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焘（1882-1949），原名卢启熹，号亮畴，后改名卢焘，号寿慈。1882年（光绪8年）农历九月初一，生于广西宜北县五洞九伦村（今环江县明伦镇明伦街）一个贫寒的壮族农民家庭。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他1882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卢泰留，是一位粗识文字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母亲莫氏，系文盲，但为人贤惠，勤俭持家。全家的家产是祖父早年去世时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和三亩多薄田。

卢焘由于家境贫寒，九岁才进私塾启蒙。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他学习很用功，晚自习家里没油点灯，他就把干竹条、油松片等点燃照明，常常熬夜苦读。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17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卢焘不仅学业出类拔苹，而且机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16岁，趁假期跟随在象县任军职(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轩到象县（今象州）玩。其间，郭主事带兵出差柳州。当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县后，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由于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时惊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卢焘挺身而出，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铳，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派人赶赴柳州报警。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破城。天明时，他们见匪帮只有少数土枪，武器还不如守城兵民，便大开城门冲杀而出，匪帮力不能支，丢下耕牛、财物，争相逃命，象县各界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郭醴轩获悉，对卢焘更是夸奖：“你要早生十年，对我就大有帮助了。”

1900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

1904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1905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07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组织南方起义。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遂离开军营，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作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1908年6月，他们运一批樟脑到香港卖掉，转买了一批武器弹药，暗藏在回头货棉纱包内，途中被武宣县厘金局查出没收。张铁城、卢焘均被广西当局通缉，分别逃往奉天（今辽宁）、香港。不久，卢焘从香港返回南宁，经龙州取道安南河内，转往云南。

在南宁，卢焘反复思考，总结失败的教训，他觉悟到，要继续革命，赤手空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设法加入新军或进军事学堂，学习军事技术，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更多的同志，共同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打算：一是到昆明去，那里有一位柳城同乡在官府做事，可找他帮忙加入新军或进讲武学堂；二是到龙州去进中法书院。

正在酝酿下一步路如何走的时候，得友人介绍去拜会龙济光管带，因为龙济光和卢焘的姐夫郭醴轩属同僚。卢焘向龙借200银元去龙州读中法书院，龙婉言推却；又请他介绍去进云南讲武堂，龙也没有答应。而龙济光却见卢焘人品端庄，又有才学，一心想留他在部下当文书。他对卢焘说：“你这个文弱书生，扛把洋伞还差不多，你扛得动洋枪吗？我看你就在我这里当个文书吧，每月有20两银子的薪水。”卢焘考虑再三，没有同意，因为他此时并不是要找碗饭吃，谋个职务，而是要学军事，学习文化，继续革命。于是，卢焘向友人借了些盘缠，就沿左江步行而上，向龙州进发。

卢焘一个人步行去龙州，前路茫茫，说不尽的孤单和惆怅，沿途美丽的风景，他视而不见，无心浏览。由于赶路心切，某日已是黄昏，他还未找到住宿的地方。突然阴云密布，竟下起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天又黑了下来，视线在一丈以外就看不清楚。一条小溪拦住了去路，暴雨之下，溪水猛涨数尺奔腾急湍，卢焘实难越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卢焘心急如焚，于是他大声呼喊，看看邻近有没有人。突然，有两个年轻小伙，扛着扁担，一面哼着山歌，一面走来，二话不说，一人站到水中，一人站在岸上，将扁担递给卢焘，把卢焘接过小溪。卢焘上岸后，急将被水打湿的衣衫拧干，正要向两人道谢，可是那两人已不见踪影。

卢焘不得不星夜赶路，摸索前进，走到半夜才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村落。他到一家茅屋敲门，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马上在火塘烧起柴火让卢焘烘烤衣服，又立即煮饭给他吃。第二天，卢焘千谢万谢，继续登程赶路。

一天，卢焘走到一个小墟集，见有一沿江而上的电轮船停泊于墟岸边。此时，他已走得腰酸腿痛，很想坐船去龙州，但囊中空空，连船钱也不够。卢焘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船再说，到龙州后再找熟人借钱付船资。于是他在人群中挤上船去，由于太疲倦，就在大仓的楼梯脚蟋伏而卧。第二天天刚亮，他忽然听到有银毫落在仓板上的声音，而且靠近自己。他想，是不是楼上帐房漏落下来的，但是向上一看，根本又没有什么漏洞。由于几天的徒步跋涉，他非常疲倦，因而继续睡下去，同时等待别人来寻找银毫。可是直到下午，也不见有人来找。卢焘把银毫一数，竟有好几块钱，不仅足够船资，而且尚有结余，他感到十分幸运，真乃天助也。

