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的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当今时代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水平，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百年间铸造了几十个工业化国家，先后有英、法、德、美、日等强国通过工业化而崛起。历史表明：这些国家的崛起总是和殖民掠夺及列强为分割殖民地进行战争相联系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世界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称之为传统工业化道路。

随着战后殖民制度体系瓦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地区）纷纷开始工业化进程，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世界工业化进程，作者把它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也可称之为“迟到的工业化”。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已开始推行工业化，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内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当代国内外的这些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必须完成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历史任务，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必将是一条与传统工业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代国内外条件给中国提供了“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对这历史机遇的深刻认识，给我们展示出一条在今后20－30年内把这一历史机遇付之实践的发展道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时期。前一转轨，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后一转轨乃经济结构的转变。历史表明，要把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为现代经济结构，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产（主要是工业）和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降低一产（主要是农业）所占比重；特别是要改变就业结构，要大大降低一产所占比重，通过工业化和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进程，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产、三产中去，变成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世界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经过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我国为工业化已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我国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过程中。统计表明，在1961－2001年40年间，我国一产（主要是农业）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从36.16%降到15.23%，二产（主要是工业）的比重却从31.88%增到51.15%；一产从业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从77.17%降到50.00%，而二产从业者的比重却从11.16%增到22.3%。这虽表明了工业化的进步，但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二产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值总额中的比重在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占全国劳动力总额一半的农民，仅创造15.23%的商品性财富，却要供养着占全国人口63.9%的农村人口。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出路何在？主要应从工业化和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

我国共有劳动力达7.4亿人，约有3.7亿在农村，近二十年来外出农民工约9000多万。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经济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从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将会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率计，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增加值在商品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

所以，我国二重经济结构的现实，决定了推行工业化乃是我国通往现代化必经之路。我们无法超越工业化历史阶段。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又使我国这个迟到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与传统工业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征，即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可使我们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历史使命。

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一条对传统工业化予以扬弃的道路，即对传统工业化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化步伐虽然突飞猛进，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工业化水平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就是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实现工业化目标。这不仅是我们实现工业化的捷径，也是必由之路。和传统工业化相比，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有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1）开放性。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实现工业化的快速、高效推进。

（2）跨越性。在工业化中引入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及精髓。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入信息化，不仅大大丰富了工业化的内容，而且势必改变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动业务流程重组、生产要素重组，进而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的性质。这也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抓住后起发展的机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3）整体性。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下提出的，不是哪一方面的单兵突进，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协同性推进，以避免产生新的结构失衡，保持经济实现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融工业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知识经济为一体的发展道路，是追求科技创新、农村城市化、高速增长、充分就业、劳动和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全面发展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核心所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业发展和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使工业化同时成为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把速度同质量、效益、结构等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使我国工业真正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把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能力的提高协调统一起来，把工业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当前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衔接统一起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使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走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4）特色性。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数量大、人均资源不足、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突出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我国新世纪将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具有鲜明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反映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人类社会自18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的工业化历史已270多年，但到目前为止，全球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仅27个，人口合计 9.265亿人，占全球人口 15．3%。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时人口将达到14亿，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是一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顺利推进，将给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供借鉴的工业化新模式。

①科技含量高，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②经济效益好，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③资源消耗低，就是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节约的转变，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④环境污染少，就是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管理入手，注重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旧工业化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⑤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要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制定推进工业化的具体政策，处理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强劳动力资源的能力。

（1）经济全球化势头迅猛，国际间的要素配置和产业重组步伐加快。国际间资本流量增加。从直接投资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直接投资首选地之一;从间接投资看，我国已取得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向中国贷款可按时取得好的回报。这有利于我国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大跨度的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跨国公司甚至一些中小企业，为寻求更大利润空间，加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进行产业转移，其中制造业是转移的重点行业，有利于我们有选择的承接一些先进适用技术。

（2）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迅速崛起，为我国企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带来了良好机遇。

（3）我国改革开放以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新型工业化起步的良好条件。2001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5533亿元人民币，比1989年增长近2倍，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9.4%，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具备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坚实物质基础。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为新型工业化的起步提供了技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障。

（4）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市场空间巨大。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大国中，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人口规模与中国几个大省相近，至今不到1亿，美国有2亿多人口，日本则1亿多。中国人口接近13亿，如此众多的人口处在工业化中期，进入重要的工业和服务产品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市场规模和带来的增长空间是极其巨大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且发展不平衡，结构转换所带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可使我国经济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快速增长时期。

