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基（1921年-2021年6月27日），福建福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

张培基先生，中国著名翻译家，杰出教授，先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系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921年。早年移居上海，在那里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张先生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同年任《上海自由西报》英文记者、 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者兼《中国年鉴》（英文）副总编。1946年赴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英语翻译，随后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天，他便毅然飞回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年张培基先生年仅28岁。之后，他在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张先生1951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历四载。1955年起他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校（今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执教，一干就是25年。随着该校校址迁移，张家口、北京、洛阳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80年张先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91年退休。他曾任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译顾问，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者特殊津贴。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中国翻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集结出版，不但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提供了丰富的实例文章，而且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生前他曾还担任《英语世界》杂志的顾问，同时他也是北京一所民办学校的顾问，作为一名老教育家，他为该校的师资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培基先生在译坛孜孜不倦地耕耘了50年，他的译著和专著（详见文后译著年表和专著年表）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国内外图书馆收藏。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他的作品。早在1992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的金圣华专业翻译课教材的《英汉翻译教程》也是由张先生主编的。该书自80年初版以来已32次印刷，印数达100多万册。另外，《暴风骤雨》、《阿诗玛》、《春蚕集》、《中国人名大词典》、《先师孔子》、《中国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对外发行的著作的英文稿都是经过他反复推敲亲自审定的。总而言之，张培基先生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市第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

张培基先生译著年表与著作年表

1955 年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载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

1960年曹禹《明朗的天》（外文出版社），

1962年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外文出版社），

1964年《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商务印书馆）

1964年《习语汉译英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8年《英语字母的象形作用》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79年2月《关于一些英语惯用法的探讨》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79.年3月《英语人名同位语的称号化》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报

1980年1月《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80年5月《论英语习语的变体》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80年《英汉翻译教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4年Th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s Handbook，《汉英口译手册》与加拿大马拉斯匹那学院方面合编，

1984年王士菁《鲁迅传》（外文出版社），

1987年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外文出版社），

1999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庆60周年前夕，英语学院派出专门记者队伍特对二十名人物进行专访。他们或曾任学校领导、学院领导、知名教授、或是现任领导、校友，相信他们的故事一定会使你我更好地了解学校、学院的发展历程，也一定会激起你我对未来贸大发展的深深思考……

90岁矍铄老人见证风云过往

时值学校60周年校庆，英语学院教师张静和王燕希老师受学院的委托，专题采访了学院资深老教授张培基。近90岁高龄的张培基教授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张培基教授当年作为军队专业干部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时便颇费周折，又需努力适应部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在教学管理上的差别。这使得他自己所带的第一届研究生印象尤其深刻，至今仍记得他们的名字，并和其中的一些学生保持联系。张教授在校期间主要负责研究生的教学，教授翻译、函电等课程，所用教材均为自己编写，可谓为英语学院的教学资源立下“汗马功劳”。

张教授一再强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语言教学的特色优势和重要性，并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语言基础训练。为适应时代不断发展的新变化，张培基教授不断充实自我，提升个人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张培基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多所大学进行访学。

在谈到学校硬件建设时，张培基教授不断称赞道学校已今非昔比，尤其是新图书馆大楼，“很少有大学拥有怎么好的图书馆啊！”张教授慈祥的目光中是深深的欣慰和喜悦。“问题还是存在的，”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考虑，张教授指出了自己的担忧。“目前大学实行扩招，班级人数比他在的时候多出大约三分之一，这样是否会影响外语教学的质量。”难得耄耋老人在颐养天年之余仍保持一颗对教育、对学院的赤诚之心。

张培基教授寄语学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对英语教学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学校的发展会像张培基教授说的那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

2020年1月15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文学院向明友院长及翻译系主任付文慧、支部书记阎彬等几位老师代表学院看望了张培基教授，一同前往看望的还有校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兼党委书记徐文兵。张培基老师今年已经98岁高龄，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看望期间，张老师还将自己刚刚再版的《英汉翻译教程》教材热情的赠给来访的每个人。

朱曼华

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这位“浪迹天涯的游子”东渡日本又就读印地安纳大学文学研究院之后，毅然从美利坚飞回了祖国的怀抱———解放区。那年，张培基教授年仅27岁。回国后，随即在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张培基教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思绪万千，难以平静。

张培基教授1951年曾在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不久成了军委总参招贤纳士之主要目标；从1955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部队院校服役从教，知道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历史的人几乎无人不熟悉张培基这个名字。然而，多年来，他从不希望别人“宣扬”自己。笔者受《中国翻译》杂志社委托，登门采访时，张培基教授仍“固执己见”，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普通教师，没什么可介绍的”。张培基教授的“执气”使人想起了苏格兰大诗人彭斯的一句话：“认为自己是睡着了的人，他必定是清醒的。”

实际上，他的著述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1978年就曾以张培基教授《习语汉译英研究》为蓝本“改编”成《习语英译法》一书而大量出版发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这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迟早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张培基教授著作的魅力所在。

1980年张培基教授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对外经贸大学执教，曾任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译顾问。一直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突出贡献者的特殊津贴。

在译苑毫无倦意地耕耘40余年之久，硕果累累，他为中国译学的发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暴风骤雨》、《阿诗玛》、《春蚕集》、《中国人名大词典》、《先师孔子》、《中国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大量对外出版发行著作的英文书稿都是经过他反复推敲、亲自审定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用来描述他的付出也是很贴切的。