卢焘到龙州逗留了一个多月，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同住那个客栈的有一个贵州盘县人叫冯松生，是一个贡生，卢焘和他很谈得来，情投意合，并结为金兰之交。冯松生也是到龙州谋事的，刚到不久，正在等待机会，盘缠不多，手头也很拮据，所以暂住在小客栈。他比卢焘年长，看到卢焘很有志气，既结为金兰，便以兄长的身份对卢焘多加照顾。 时值冬末，如何度过年关，是摆在眼前的迫切问题。冯松生便对卢焘说：“我们都是读书人，又能写字，不如写点春联去卖，好度过年关。”卢焘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上街买了一些红纸，冯松生在客栈写好春联，卢焘拿到街上去卖。遇到赶墟之日，村民们看到春联写得很好，书法漂亮，内容又喜庆吉利，买的人特别多。邻近这个小客栈的居民，也都纷纷前去请他们写对联。所得收入，除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外，还集累了一些川资。

1909年4月，卢焘告别冯松生，离开龙州于5月抵达昆明，投入云南陆军第19镇机关枪营营部当司书生。8月，他考入该镇的随营学堂。次年2月，随营学堂并入云南讲武堂，卢焘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

此时，云南讲武堂系同盟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讲武堂的很多学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卢焘进入讲武堂后，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胡瑛、李云鹄、金汉鼎、李汉文、田钟谷等人结拜为兄弟。

1911年9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19镇73标3营后队当见习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的同盟会组织立即响应。10月30日，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攻占云贵总督府、兵工厂和军械局，进而占领昆明全城。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73标3营3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2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11月，独立大队急行军进占四川古蔺县。卢焘进入县衙视察，发现县衙内人员早已跑光．但存有数万银元，他即派兵严加看守，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乱动，违者严惩。接着，他下令找回县长，并向县长宣讲滇军援川的意义，又将银元分文不少交还县长，然后率部离开古蔺。从此，古蔺县人齐声称赞卢焘是一位不贪钱、禁抢掳的好军官。

四川宣布独立后，卢焘奉唐继尧之命，于1912年3月由川入黔。5月，被委任为大队长。1913年1月，又奉任支队长。继而奉命回滇“平乱”。这时，卢焘发现云南政局复杂，唐继尧开始暴露出背叛革命，依附北洋政府的倾向，便借故辞职回桂闲居。

1914年4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从柳州到达贵阳，被任命为贵州东路巡防管带。7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1团团长、卢焘为团副。

1915年4月，王文华为培训黔军基层军官，组建模范营，委任卢焘为中校营长。卢焘就任后，感到担任教练的人才缺乏，乃邀请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到黔相助，同时在黔军中抽调下级军官到模范营受训。贵州军阀中后来的一些显赫人物，如周西成、李晓炎、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曾是模范营的学兵，当然也是卢焘的部下和学生。这些人后来主持黔政之时，把卢焘当作老长官，极为尊敬。

1916年1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反对帝制，永保共和”，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1、2、3团，卢焘被调任第2团团长。2月，卢焘率第2团入湘，在第1团的支援下经过艰苦作战，占领麻阳，缴获了北洋军的不少枪械和物资。6月6日，袁世凯暴毙，护国战争结束。

1917年8月，张勋拥宣统复辟。贵州组织护法军，王文华任总司令。卢焘被委为第1混成旅旅长，出兵湘西，驻节辰州3年。卢旅与北军冯玉祥驻桃源的第16混成旅和平相处，保境安民。

1920年11月，卢焘与胡瑛、谷正伦随王文华率领黔军入川护法。12月2日，黔军将北军吴光新、周道刚部驱逐出重庆。接着，黔军与滇军合力乘胜追击，于14日夺回沪州，再度控制川南之后，相继发起靖国之役、倒熊之役，最终攻克成都，将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熊克武部、刘湘部赶到川北阆中。

此后，由于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激化，以及贵州省内旧派势力的扩张，黔军决定返回贵州。出川之前，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召集高级将领会议，重新将黔军编为五个旅，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11月8日，滇、黔军旧派头目后向唐继尧、刘显世发出通电，令滇、黔在川军队撤回边境，实行“裁汰改编”。黔军新派留黔将领何应钦先发制人，于11月10日将旧派在贵阳的三个多营的武装全部缴械，迫使刘显世通电退位。新派政变成功后，贵阳谣言纷起，人心不安。在此关键时刻，卢焘和谷正伦回到贵阳，迅速采取安定措施，并由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名义发出告示：“此次改革，属为政治刷新，诛除首恶而外，并不株连一人……”