（5）中国具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维持和制造业优势上升并存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点的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以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为重点的发展阶段，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优势。同时，中国地域广大，地价难以过快攀升；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近于“无限供给”；具有大批素质较高而与国际水平相比收入相当低的熟练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使中国可以持续地保持人力资源总体上的低成本优势，没有形成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显著上升的局面。日本经济产业省2000年的一项价格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大陆相比，日本工业产品的价格为2.49倍，产业服务价格则高达8.44倍。中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维持和制造业优势上升并存，有利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大国比较优势，努力把中国建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之一。

（6）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成熟及现代化、工业化之后才发展知识经济，但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及信息化等同时进行，形成了多元转变的统一体，有望缩短追赶先进的时间。

未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各种新旧矛盾和问题必将交织和叠加，对新型工业化顺利推进构成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较为突出的有以下一些。

（1）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知识经济是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人们所提到的网络经济、信息经济、高科技经济、创新型经济等都仅仅反映了知识经济某一方面的特征，只有它们的整体才构成知识经济本身。其中，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构成的主体；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运行的基础；创新型经济是新经济发展的灵魂。知识经济国际化的特点，将对我们的国家管理体系、政策和传统经济产生冲击，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国民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等的负面因素远远超过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那些缺乏竞争力和企业产品将出现严重的过剩，部分产业失去了生存空间。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还不适应新经济时代出现的企业组织“扁平化”、整个社会网络化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和变化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性的、系统性的应对措施。在知识经济的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只占我国GDP的10%左右。后发优势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有收益递增知识产业

（2）人口与就业的压力巨大。

人口与就业压力巨大就是我们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缓解这一压力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3）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恶化形势比较严峻。

我国资源相对短缺，同时利用粗放，工业化耗水严重，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2-4倍。生态恶化现象严重，生态改善的任务艰巨。

（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但受到我国比较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一方面，我国三农问题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都十分落后。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同时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革。

（5）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

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配套能力差，对国外技术装备依赖性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程度也不够。这与新型工业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6）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较低。

我们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基本实现工业化，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争夺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及与我们的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严峻现实。我国经济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难易。目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低。根据一项研究，从收入上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2万美元以上。从技术上看，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我国许多尖端技术和重大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不强，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从产品上看，不少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化工医药产品大部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计算机芯片几乎全依赖进口，高技术品种钢每年需进口700-800万吨，高档合成树脂自给率不足50%，不锈钢80%要靠进口。从人才上看，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相当于发达国家1/3-1/4；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7.5%，中专以下的人员占一半以上，高级人才仅占5.5%。从体制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上述问题集中表现为综合竞争实力较为低下。

（7）如何顺利地解决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等要素短缺问题。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知识经济的实现，对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需求远远超过传统的工业化。

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战略目标如下：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2%左右，到2020年将超过4万亿美元（按2000年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3000美元。

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提高到64%左右。达到工业化国家该项指标60 %以上的要求。

3、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提高到50%以上。目前中国的信息化水平约为10%，迅速提高国家的信息化程度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4、城镇化水平达到 55%左右。现在我国已进入了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如日本在1947－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城镇化水平由28%提高到75%，28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7个百分点。韩国 1960－1981年城镇化水平从28 %提高到56%，21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实际，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将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目标完全有可能达到。

5、一产从业人员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降到35%以下。对应经济发展速度、城镇化的速率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加快，一产从业人员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将大幅度下降，到2020年降到35%以下是完全有可能的。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以上，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以上。

7、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资源占用与消耗下降，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8、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9、知识经济的框架体系初步建立。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与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相适应原则。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要与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相适应。我国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照这一部署，在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我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也即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工业化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必将到来的大趋势，用能够引领、促进工业化的知识经济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体制来锻造新型工业化体系，由新型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奠定知识经济社会到来的坚实基础，走出一条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跨越之路。

2、发挥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其他方面的优势，处理好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把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从发展趋势来看，高新技术产业会大大快于传统产业，但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传统产业仍然会占主要的份额，而且我们在国际竞争当中，优势也在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或者是高新技术行业当中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

3、技术进步推动原则。就是将新的科技革命成果充分应用于工业化进程，核心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注重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进步的主体，妥善处理好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性的关系。创新是技术进步必由之路，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源泉，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聪明才智，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在技术、产业、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4、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完成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使当前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衔接和统一起来，走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5、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工业化的推进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重视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

