的戒备。

作为金朝盟国的宋朝也加强了同高丽的联系，派遣国信使路允迪、傅墨清带着礼物和宋徽宗御制的诏书和祭文，在癸卯年（1123年）六月抵达高丽，祭奠睿宗王俣，并提示辽朝将亡，高丽可以回归宋朝，恢复宋朝的册命，仁宗以“忧制未终”为由谢绝了宋使的提议，次年派枢密院副使李资德和御史中丞金富辙出使宋朝，谢恩并献方物。此前宋徽宗不听高丽忠告，执意联金灭辽，辽朝在宋金的夹击下于乙巳年（1125年）灭亡。这年五月，高丽派去金朝报聘的使者因国书非“表”且不称臣而被金朝拒绝接纳。金灭辽侵宋的消息传来后，高丽开始考虑自身处境，于丙午年（1126年）三月讨论事金问题。大多数大臣认为不可，权臣李资谦、拓俊京两人则说：“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处于李资谦摆布下的仁宗只好听从这个建议，并派李资谦之子李之美在太庙占卜对金的和战问题，结果自然是决策事金。四月，仁宗派郑应文、李侯出使金朝，奉表称臣，金太宗在回诏中称赞“加非兵革之威，诱不玉帛之惠，自然来者，不曰良哉！”于是高丽成为了金朝的属国。

就在高丽决策事金的这一年，发生了李资谦之乱。李资谦以仁宗外祖父的身份“专制国命”，权倾朝野，家族也鸡犬升天，史载其“诸子争起第宅，连亘街陌，势焰益炽，贿赂公行，四方馈遗辐凑，腐肉常数万斤，强夺人土田，纵其仆隶掠车马输己物，小民皆毁车卖牛马，道路骚然”。此外李资谦还强行将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长大成人的仁宗也对李资谦心生不满，曾就如何使李资谦下野的问题派人秘密咨询老臣金仁存、李寿（李公寿），金仁存等都建议仁宗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到了丙午年（1126年）二月，内侍祗候金粲、内侍录事安甫鳞、同知枢密院事智禄延、上将军崔卓、吴卓、大将军权秀、将军高硕等在仁宗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欲一举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李资谦因事先获知消息而没有入宫，拓俊京率军进宫不成，乃不顾仁宗亲至城楼命军士解散的圣旨，纵火焚宫。仁宗在十多名侍从的护卫下逃到山呼亭，为了避免被害，仁宗甚至下诏将王位禅让给李资谦。李资谦自知其他贵族大臣不可能支持他取代王氏，便涕泣还书于仁宗，说：“臣无二心，惟圣鉴谅之！”最后所有牵连政变的人员都被拓俊京杀死殆尽，王宫也几乎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三个亭子和内帝释院廊庑数十间，直史馆金守雌一个人背着国史，将其埋在山呼亭北，才使历代实录幸免劫难。仁宗则被挟持到南宫，后又被挟至李资谦祖居重兴宅西院软禁起来。李资谦及其妻跪地拍手痛哭说：“自皇后入宫，愿生太子，及圣人诞生，祈天永命，无所不至，天地鬼神，鉴吾至诚，不图今日反信贼臣，欲害骨肉！”仁宗羞赧无言。

李资谦并非真正忠于王氏，高丽一直流传着“龙孙十二（王）尽，更有十八子（李）”的谶语，因此李资谦也逐渐萌生了取王氏而代之的念头；仁宗则采取了离间李资谦、拓俊京两人关系的对策，透过内医崔思全的穿针引线而成功拉拢了拓俊京。丙午年（1126年）五月初一，仁宗移驾延庆宫，李资谦则寓居宫南，凿北垣以通延庆宫，并取走军器库的铠甲兵器藏在家里，仁宗曾一个人去北垣痛哭。李资谦又企图毒害仁宗，被其嫁给仁宗的女儿（后来的福昌院主）秘密报告给仁宗而未能得逞。五月二十日，仁宗写御笔密信给拓俊京，称李资谦将发兵犯阙，图谋不轨，于是拓俊京发难，将仁宗接到军器监，召李资谦入觐并囚禁之。仁宗以李资谦为其外祖父而不忍诛杀，将李资谦及其亲属同党流放外地，结束了李资谦的统治。拓俊京虽成为功臣而获得重赏，但很快就遭到兔死狗烹的命运。丁未年（1127年）三月，左正言郑知常上书论拓俊京焚宫之罪，仁宗便下令流放拓俊京，至此仁宗才完全掌握了权力。