1921年3月，投靠北洋政府的黔军旧派余孽袁祖铭，收买枪手刺杀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导致贵州政局动荡。黔军五个旅的旅长，为了防止旧派复辟，由第3混成旅旅长胡瑛领衔通电各省，推卢焘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4月，卢焘正式就职。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举起护法旗帜。卢焘首先通电拥护。不久，孙中山电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在卢焘的领导下，贵州人心初安，政局渐稳。

1922年2月，黔军旧派袁祖铭和刘显世联合“定黔”。3月22日，卢焘不愿与投靠北洋军阀的袁祖铭合作，辞去黔军总司令之职。1924年冬，黔军将唐继虞率领的滇军挤出贵州。

1925年春，袁祖铭组建贵州省行政委员会，指定卢焘为委员长，主持省政。卢焘为了维护民主革命和贵州人民的利益，拒不就任。之后，卢焘赶往广东韶关找到北伐军大本营。为了完成推翻北洋军阀的大业，卢焘建议：在滇黔粤桂等省广泛组织动员，筹集兵力，由广东革命政府出钱，组建直属大本营的10万北伐军，并在桂林开办速成军校，培训连、排军官，一年完成建军计划。

大本营先后两次请卢焘担任滇、黔、桂三省联军总司令、革命军总司令，卢焘考虑到胡汉民、汪精卫与自己意见相左，如自己就任总司令，将不利于北伐军大本营的团结统一，因而他婉言推却，仅担任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和高级参谋。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以后蒋介石一步步窃取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卢焘坚决反对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1927年1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幸存的部队进入湘南地区活动。为保存实力，朱德写了一封亲笔信托人带给时在广州的卢焘，请他致函当时率部驻防湘粤赣边的滇军第16军军长、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范石生，劝范不要与红军为敌。卢焘欣然应命，立即写信给范，劝他不要为蒋介石卖命而攻打朱德的部队，并劝范要念同窗之怀和彼此在护国、护法战争中的革命情谊，设法弄点钱粮、武器弹药接济朱德的部队，解其困境。不久，范石生派人和朱德取得联系，给朱德所部补充了一批物资，并给朱部“国民革命军第47师140团”的番号，以资掩护，使朱部得以在湘南进行休整，为后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2年，蒋介石要委任卢焘为湖南省主席兼第4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又从旁劝说力保，但卢焘以“不能胜任”为由拒不受命。卢焘对家人说：蒋介石是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我不能为虎作伥”。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机，发动抗日反蒋运动。蒋介石收买、瓦解了陈济棠的部属，陈被迫逃往香港。之后，蒋调集30个师从广东、湖南、贵州三面包围广西，蒋桂双方剑拔弩张，决战在即。7月中旬，卢焘应李、白电邀赴邕会商对策，他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以民族大业为重，避免战事爆发。同时，他在南丹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并以此名义发出通电，呼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又向当时在南京的冯玉祥、李烈钧、何应钦、程潜等人去电，坚决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冯、李、何、程很快回电，支持和平解决。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各方面压力下，事件最后得以和平解决。

1944年6月，卢焘的好友孙竹荪之女婿周本渊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身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不仅会见了他，向他打听卢焘的消息，而且对他说：“我跟卢焘是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护国、护法战争中的老战友，请你回到贵阳时，带个口信给卢先生，就说我欢迎他来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他住得惯，可以住下来，共商国是；如果住得不习惯，参观后可再回贵阳”。

一个月后，周本渊回到贵阳，特地到卢焘的住所半日山庄拜望卢焘，将朱德的口信如实转告。卢焘听后，心情非常激动地说：“朱玉阶（朱德字玉阶）现在当了共产党的总司令，他还记得我，关心我，还邀我去延安，真使我感佩。”周本渊走后，卢焘好几天沉默寡言，思绪万千。一天，卢焘突然对家人说：“我很想到延安去看看，拜望我的老同学朱德总司令。”子女们不敢反对，只委婉地说：“父亲要去延安，但是山遥路远，困难重重，而且还要冒风险，恐怕难得去成。”卢焘听罢，默不作声。以后，卢焘进行多方努力，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以种种借口阻挠而未能成行。

1946年11月，卢焘作为广西地方人士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他想借此机会找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商谈国共合作，和平解决两党争端，并请李宗仁设法帮助他去延安。但这时国民党军刚占据华北解放区的重镇张家口，气焰十分嚣张，卢焘的愿望仍然未能实现。

同年，蒋介石到贵阳视察，特地派人到半日山庄约卢焘赴宴。卢焘外出归来，看到请柬后，马上进到城郊慈母园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去青岩回避，不愿留在贵阳与蒋介石会面。