6、统筹协调原则。把工业发展和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使工业化同时成为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努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共享经济成果。

世界多数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任务后才推进信息化的。当今中国不必重走这条老路，而在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的今天，就要充分利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智慧，将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信息化，使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技术手段及重要标志，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快速增长方式。新型工业化，必须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有可能保持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的调整、转换、优化和升级。我国经济在持续近20年高速增长后，在未来的20年中GDP继续保持年均7．2%以上的增长幅度，到2020年实现GDP较200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可能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增长和发展将一直居主导地位。今后17年工业增加值需要保持年均增长9．5%至10%的发展速度。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工业化的内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制造业为支撑，特别是振兴装备制造业，这既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工作重点，又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基础。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仍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但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在大力发展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企业是工业化的主体，也是信息化的主体。企业信息化程度标志着工业化进程和国家现代化水平。要切实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从企业生产经营、公共服务、社会生活以致政府行政管理等，都要运用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步伐。这样，到2020年，我国可同时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大力推进信息化两项目标任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大大缩短工业化时间。从国际上看，英国实现工业化大约用了近200年，日本用了100多年，韩国只用了30多年，这是因为韩国充分利用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

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国际国内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加速工业化进程。一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甚至一些中小企业，为寻求更大利润空间，加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进行产业转移。制造业是这些国家厂商转移的重点行业。这对中国有选择的承接一些先进技术是个好机遇。二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迅速崛起，为我国企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又是一个良好机遇。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大，国际间资本流量增加。从直接投资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直接投资首选地之一：从间接投资看，我国已取得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向中国贷款可按时取得好的回报。这有利于我国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四是国内有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改革开放富民强国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并充分利用别国先进技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三大拉动的良好态势，使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成为良性互动，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这就可以加速和缩短工业化进程。这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快速增长的一条捷径。

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尤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包括我国建国后几十年时间，资源开发和利用带有一定的掠夺性，大多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走的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或“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路子。我国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了。未来20年，我国经济发展将给资源、环境、国土等造成很大压力。从可持续发展看，现阶段我国社会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是，人口基数很大，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厉害。2002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8453万人，尽管保持低生育水平，人口出生率为12．86%o，死亡率为6．41%o，自然增长率为6．45%o，全年净增人口仍达826万人。资源总量丰富，人均资源不足，是我国自然资源国情的基本特征。中国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少”。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占世界第三位：领土面积、耕地总面积分别居世界第三位、第四位；河可流年径流量占世界第六位：森林总面积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3/5；人均土地、人均耕地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3：人均河流年径流量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4；人均森林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5。因此，必须认真总结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的现状，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强调在工业化进程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注重资源节约、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工业产品科技含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做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特别强调机械化、自动化，结果带来严重失业的社会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为此，中国工业化过程必须妥善处理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劳动就业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工业化过程必须是不断增加更多就业岗位，不断扩大更多就业领域的过程，而不能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发展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实体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所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国情，从产业发展上，正确把握好三大关系：一是正确把握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当今，信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信息技术的利用为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和增强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撑。这些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快的，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17．5%，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必须将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同时要看到，今后几十年，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仍有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据统计，这几年我国制造业创造GDP的l/3，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4/5，为国家提供1/3的财政收入，制成品占出口额的90%以上，安排就业8000多万人，说明传统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以预见，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产业绝不是“夕阳”工业，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后，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还是蓬勃发展的产业。因此，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二是正确把握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劳动生产率高，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载体，通常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大力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积极发展那些能大量安置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使二者密切结合。中国劳动力资源除城镇劳动者外，大量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看，都是遵循一些具有共性的一般规律。

