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指的是海外留学回国就业的人员，谐音为“海龟”。英文可解释为People returned to the homecountry after finishing overseas study。returned students在英文中指返校生，显然不适合作为海归的翻译。也有人建议将海归一词的英文翻译定义为returned talents after studying abroad，意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但是后一种解释明显偏离中性的定义而带有歧视性的褒义色彩。

1999年在凤凰卫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上。当时主持人采访王辉耀时提起了“海归”这 个词，说“海归”就是“海外”归来的意思。

2002年，在人民网总结“五年成就‘100词’”专栏中，海归一词已有了一种全面的解释。人民网这样为海归释义：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海归这一词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词汇。

海归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外留学人员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回国浪潮，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连续几年保持7%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背景下，人们对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普遍持乐观的态度。而且，中国政治稳定，法制逐渐完备，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再加上13亿人口的市场，这对全世界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市场，而拥有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的风险投资、西方先进的商战理念、丰富的中西沟通经验和人际关系资源的中国海外留学人员自然而然地成为开路先锋。

“海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也带来了市场和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他们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民网甚至断言：“海归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中国曾举行过一次“新时期留学使命与发展机遇”研讨会，在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留学运动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更加理性与开放的心态，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文明的脚步。

当中国人开始用形象的语言把“海外归来一族”比喻成“海归”时，更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整整一代人靠聪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之后，中国终于在“海归派”的集体回归中得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获。

海外人士回归，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是所有的发展中社会完成脱胎换骨，实现自身飞跃的必经之路。在以现代欧美先进社会为目的地的全球性留洋大潮中，有流出，就会有回归。流出的是人才毛坯，回归的是成型的专业人士。虽然其中难免成本损耗，但社会的得失对比，一目了然。

“海归”已成为中国的时尚话题。作为成功人士的社会集合，“海归”全面登陆，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力渗透。他们或独立创业，引领时代潮流；或稳居外企名企的高层管理职位，尽享“金领”名利；或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选拨对象。在市场全面主导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拥有更开阔国际视野和更丰富人生经验的“海归”，毫无疑问获得了面向时代和未来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们十余年来拼搏海外的人生回报。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近代改良主义者容闳先生，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初，他赴美学习，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他的推动下，留学热潮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1868年初，容闳向清朝提出他的教育计划：选派少年出洋留学，先以120名作实验，每年派30人，4年完成；限12-15岁的男少年，学习期限15年；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设正副监督官，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海关收入中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留学生的费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1870年获清政府批准。1871年，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派少年先在上海进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当时的人认为出洋留学吉凶难测，因此留学生全是平民子弟，没有皇室官僚子弟。

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启程赴美。此后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首批30名留学生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

这批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

1881年（光绪七年）9、10月间，他们又都应召回国，穿着西服，坐着清政府官员为接他们而雇的独轮小车，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北向南，行进在外滩，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归派”。 由上海出发，又经上海回到祖国，似乎注定了他们与上海的深深缘分。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也十分重视外派留学工作，迅即派出新一批青年学生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同他们的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为公派留学。这批留苏(东欧)的学子到60年代文革之前陆续归国，起初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八、九十年代，这批“海归”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包括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尉健行、邹家华、刘华清、曹刚川等。

留学生对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留学生在新中国建设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两弹一星、航天技术、医疗科技等领域。

除了上述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外，新中国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也与留学生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支撑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也是三类人才：一是像林巧稚那样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另一类是像钱信忠这样在革命队伍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医卫战士 (其中不少人直接活间接接受过外国专家的教育和指导)，一类是像马海德这样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总体上看，建国后尤其是初期，外国专家和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医疗卫生战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位海归者的金点子

容闳是第一位海归者，又是这批幼童出洋的催生婆，更曾为近代上海的发展贡献了许多金点子。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28年（道光八年）生，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布朗从澳门带往美国就读，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同年11月回国。名他为“海归者”，那是因为当时出洋留学归国的只有他与黄宽两人。黄宽，字绰卿，与容闳同乡，也同时被布朗带往美国，两年后他转赴英国爱丁堡医科大学学习，185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先主刀教会所办的广州惠爱医院，后任香港国家医院院长，是位著名的外科专家，1878年去世。区区两人，实难称之为“派”，故以“海归者”名之。

经留学大开眼界的容闳，一心希望积弱落后的祖国能尽快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于是，他一再游说于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刘坤一等手握重权又颇有改革图强之心的督抚重臣间，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对中国的近代化和上海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63年，他以“兴建机器厂”作为欲谋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进言。于是，曾国藩荐聘他赴美为筹建中的江南制造局采购最新的机械设备，使该局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设施最新的军工企业，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起步。

