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1885年9月12日—1944年12月20日），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

王伯群，1885年（清光绪十年）农历七月廿八日（公历9月12日）生于贵州兴义景家屯，乳名震章。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今兴义市）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伯群任干事。

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伯群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1914年，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

1914年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1915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1915年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伯群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

王伯群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1915年10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915年12 月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915年12 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

1915年12 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

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

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再也无法维持其统治，于1916年6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

1918年，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

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1920年，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王之弟文华于1921年（民国10年）3月被刺后，王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果。

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6年，北伐战争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王伯群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

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校长职务。此议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管辖部门部长兼掌交大的校长。

在1928年7月1日，新校长王伯群就职宣誓仪式上，主持监誓的蔡元培称部长兼任校长有“三利”：一是能知道国家需要何种人才而培养；二是经费容易筹措；三是人才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王伯群对交通大学进行改组，将沪、唐、平三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设三地，上海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并逐渐转向“教育救国”。

1928年秋，王伯群、招商局总经理赵铁桥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具体由吴淞商船校友，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杨志雄负责筹办，收回吴淞校舍，于1929年9月1日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29年10月8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正式开学，并将1929年10月8日定为复校纪念日。王伯群出任复校后的首任校长，亲自为学校题写了“忠信笃敬”的校训，悬挂于学校礼堂入口处。

“忠信笃敬”四字校训来源于《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翻译成白话文，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即使到了外邦，也行得通。言语欺诈虚伪，行为轻浮狂妄，就是在本乡本土，难道行得通吗？”）王伯群校长题“忠信笃敬”，目的在于从“言”和“行”两个方面，“寄学生以品学兼优的希望，以求世界影响”。

吴淞商船“忠信笃敬”校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儒家思想精髓，“言忠信”、“行笃敬”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内在要求，也蕴涵了吴淞商船的精神追求与办学理念。

1932年，王伯群先后辞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抗战期间，王伯群任“私立大夏大学”校长，在贵州兴办实业救国，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1924年，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

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

1929年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

作为著名教育家，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1927年-1944年）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29年）。

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五十所，竞争殊为激烈。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本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

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吴泽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刘思职、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会声誉日隆，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本书首次披露王伯群保护鲁迅一事。1930年3月20日，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发出训令，言大夏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究竟实情如何，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以凭核办。”作为校长的王伯群，呈文报告说：“该（群育）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及演讲既毕，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在王伯群的斡旋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王伯群与理学院院长夏元瑮教授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时为人传颂。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国最早译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任物理学教授，1938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1944年8月13日，夏突患心脏病，闻悉病状，王伯群极力组织抢救，并亲撰公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夏教授提供血浆：“第念夏元瑮博士，为国内有数理学家，于学术界之贡献殊巨，为此函请贵会、所惠分AB血浆若干，如蒙俞允，毋任感荷！”

夏教授于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群悲痛欲绝，含泪撰写布告，请全校师生参加夏的送殓仪式。同时给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详情：“阁下与令嫂远在沪平……只得由本校与此间各界发起组织治丧委员会……举行盛大追悼会……医药丧葬费用，预计在三十万元，除由本校拨助十万外，并发动募捐及呈部请予褒扬”。之后，王伯群多次报告，请求教育部从优抚恤夏院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教育部最终呈请行政院优予抚恤，并转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解决夏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在大夏专门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这段超越校长与教授之间关系的手足之情，令人击节赞叹。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

1940年，王伯群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未征求大夏大学的意见，行政院硬生生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师生、校董和校友闻悉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现在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其一生忠贞赤诚，志向坚定，心怀远虑。

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