李资谦、拓俊京虽然先后被铲除，然而他们称臣金朝的对外政策则被仁宗延续下来。丙午年（1126年）九月，金太宗所派的宣谕使高伯淑、乌至忠来到高丽，命令取走原保州（高丽义州）居民及流入高丽的边民后同意赐保州之地于高丽，高丽如同对待辽使一样对待金使，并上表谢恩。次年九月，金朝又派耶律居瑾、张淮来高丽，宣布其俘虏宋朝徽钦二帝、拥立张邦昌的消息，高丽上表称颂金朝“神兵一挥，率土大定，东西南北，拓地增疆，华夏蛮夷，望风束手，功业光辉于竹素，威灵耸动于乾坤”。戊申年（1128年）十二月，金太宗又派司古德、韩昉来高丽，通报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的消息，同时传达金太宗就保州划界、逃亡人户及去年谢恩使随行人员打死金人等金丽外交问题作出的指示，并令高丽奉上誓表。高丽不愿上誓表，召集全国饱学之士来商讨推脱之辞，但被金使韩昉驳回。次年由金富轼拟就誓表，上呈金朝，称“誓以君臣之义，世修藩屏之职，忠信之心，有如皦日，苟或渝变，神其殛之”。此后，仁宗又遣使向金朝进奉御服、衣带、银器等物。金朝继续催促高丽送还逃亡人户，庚戌年（1130年）十二月，高丽以不知情为由恳请金朝停止这一要求，金太宗开恩允许，包括保州问题在内的金丽外交悬案终获解决。

高丽既然选择称臣金朝，与宋朝的邦交自然也进入尾声。继路允迪使团之后，宋钦宗派遣的使节侯章、归中孚于丙午年（1126年）七月抵达高丽，通报宋钦宗的继位，并指责高丽对金朝“不能荡其巢穴，以报中国，岂累朝待遇殊绝之意耶？”鼓动高丽协助宋朝攻金，“率励师众，相为表里，以行天诛”。高丽的回复强调“以中国之大而如此（指与金朝签订城下之盟），况小国孤立其将安恃乎？……载念本国，天灾流行，府库焚荡，凡为御戎之具，靡有孑遗，方议鸠工，以图兴复。今诏书委曲谕示，此实雪旧耻、报大恩之日也。然以残弊之兵，当新胜之虏，恐非勉强所能及也”，虽然最后承诺将在“王师（宋军）临压彼境”时尽力协助，但实际上跟睿宗朝承诺协助辽朝一样，只是敷衍而已。送走侯章一行后，高丽于九月派金富轼、李周衍去宋朝祝贺宋钦宗登极。金富轼一行到了明州后，宋钦宗采纳御史胡舜陟之建议，把高丽使臣留在明州，不让入京，但接纳其贡物。同年冬发生靖康之变，金富轼一行听说消息后于翌年五月回国。一年后的戊申年（1128年）六月，宋高宗所派的国信使杨应诚带着“假道高丽、迎回二圣”的使命来到高丽，要求高丽“津发”宋使与金朝搭上关系，仁宗听了后面有难色。高丽君臣担心金朝“如闻使节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因此“朝议牢执不许”，对杨应诚的反复要求均予以拒绝，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杨应诚在高丽待了两个月，一筹莫展，只好带着高丽的谢表而还。随后仁宗派尹彦颐出使宋朝，上表谢罪。宋高宗听说杨应诚出使失败后，为高丽的“忘恩负义”感到震怒，不过最终还是在扬州行在所礼待了尹彦颐一行。庚戌年（1130年）四月，宋使王正（政）忠来高丽宣诏，令高丽暂停入聘。