从全球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一般可概括为六大规律，即：①政治和民族独立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前提；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生的必然趋势；③城市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④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大城市超前领先发展；⑤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基础；⑥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由生活环境差、低收入地区向生活环境好、高收入地区流动等，都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加快工业发展是推进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的持续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城镇化水平将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2010年的45%至50%，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接近60%。就业是民生之本。如何实现这2．5—3．0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安置劳动者就业，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繁重任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农村人口的转移，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通常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增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标准，国际上有三个结构性指标：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15%以下；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降到20%以下；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60%以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与国际通行的工业化指标相比，除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项指标外，均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就业比重高和城镇化水平低两方面；200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65亿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50%，距20%以下的国际标准相差甚远；200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37．7%，距60%以上的国际标准同样差距很大。可见，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三是正确把握好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是指构成国民经济的农业、工业和建筑业、服务业包括商品物资流通业、交通运输通讯业等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贸易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伴随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一个标志。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的运动形态。实体经济是发展虚拟经济的基础，发展虚拟经济要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世界上一些国家发展虚拟经济的经验教训表明，虚拟经济不等于“泡沫经济”，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失控，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就容易造成“泡沫经济”，破坏实体经济，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可见，虚拟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其积极作用，而过度发展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要正确把握好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趋利避害，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世界不少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和殖民主义扩张为手段。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内实行农村“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一些大地主所有者拆毁农民居住的房屋，促使这些丧失土地的农村无产者被迫成批进城谋生。对外实行殖民主义扩张，大肆掠夺世界资源，特别是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疯狂垄断国际市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对发展中国家充当过殖民统治的角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不同，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推进工业化的。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大量资金，是靠农业、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的，这就扩大了城乡差别。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一个显著不同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来完成工业化任务，不是孤立地推进工业化，使工业化包括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更加重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把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遇到资金、技术、市场的制约，采取扩张、掠夺、垄断等办法解决资金和市场问题。中国建国后近30年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的，同时严格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转移，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在工业化进程中，走改革开放富民强国之路。发展必须依靠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开放，在经济领域积极有效合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外经外贸，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金、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金、资源，面向两个市场，参与平等竞争。

在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全面地发展服务业是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的重大区别。

世界经济发展表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问题是如何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近些年，有些地方包括有的大城市领导，对振兴制造业是发展服务业的基础，认识不高，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将工业化搁置一旁，不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发展制造业，片面强调发展服务业，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欲速不达，服务业发展受到严重滞约。反之，那些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制造业，促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地方，却加速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带动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商品物资流通业、交通运输通讯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增加了劳动就业，就业多、收入多、消费多，有利于扩大内需，就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振兴制造业是发展服务业的基础，应努力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20年内仍要将工业发展集中在基础工业和制造业上，这是遵循工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巨大支撑。要发展各类教育，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技术攻关，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经过50多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人均GDP、工业产出在GDP的比重、就业结构、工业结构等综合判断，我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

我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2001年为911美元；人均GNP，按世界银行图标集方法计算1999年为780美元；这两个数字按1970年时美元换算，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但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标准，据世界银行计算，1999年我国的人均GNP为3291美元；而我们计算结果是，2001年我国的人均GDP为3772美元；这人均收入水平如换算为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综合进行国际比较，并与日本、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大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是相对较低的。

工业化进程的直接表现是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这是衡量工业化阶段的一个主要指标。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70%，就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判断方法显然过于简单，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根据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三次产业的产出构成中，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一般来说，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超过第一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第一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低于20%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中占最大比重，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的阶段。他们的研究还证明，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为18%，大国模式为19%。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与人均GDP从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变化相联系，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说，当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业化到了中期第二阶段的时候，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水平也被称为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我国由于结构偏差的存在，第二产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占最大比重。以当年价格计算，2001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5.2%，第二产业为51.1%，第三产业为33.6%。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相应水平。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20%以下，标志着工业化进入了中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001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4.4%，其中制造业的比重为37%左右，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的制造业比重。

综合钱纳里、赛尔奎因、艾尔金顿和西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就多数国家的一般变动模式来说，当人均GNP为28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这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8.7%、16.6%和24.7%；当人均GNP为56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3.6%、23.4%和33.0%；当人均GNP达到14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8.6%、30.7%和40.7%；当人均GNP上升到28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基本实现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3.7%、33.2%和43.1%；当人均GNP上升到42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全面实现阶段，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到8.3%，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到40.1%和51.6%。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工业就业拉动的。

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0%、22.3%和27.7%，尚未达到中期的第一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偏低，这与我国人均GDP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相同的。实际上，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1997年已经下降到50%以下，但近年又有所回升，这说明我国由就业结构水平反映的工业化阶段，一定程度上还不够稳定和准确。

根据有关工业化理论和经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一般（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

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直停留于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为重心的时期，不能持续升级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这种工业结构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如果以人均GDP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那么，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