后来，卢焘当选为广西宜北县国大代表，于1948年春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对此，卢焘曾对人说：“我当国大代表不是为了想当官，而是让国人知道广西有个宜北县，并且能有一个为地方人民说话的机会。”

在南京期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与会代表，卢焘不得不参加。宴会结束时，蒋介石走过去与卢焘握手问候，并邀卢焘第二天去他那里坐坐，“有事求教”。卢焘思量，蒋氏单独约见，必有所求，若不顺从，恐会带来麻烦，还是不去为妥。第二天，卢焘便去了上海。

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宴请贵州的国大代表，特邀卢焘赴宴。卢因曾在贵州主持过军政，又是何的老上司，不便拒绝。当宴会即将结束时，蒋介石突然进来，何应钦起立介绍，蒋点头与卢焘握手寒暄。由于人多在场，也不便谈什么。

贵州解放前夕，贵州省政府派人给卢焘送去一张油印聘书，聘请卢焘为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卢焘接到聘书后对人说道：“蒋介石垮台逃往台湾去了，共产党打过来了，贵州这些头目也准备逃路，他们自己性命难保，还要成立什么反共保民委员会，岂不是自欺欺人？”又说：“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我才不受这些人的利用去干蠢事呢。”第二天，卢泰就叫人将聘书退还了省府办公厅。

卢焘曾和住在他家的一些青年学生谈论国家形势时说：“历代王朝，得民者兴，失民者亡。蒋介石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一定败亡，我从来不买他的帐。”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贵州进军，中共地下党曾派人和卢焘接触，向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有关政策。卢焘听罢高兴地说：“西南解放之后，我有机会和老同学朱玉阶见面了！”11月初，中共地下党和贵阳的爱国民主人士酝酿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以保证城市的安全，大家公推卢焘为主任，他当仁不让，欣然接受。他说：“既然公众推选我，那就不好推辞了。我的责任是送旧的去，迎新的来。”

他就职后又对全体委员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但为贵阳老百姓的利益，愿做一个老牛。大家要我做什么，只要能办到的，决不推诿。现在贵阳真空，我们的首要任务，马上组织市民自卫队，维持市内治安，保护市民生命财产，防止坏人捣乱破坏。”并于当天发表《通告》，安定人心，还派人与各公共事业单位联系，要求他们组织员工，自保自卫，对那些无人看管的机关、仓库、公房，即派人去看守。因而贵阳市在国民党军已撤退，解放军尚未到达的“真空”期间，水电正常供应，没有出现任何骚乱。

卢焘的义举为蒋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

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然而，恶有恶报。刘伯龙杀害卢焘不过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到晴隆枪决。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在卢焘被害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贵阳，将残留在城内的宪兵缴械。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入城。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

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获悉，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

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

1918年，卢焘的母亲70大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寿礼前去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卢焘代理贵州省长后，何应钦开列了总司令兼代省长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计有：月薪500银元，加上交际费、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过后，他对朋友说：“如果那时我要那么多钱，下面一连串的人都将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

1932年，云南某商人因卢焘协助他做买卖，得了好价钱，因而送了2万银元给卢焘作为酬谢。卢焘个人分文不用，将1万银元捐赠淞沪前线，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另1万银元捐赠给广西省政府，修筑桂黔公路。

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惟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

1913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阳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卢搬家，于是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了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

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朱汉吟家。

1928年，贵州省长周西成为挽留卢焘长住贵阳，除了赠送金锁桥边一亩多地作卢葬母茔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买旧房五间，给卢家居住。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宇。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镑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幅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

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1923年，卢焘的母亲去世，暂时浅殡于贵阳六广门外普昭寺背后，打算日后迁回家乡安葬。卢焘坚辞高官不就，回家服丧，守灵100天，人们都称他为孝子。他很想离开贵州回广西，省长周西成得知他的打算后，便将大西门金锁桥南侧的一亩多地赠送卢焘作葬母坟地，并吹嘘这块地的风水很好。可是，有一位阴阳先生则说这块地不好，一眼望去正是城墙垛口，犯“锯子煞”。此话传到周西成耳里，周西成十分气愤，便将这位阴阳先生予以严惩。