辛亥年（1131年）四月，仁宗从商人卓荣那里获悉宋军驱逐过江金军的消息后，对群臣说：“前者侯章、归中孚来请援，不能从；又杨应诚欲假道入金，又不从。自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何？”在群臣建议下于翌年二月派崔惟清、沈起出使宋朝，得到宋高宗厚待。癸丑年（1133年）二月，仁宗又派韩惟忠、李之氐去宋朝谢恩，因海上遇风而还。乙卯年（1135年），宋朝派吴敦礼向高丽提议助剿西京叛乱，被高丽谢绝。丙辰年（1136年），高丽收到了宋商带来的公凭，称西夏将通过宋朝与高丽往来，高丽派遣持牒官金稚规（又作金稚珪、金惟珪）到明州，恳求宋朝“无使小国结怨于金”，宋朝害怕他是金朝间谍，便在明州将他遣还。此后宋朝与高丽一般通过商人来进行间接联系，两国邦交实际上已经断绝。就这样，高丽在中原干戈扰攘之际，弃辽宋投金朝，并小心谨慎地使自己不卷入宋辽金之间的战争，从而保全了国运。

对于称臣金朝，大多数高丽人都是不情愿的。在丙午年（1126年）三月百官议论事金问题时，除了李资谦和拓俊京外“皆言不可”。高丽不愿事金，主要是因为臣属关系颠倒的巨大落差，从过去女真部落对高丽的臣服以及高丽对女真的优越感（据传完颜氏还出自高丽），到睿宗时金丽约为兄弟之国，再到仁宗时成为金朝属国，自然会让高丽人的心理严重失衡，正如大臣尹彦颐所表达的意见：“女真本我朝人子孙，故为臣仆，相次朝天，近境之人皆属我朝户籍久矣，我朝安得反为臣乎！”仁宗虽然延续了李、拓既定的事金政策，但围绕对金外交问题所引发的高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则逐渐蔓延，最终引发了妙清之乱。

李、拓相继被铲除后，高丽统治集团分为两派，一派以金富轼、金富仪（金富辙）、李之氐（李资谦堂侄）等朝臣贵族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对金事大，另一派则是以僧侣妙清、日官白寿翰和朝臣郑知常、金安、文公仁等为代表，主张反金独立。仁宗起初宠信后者，利用其势力打倒权臣拓俊京，其后便巡幸其势力的策源地——西京，并颁布新政策之诏书，以示万象更新。仁宗在西京时，边将谎报宋朝击溃金兵，长驱直入，金朝将亡，郑知常、金安趁机建议仁宗出兵北伐，响应宋朝，仁宗在派人咨询了老臣金仁存后没有允许，不久金富轼从宋朝回来，证实宋金战况恰恰与高丽边报相反。然而仁宗仍表示“近以蕃酋（指金朝皇帝）窃据大号，乘两国（辽、宋）乱离之会，肆一夫桀黠之奸，久鄙我邦，屡行虐命。以嫚书而报汉，天方厚其疾焉；使制挺以挞秦，朕欲雪其耻矣。所以正君臣之分，纾疆埸之虞，俾后世知屈之有伸，则天下咸受其大赐”，大有灭金之志。

被视为“圣人”的妙清进一步主张开京宫阙被烧、王气已衰，强烈鼓吹迁都到他的家乡西京，遭到金富轼、任元敱（仁宗外戚，后改名任元厚）、李之氐等人的反对。妙清又说西京的林原驿的地形为阴阳家所谓的“大华势”，在这里建立宫阙就可以兼并天下，让金朝向高丽称臣、三十六国来朝。仁宗为其所动，再次巡幸西京，并派白寿翰在林原驿选择新宫所建之地，这是宋使杨应诚走后的戊申年（1128年）九月的事。次年新宫（大华阙）建成，仁宗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妙清因而势力大增，其党羽纷纷请求仁宗称帝建元，以及与刘齐约定一起北伐金朝，面对这些非分之请，对妙清几乎言听计从的仁宗不得不为之犹豫。壬子年（1132年）三月，在妙清、郑知常的指使下，检校太师致仕李齐挺等五十名西京父老联名上书，以大同江出现“神龙吐涎”的祥瑞为由，恳请仁宗称帝建元，以压制金朝。仁宗询问大臣李之氐，李之氐说金国是强敌，决不可轻视，而且所谓祥瑞未必属实，仁宗便没有接受称帝建元之请，后来果然发现所谓祥瑞是妙清等以油浮于水制造出来的。可是，仁宗依旧宠信妙清，不理睬反对妙清的谏言。