1868年，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兴办合资汽船公司，逐步收回被外资控制的航运利权。于是，有了兴办轮船招商局之议之筹，1873年1月17日，这家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航轮公司终于诞生。

就是这次向丁日昌面陈时，他正式提出了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意在以回国留学生为骨干，有计划地引进西技西物，发展图强。在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下，才有这件“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引进最新设备和技术发展生产、采用最新科学知识和制度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始终是容闳最关注的。为此，他又曾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于江南制造局旁设办工艺学堂，培养技术骨干；还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言兴办女学。于是，1898年工艺学堂（后名兵工学堂）设立，上海、汉口等地女学大兴。

为国捐躯的上海“海归派”

当时中国社会风气未开，越重洋去外国，预定的15年遥遥期限，自然被人视为畏途。家长还要填一张《具结书》，“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之类不祥语句，更令父祖辈驻足。所以120名幼童多从沿海口岸招来。广东地近港澳，开放最早，留学幼童自然最多，计84人，占了绝对的优势；上海也有17人，居第二位。

正是这些上海籍和“新上海人”的留美幼童，组成了上海最早的海归派，为推动中国和上海近代社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谱写这支爱国主义悲壮乐曲第一章的是4位中法战争中的牺牲者，其中就有“新上海人”黄季良。

1881年11月，黄季良等16名留美幼童被分配至福州船政学堂，入第八期驾驶班学习。次年7月毕业，旋至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为见习军官。1884年7、8月间，法国舰队至闽江口挑衅，围泊于马尾港外，

谋袭马尾船厂和福建水师，战事一触即发。黄季良寄了一幅自画像给父亲，表示了将以忠代孝、为国捐躯之决心。1884年8月23日，法军发动突然袭击，黄季良与扬武舰及福建水师官兵迅速点炮还击，并击中敌旗舰窝尔达号的舰桥，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亦险些丧命。但终因张佩纶等福建军政上层并无应战准备，开战不久，扬武号右舷尾部被敌鱼雷击中，很快沉没。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黄季良与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壮烈殉国，成为海归派中最早的为国牺牲者。

新中国的海归功勋

自中共建政初始，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就对“海归”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政策，甚至不惜动用外交手段将飘落在外的以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为代表知识人才引回国内。与今日不同的是，此阶段的“海归”人士多在科技、教育领域，进入政界的极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归”，为祖国的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科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及欧洲培养的一批科学家将中国的卫星送上天，并奠定了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的基础。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是邓小平以自己的个人权威发动，依靠现行体制推动的一种渐进式改革，其特点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易到难，渐次进行。这场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渐进模式而非休克式疗法，其根本原因是在备受战乱与文革这种动乱的苦楚之后，绝大多数民众心中期盼着稳定，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如细雨润物的改革，就一反历史上重大改革往往由少数几个政治家导演但也经常昙花一现的惯例，而是由成千上万的社会精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介入，也正因此，这场改革带给中国的变化细密而扎实，绵远而久长。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新时期改革与近代中国多次改革一样，事实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不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法制建设，以及文化层面的某些价值取向，直至国家级别的发展战略，都大胆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业已被证明成功有效的规律和做法。而这一切，当然为学贯中西的海归精英挥洒才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需要海归也成就海归的时代。在30年来的改革中，留学回国人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成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库，充当了中国改革的推动者，法制社会的推进者，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者．教育领域的改革者．社会改革的实践者等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只要中国一天不全面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海归派的历史使命就依然没有完成。

当代中国海归

“海归”一词似乎比“留学生”更热，从“出国热”到“海归潮”，除了怀家念国的天然情结，其背后其实更有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后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个人发展空间。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海归潮恰逢其时。从“人”的回归到“才”的回归，既是政策嬗变的结果，也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从世界范围而言，人才国际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中国以其种种综合优势，迎来“人才回流”时代，正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归国；同时也有望挑战全球范围的人才推一拉模式，在国际人才大战中成为赢家。

海归精英的国内分布，除了天然的母校情结外，大多数海归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这种分布虽然不太尽人意，但符合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态。海归潮会纵深流向珠三角，长三角，东南沿海和东三省，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国留学人员“孔雀西北飞”参与西部和内地大开发。

在国际景气低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落差下，中国海外留学生纷纷返国创业。从九○年代中期引进网络以来，这批数十万计被称为“海归派”的留学归国人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领风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

“海归”回国的八大理由：家国情结；有政策保障；发展空间大；国内机会多；生活的品质有很大改善；回到一个巨变的社会；找到感觉；把两种文化中的劣势转换成优势。

中国为鼓励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制订了相关的政府性的条文以便下级行政政府和机关参照执行：

●国家在各学科和技术领域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提供方便。对在某些学科和专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可按国家现行规定渠道获得经费支持。