我国的工业化具有自身的特征，存在产业结构偏差，人均GDP或GNP的增长，就业结构与工业结构转换的滞后。这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选择了一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的工业化没有突破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一直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工业化道路有所不同，与后起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走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私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把私有经济主要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私人小手工业者，一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1950年，我国的私人手工业企业约为800万户、从业人员2000万人，加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12.3万户、从业人数164万人，私人工业企业数是812.3万户，从业人数达到2164万人，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83.2%；私人商业企业约408万户，销售额占批发商业机构的76%、零售占85%。到1956年，城镇私人商户只剩下43.2万户、私营工业80%以上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个体、私有经济进一步受到限制和排斥，到1978年，我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形式中从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力的99.6%，个体劳动者只占0.04%，根本就不存在私人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约为16万户，相当于1952年的1%左右。1957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约为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到1978年，分别为80.8%、约19.2%，两者加起来，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00%，个体、私人工业企业已不复存在。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我国也开始逐步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后，其他专门性的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相继成立，国家通过这些机构开始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个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其后，国家开始以制定指令性的形式，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初步形成。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从此，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而且，计划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越来越大。从1953年到1956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下达计划的产品，从115种增加到380多种，这些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60%左右；对农产品采购的计划，一般也占采购总额的70%左右。1957年，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9300多个，户数约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的16%，而产值却占49%，向工业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有12个之多。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国家，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及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都由财政拨款解决。在劳动管理方面，由“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到逐步扩大统一分配的范围，由“能进能出”逐步向“能进不能出”、“铁饭碗”发展。

从“一五”末期开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就开始暴露出来，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多次被提出，国家也几次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如“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下放权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等，但这些小改小革并没有突破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总体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工业化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央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建设钢铁、煤、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1958年8月，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重工业以1962年生产钢8000万吨为纲进行安排，届时全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从发展速度看，只有“五五”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轻工业，为10.7，其余四个五年计划，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轻工业。“一五”时期轻工业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发展速度之比为12；“二五”时期达到了26；“三五”时期为11.8；“四五”时期是11.3。从结构上看，1952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35.5%，低于轻工业，到195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3.5%。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7.3%，轻工业占42.7%，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我国的工业化走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造成劳动力转移滞后。1978年我国工业吸收的劳动力仅为5009万，比1952年增长302%，而同期固定资产（原值）却增长了2046%，相当于工业劳动力增长的6.8倍，这给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客观上表现为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工业生产获得的快速发展，是靠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的。中国“一五”时期的积累率基本上在23%～25%之间；“二五”时期平均为30.8%；“三五”时期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平均为33%；1976年为31.3%，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5%，比例都是很高的。经济效益上，7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略有下降。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利税为37.1%，1978年为35.3%；1952年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为25.4%，1978年为24.2%。资源利用效率上，1953年我国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是1310元/吨，1978年则下降到527元/吨，能源消耗强度1953年为7.63吨/万元，1978年增加到18.98吨/万元。资源消耗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增长。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建起了一批污染大、资源能耗高的工业企业，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致使大气质量下降，水污染严重，矿产资源和能源被过度开采，森林遭受过度砍伐，引起水土流失，河流断流。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加之国家从农业汲走资金，致使我国的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沙漠化严重。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进行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民提供。1952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累了几千亿元，农民每年向国家缴的农业税在27亿～32亿元之间，累计有几百个亿；通过农民储蓄这条渠道，国家积累了约155.5亿；三项相加，从1952～1978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累计达到了4452亿元左右，年均约171亿元，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除1978年外，都在30%以上。如果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952～1978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约4413亿元。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这两种户口为基础，相继推出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就业制度、食品供应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农村居民与城市分割，流动和择业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单一的农业劳动，大量的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尽管工农业产值的比例1978年已由1952年的3∶7变为7∶3，但城乡人口的比例仍为2∶8，在30多年里，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西方国家联合反华的历史背景，我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这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工业化的方向和进程。从1950年开始，苏联就开始以贷款的形式向我国提供恢复生产所急需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1953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以156个工业建设项目为重点。“一五”时期，苏联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援助。7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国政府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外交政策，从而为引进和利用外国技术创造了条件。1973年～1977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累计额达到35亿美元，相当于1973年前23年引进技术设备花费外汇的总和。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贸易虽然有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不高，外贸依存度也是比较低的。195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是9.4%，以后各年都没有超过10%，1977年是8.9%。不重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从实践的效果看，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工业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约一个多世纪。从19世纪40年代起，我国开始有大机器工业，产生了一些民族近代工业，也产生过几次工业化运动的高潮，但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成效并不显著。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夕，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其主要弊端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产权不明晰、对外开放程度低等。它使我们牺牲了市场的作用，牺牲了比较优势的作用，从而最终牺牲了效率，牺牲了社会总体福利的尽快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