周西成的用意很明白，如果卢焘将母亲葬在贵阳，他就可以留住贵阳，今后周西成就可以得到卢焘的协助。卢焘很重义气，他不信阴阳先生那一套，同意将母安葬于周西成的赠地，起名“慈母园”，意为不忘慈母的养育之恩。坟墓全用省内外友好的军政要人、社会名人的悼言、挽词刻就的小石碑围砌而成。“慈母园”三个大字和大门对联、墓志铭，是70高龄的大书法家严寅亮的手笔。“慈母园”大门的楹联是：“春晖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园。”后来，卢焘在慈母园内修建一栋三间两层楼房，以便留人看守母亲坟墓，房后青松翠柏，房前河水环绕，风景优美，且邻近城边，进出方便。卢焘遇害后，也葬于“慈母园”。

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所谓的制宪会议。卢焘作为广西的社会贤达之一，应邀参加会议。广西省参议长蒋继伊特请卢焘以私人名义去找当时任粮食部长的谷正伦，要求减轻广西的粮食负担，卢焘欣然应允。他到南京后，先写信给谷正伦，然后又亲自去拜会，说明广西曾经沦陷，捐失惨重，又连年遭受旱灾和虫灾，粮食产量大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要求减免粮课。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谷正伦是他部下的旅长，过去的老上级找来，怎好不买帐？所以，谷正伦爽快地答应减免广西征借粮50万担，并发还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粮食库券，卢焘十分欣慰和感谢。减粮消息传到广西，广西人民对卢焘关心桑梓，更是极为感佩。

贵阳市北郊小哲溪山寨东侧，有一条从麻冲流下的溪水，供农民饮用和灌溉稻田。1949年春，贵阳市水利农牧局在麻冲隘口修筑堤坝拦阻溪水，并用水管接到市内作自来水。于是农民无水耕田插秧，日常用水也很困难，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该地农民多次向水利农牧局反映，哀求放水灌田，水利农牧局却不予理睬。农民无奈之下，跑到半日山庄向卢焘诉苦，说这条溪水是这一带农民的命根子，请卢焘出面向水利农牧局要求放水。卢焘很同情这一带农民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他立即到水利农牧局找到局长，希望体贴农民之所急，及时放水灌田，局长当然满口答应。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动静，农民又去找卢焘反映。卢焘气愤地说：“这些当官的是靠农民养活的，却不关心种粮人的疾苦，他们不管，我们自己管。”他说罢，就和一帮农民到麻冲隘口，把水管撬了摔在一边，溪水流入田中，农民及时得以耕田插秧，十分高兴。后来，贵阳市市长何辑五有感卢焘的威望，专门致信卢焘，表示道歉。卢焘为农民解决用水一事，在小哲溪一带，家喻户晓，事隔几十年，大家仍念念不忘。

1947～1949年，卢焘被选为两广同乡会理事长。一次，召开全体理事会，卢焘即席提议说：“贵州人民生活艰苦，文化科学落后，文盲多。贵阳市是贵州省会，学校太少，致使失学人多，我们住在这里，人人都应有关心后代的责任。我建议利用同乡会的房屋财产创办一所学校，请各位理事发表意见。”接着，他又说：“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困难就可迎刃而解。我们同乡会的房子被人占用，只要耐心说服交涉，是可以收回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好条件，为社会办点福利事业。学校办成后，各家的小孩读书有了机会，这是好事嘛！”与会理事在他的感召下，一致表示赞同。

他很高兴地说“打铁趁炉红”，并即席分配了各理事的任务。有人负责聘任校长、教员，有人负责办理申请备案手续，有人负责交涉收回同乡会能作校舍的大房子。事情大多很快办好，惟独收回房子难办。经多次交涉，无法收回，尤其是医学院占用的房子，该院院长朱懋根强词夺理，说他也是办学，不肯谦让。卢焘说：“省办的医学院，竟强占别单位的房子不让，岂有此理，我们可向上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反映，争取社会贤达的支持，不然就依法起诉。”

一天，他约了几位理事去拜访省参议长平刚，并以办学之事相告，请予支持。平刚当时态度唯唯诺诺，模棱两可。但在卢焘与他多次磋商之后，终于答应尽力支持协助，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1949年上半年，省医学院搬走了，学校开办起来了，由卢焘定名为“两广中学”，于1949年下半年正式开学上课。

卢焘住在北郊半日山庄，离两广同乡会三四公里。在筹建两广中学过程中，他经常步行到城里处理建校事务，来回不坐黄包车。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贵阳地方人士曾评论卢焘一生的为人，有“四不”、“三正”、“二爱”、“一乐”。

四不 就是不争权夺利，不修建公馆，不讨小，不抽大烟。

三正 就是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作风正派。

二爱 就是爱国、爱民。

一乐 就是乐于助人。

他出身贫苦，又历尽沧桑，所以能体验时艰，体贴民情，不慕高官厚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又乐善好施。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乐意去做。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力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支助。他不贪财，不受贿，不取分外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