●按照国际惯例，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合作单位要给付合理报酬。对短期聘用的留学人员，单位可根据其业绩大小，经双方协商确定协议报酬。对从事中介活动的，可收取中介费或佣金。对合作研究、合资创办企业的，留学人员可以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

●各地区、各部门和用人单位根据人才需要和财力可能，适当拨出专款对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从事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和短期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根据承担的项目和任务，经申请批准，国家或地方政府及用人单位给予适当经费投入。

●保护海外留学人员的知识产权。保障留学人员在专有知识、技术专利、科研成果或合作和委托研究开发的科研成果等方面享有的知识权益。个人科研成果在知识产权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预先与合作单位商定，留学人员按有关规定分享。所得税后收入可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

●国家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和用人单位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到国内各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进行科技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享受优惠政策。在国内创办企业的，各有关部门给予必要支持，在企业注册、土地使用、工商、税务、商检等方面，简化手续，减少环节，提供服务。

●对在中国任职的留学归来人员中的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可以提供入出境便利。对需多次临时入境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有效期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多次入境有效“F”签证，对需在华常住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外国人居留证，对需要多次出入境的，同时发给与外国人居留证相同期限的多次返回“Z”签证；对申请在华定居(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批准同意发给永久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证。上述人员需提供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或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或各地厅局级人事部门的证明文件。对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可凭中国护照、副省级市以上政府人事部门证明，在购买住房、子女入学入托及就业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企业、建立合作研究开发基地等，根据需要招聘大学本科以上工作人员，各地人事部门要按照有关政策积极支持帮助，并提供人事代理服务。

为了防止某些学业不精、学历作假的留学人员回国后欺世盗名，中国建立了留学人员学历学位认证制度。规定：凡是在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认可，否则其学位不予承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专门制定了《学历、学位证书认证申请办法》，明确规定：“留学回国人员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须递交以下材料：

1、本人护照；

2、所获国外学历、学位证书；

3、国外学习成绩单（硕士以上学历者，应提供毕业论文摘要）；

4、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5、出国前最后学历证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所有材料均应为原件。

只有通过了这种由国内外教育机构、中国政府境内外机关联合进行的详细认证，国外学历学位才能成为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平证明。认证手续相当便捷。专司该职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已经成为众多中国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第一站。

反观当代留学生群体的成就却一落千丈。近些年，中国留学生在外犯罪率普遍上升，手段残暴，骇人听闻，并有低龄化趋势。如：2004年美国肯塔基大学中国留学生张栋涉嫌杀害女友，被警方逮捕，并被控一级谋杀罪。2005年，中国留学生王亮、杨宁和魏巍涉嫌参与杀害日本松本真二郎一家四口。2009年，来自中国的博士生、研究生的朱海洋用厨刀杀死女友杨欣，并凶残地把她斩首。

这一桩桩一件件鲜明的对比，令人咂舌，为何现代的留学生相比之下有这么大的落差？其中的原因有：

大部分留学生带有“残疾”

由于留学生大多是有一定年纪才出国留学，普遍思维已经定性，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和国外教育差异大，一时难以完全承接得上。加上本身语言障碍大，听不见说不清看不明，无法与外国人正常而流利地沟通，导致许多学子总体学业成绩一般，被认为是带有“残疾”的群体。

表面自负傲气实际已被边缘化

留学生的强烈自豪感从国内到国外，遭遇截然不同的待遇后荡然无存。留学生们依旧以曾漂洋过海而洋洋自负，表面风光无限，一回国俨然是“衣锦还乡”、高人一等。但实际上，留学生在国外基本上是过着底层的生活，因为高额的留学学费已经让众多留学生们不得不选择自力更生，即使在国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国外也得依靠洗盘子刷碗等底层手工活维持生计。有经济基础的留学生们却缺乏进取心，以到处玩、飙车、谈恋爱等为主，普遍沦落到小混混层次，自甘堕落地在边缘徘徊，郁郁不得志，此时正易受不法分子的蛊惑和拉拢，成为彻头彻尾的边缘人（在影片《非诚勿扰》中被戏称为“三无伪海归”）。

意识形态自相矛盾

出国后，留学生们因国别、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加上自身缺乏普世价值理念、缺乏国际视野、缺乏本土文化根底，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信仰，对内受到排挤，对外被异端势力纠缠。所接受的教育与国内的传统教育迥然不同，国别间的文化冲击令留学生们无所适从。茫然回国后的留学生们又遭遇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尴尬，跟不上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变化，“海归”文凭不再吃香，原有的环境、文化等再受到折腾。于是，许多留学生们愤世嫉俗、人格分裂、挫折感强烈，找不到精神家园，越发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是谁造成了海归们的今日悲哀？