尽管妙清颇得仁宗宠信，但在这数年间反而是灾异连连，反对派的谏言也不是毫无效果，因此仁宗虽然屡幸西京、建立宫阙，却始终没有迁都，对于称帝建元、征伐金朝的请求也不可能同意。甲寅年（1134年）十二月，妙清再次指使朝臣上书请求仁宗称帝建元，仁宗不答复。妙清见和平手段无效，便于乙卯年（1135年）正月在西京策动分司侍郎赵匡、兵部尚书柳旵等起事，国号大为，年号天开，并敦请仁宗来西京即皇帝位。仁宗自然不可能前往，一面任命金富轼为元帅，出兵讨伐，一面派人招安妙清等。赵匡见大军压境，其他地区又不支持西京的叛乱，便杀了妙清及柳旵父子，归顺朝廷。由于赵匡派去请罪的使者尹瞻等被朝廷囚禁，赵匡旋即在西京再举反旗，推崔永为元帅，自己为副元帅。鉴于西京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五军会攻都无法攻克，所以金富轼不予强攻，而是安营扎寨，长期围困，等到城中力竭之时，在尹彦颐的请求下，出动三路精兵共7000人偷袭西京，一举平定，赵匡自焚，崔永等被俘虏后斩首，由妙清引起的叛乱至此平息，这是丙辰年（1136年）二月的事。

妙清之乱结束后，经历了十年动荡的高丽内外政局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内部是以金富轼为代表的文官贵族掌握政权，儒教、佛教和文学都不断发展，金富轼奉仁宗旨意，于皇统五年（1145年）十二月完成《三国史记》五十卷，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兴盛；对外则强化与金朝的宗藩关系，缓解两国间的敌意，宋金议和后，仁宗在壬戌年（1142年，皇统二年）五月接受金熙宗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同年七月，高丽开始使用金朝年号，正式遵奉金之正朔，仁宗将此事通告太庙及历代先王陵寝，标志着金丽关系步入正轨。

进入皇统六年（1146年），仁宗生病，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巫师先后占卜说李资谦和拓俊京的鬼魂作祟，仁宗乃将被流放外地的李资谦妻儿遣返原籍，并追赠拓俊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召还其子孙为官。然而，仁宗还是无可避免地病入膏肓，于二月二十八日薨于保和殿，享年三十八岁。死后庙号仁宗，谥号恭孝，后加谥为克安恭孝大王，葬于长陵。

癸卯年（1123年）六月，跟随路允迪使团来高丽的宋朝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徐兢仔细观察了高丽社会百态，绘制并撰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在该书第二卷描绘了时年十五岁的仁宗王楷的形象，并附上文字说明是“楷眉宇疏秀，形短而貌丰，肉胜于骨”。虽然该书的所有图片均已亡佚，所幸文字记载保存至今，所以仁宗也成为高丽王朝唯一一位容貌被确切记录下来的君主。

仁宗即位之初，在宋朝使节到来时毕恭毕敬，史称他“紫罗公服，象笏玉带，拜舞抃蹈，极谨臣节”。后来向金朝称臣，据说“固非仁宗出自清衷”，但仁宗却对金朝也非常恭敬，有词臣应制诗文，其中指金朝为胡狄，仁宗看了后惊讶说道：“‘安有臣事大国，而慢称如是耶？”

相比乃父乃祖而言，仁宗在诗歌上的造诣似乎不高，《高丽史》中几乎没有他赋诗的记录，但在《补闲集》中记载了他在开京宫阙重建竣工后所吟的一绝：“此地君臣乐，虚经十八年。幸因匡弼力，既醉复如前。”仁宗更大的造诣在书法上，他与高丽太祖、高丽明宗、高丽恭愍王都是以擅长书法著称的君王，被盛赞为“下笔如神”，开京重建宫阙的所有匾额均系他亲笔题写。仁宗唯一保存至今的书法作品是“妙香山普贤寺之记”的题额，被后人评为“行书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