首先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例如国内的教育在外语教学上，没有提供适当的环境给学生们操练，仅仅教会外语的语法、知识点，忽略了说读写听的重要性。而且，很多落后地区根本无法做到外语教学从娃娃抓起，直到初中阶段才授课，先天外语能力的不足结合后天教育的错误方式，导致了学生们学外语一知半解，运用能力低，无法达到外语要求。

其次，对海归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事实上，国家还是比较注重海归们的回国创业和就业问题的。但是在一些方面上其实可以再给予放宽：例如收税税率过高。大部分海归们回国的薪水起点较高，但国家的征税点一直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致使海归们要缴纳很高的税费。

留学生归国需学会心理适应

现阶段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很多工薪家庭也开始将子女送出国门去留学。

调查显示，中国留学生已位居世界第一，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留学人数达33.97万，其中九成靠自费。留学已从“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此外，留学“低龄化”日益显著，出国读本科甚至是高中的人数大幅增加。

留学生则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学有所成、带着抱负回国型；二是“被留学”型，多为“官二代”或“富二代”，他们在国外所学无几；三是认为“国外的月亮圆”型，出国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学习新文化、新理念。其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成为“海归”。然而，与出国时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元的留学费用相比，他们回国后的就业情况却不甚乐观。

如今“海归”面临的心理压力，大多与出国动机有关。一般来说，第一类“海归”不会有太多的困扰，第二类、第三类则要经历一次心灵的历练，尤其在4个方面承受着压力。

1.竞争加剧。

“海归”群体不得不面临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用人单位雇用“海归”愈加谨慎的尴尬。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杨东副教授表示，有些人在留学期间并未学到真本事，归国后又不适应国内的规则，这都导致“海归”就业难。此前高昂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又让他们对工作要求较高，内心难免感到失落。

2.东西方人际关系不适。

在英国留学4年的小刘对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头疼。刚进公司时，自己就像个“异类”，似乎与同事沟通都得从头学起。杨东表示，中国式人际交往的特点是重感性，讲人情；国外则重理性，讲自由。海归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难免会有价值观与文化上的冲击。

3.外界眼光压力大。“海归”吸引着更多的目光。领导认为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就应有优秀的表现；同事认为他们理应有更强的能力；街坊邻居觉得“留洋归来”必然要有更好的发展……这些来自外界的眼光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增加心理上的压力。

4.婚恋问题难解决。

有调查显示，近六成“海归”依然单身。不少人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寻找有共同经历的伴侣，但“海归”毕竟是相对少数的。苛刻的条件很可能让他们一无所获。

对于这四种压力的调整，问渠心理网认为，主要是给心态归归零。“要客观、全面、辩证、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主观、片面、极端和灾难地看事物，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合理情绪理论。”林永和解释，人的思维决定行为，只有积极地看事情，才能用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现实。其实，不管就业也好，婚姻也罢，问题都源于期望过高、经验缺乏和能力恐慌。那么，“海归”怎么才能更好地适应国内生活呢？

1.接受现实。

“海归”应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不要好高骛远。未来若想更好地发展，还需不断地重新学习。要知道，只有与环境彼此接纳之后，才能发挥自身所长，获得更多的认可。

2.摘掉光环。

“海归”不妨先摘掉海外“镀金”归来的光环，用“归零”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和环境。放弃心中的优越感，打消不切实际的欲望，转而脚踏实地、认真用心地做好每件事。在人际交往方面，要多观察国人的相处之道与人际技巧，多与同事、朋友交流，尽快融入集体。

3.心理定位。

在心理上，“海归”要准确给自己定位，到最能发挥个人价值的地方去，并不断提升自我。客观讲，“海归”群体拥有视野国际化、外语能力强等优势，只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事，时间会证明他们的能力。在寻找人生伴侣时，也不妨将眼界放宽一点，或许会有很好的收获。

钱学森(中国著名科学家)

邓稼先(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

厉麟似(中国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

梅汝璈(参与东京审判的大法院)

柳传志(联想集团总裁)

杨元庆(联想少帅)

李泽楷(盈科数码总裁)

张朝阳(搜狐公司总裁)

丁磊(网易公司创始人)

李东生(TCL总裁)

吴士宏(打工女皇)

赵黎明(利盟中国总裁)

江永清(Sybase中国)

高克家(Sun中国公司)

王维嘉(美通公司总裁)

陈宏(GRIC公司总裁)

刘积仁(东软集团总裁)

徐少春(金蝶总裁)

求伯君(金山总裁)

谢克人(康柏中国总裁)

卢如西(实达执行董事)

2013年留学回国人数35.35万人，是本世纪初回国人数的近3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2.4%。

中国正在不断创造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热和回国潮，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还在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44.48万人，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61.38万人，其中107.51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

先出国留学，再回国发展，正成为越来越多留学生的人生轨迹。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已有72.83%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就在2012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本世纪初的近3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