张培基教授“为他人做嫁衣裳”、成就他人作品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译苑耕耘拓宽了成功之路。作为编审，他独辟蹊径，有机缘漫步世界语林，博采众家之长，撷取千姿百态、有声有色的语言资料；作为教授，他必须面对学生实际水平的现实，高度重视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他非常重视实践，认为“有时翻译理论很玄乎，原因在于作者自己脱离实际。”

他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自1980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已再版15次，印数达555,000册。一本专著或教材对全国高校或有关部门有如此大的需求恐怕也是对它的价值的一种评估。许多高校学生是通过这本教材认识“张老师”的。许多校友都为曾亲自聆听过这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师的课而引以为荣。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有学者钻研他的著作或译作：如《习语汉译英研究》、《英语声色词与翻译》、《为奴隶的母亲》（英译本，以下同）、《明朗的天》、《王若飞在狱中》、《鲁迅传》、《徐悲鸿一生》等等。他的所有著作或译作无一不是其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十年前笔者在美国伊里诺大学图书馆就曾查阅到那里收藏的中国出版物《鲁迅传》（王士菁）、《明朗的天》（曹禺）等译作。十二年前，他应邀赴加拿大马拉斯匹那学院讲学并任该院译训班顾问，与加方合编了THE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ER’S HANDBOOK（《汉英口译手册》，长达599页）。异国他乡留下了他勤奋的身影，外国友人莫不赏识他的才华。

张培基教授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他时刻关心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关心周围一切与译事有关的事。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展，在我国公共场所、商品广告、商品说明书以及各种涉外工作中所用英语或英语翻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错误层出不穷。他为这种现象担忧，颇有几分感慨。他强调指出：社会上出现的语言纰漏（包括英语汉语两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办事不认真、马马虎虎、对付着过的社会痼疾。同时，也反映了”许多人不重视语言学习，不认识其艰难性，不下苦功，应用时率尔操觚，大胆有余，素养不足。”他认为说到底这也是整个民族的素质问题；从总体来看，我们在跨国语言文化交流方面的进步同我们这个大国的发展相比还不能认为已经同步。在同笔者交谈时，张培基教授饶有风趣地提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英文用语。他说：北京地铁每节车厢都有一块“老弱病残孕专座”牌子，中文下面仍是一行不伦不类的英译：Please give your seat to the disabled man———译文似乎在劝某一具体乘客让位给某一残疾人。如改为Seats for the elderly, weak, sick , and disabled as well as for pregnant women则较确切。把受到市政府表扬的“卫生好”的单位冠以Good Health荣誉称号也是文不对题。实际上，所谓“卫生好”的潜层语意应为Hygienic Premises 或Clean Premises。更有甚者，北京一家名气很大的涉外商店竟把自己“艺术世界”门脸误写为Rat World（老鼠世界）。显然，rat是art之误。

社会语言文字方面的毛病很难逃过他那锐利的目光，不过是这位语言大师个人语言功底深厚的一种反映罢了；同时，不难看出他做人做学问一丝不苟及其对人、对己、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可贵精神。实际上，他无时不在不断地挑自己的毛病，正是在这种跟“毛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才痛感到学好语言的不易。他常感叹：语言似乎越学越难。40几年的译苑生涯中，他一直在无休止地导演着“鸟宿池边柳，僧敲月下门”的故事。4月21日，笔者采访时发现他还在为刚“推敲”好“郭老”（指郭沫若）两字的译法而感到兴奋。他说“郭老”跟“老郭”还不一样，“老郭”就已够难译的了———译成Old Guo并不合适，译为Guo或Lao Guo，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了或读了这种字样绝不会有中国人叫一声“老郭”时的那种感觉；“郭老”这一称谓，起初他译为Our venerable elderly scholar Guo；后来觉得在一定程度上“venerable”一词已有“elderly scholar”的内在含义，就将后者删去了。从他译这类“小词”仍坚持不求过得去、但求过得硬的这“一斑”，可窥其严谨治学态度的“全豹”了。

他称赞“汉语是智慧的语言”、“汉字是文字的奇峰”、“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等有关汉语汉字的新观点。他主张不能只把母语当成“工具”而要当成一门“学问”，母语太有学头了；以外语为本行却无心在母语方面下功夫是“短期行为”，是会吃大亏的。

“人们可能认为汉译英要理解的是母语不会太困难，事实并非如此。学生在汉译英作业中出现的错误往往不在外语表达能力差，而是汉语水平不高。例如，有人将‘风雨春秋’（stormy years）译成：wind and rain in spring and autumn———显然是由于不理解‘春秋’的意思是‘岁月’所致；把冰心的《雨雪时候的星晨》译为Stars on a Rainy and Snowy Night 是由于不理解‘雨雪’作‘下雪’解，‘雨’在这里应读‘yù（四声）’，其译文应改为Stars on a Snowy Night 。”在《英译工作与汉语修养———从一篇译文谈起》一文中，他仔细分析了《赵将括母》英译的错误，语重心长地指出了误译的原因，同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并重译了全文。如，古文“身所奉饭者以十数”句中的“奉”字等于现在的“捧”字，“奉饭”实为“端饭”，因此，该句英译应为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honour the elderly and the learned by the dozens 或He acted courteously towards dozens of his elders and betters，而不能译为He had provided support for several tens of men。

张培基教授多年来始终觉得当今中国出现了“外语热”的同时，母语的学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呼吁应及早改变这种局面，“因为人类在思维上有共性，各种语言之间是相通的，对一种语言的精通，必然有助于对另一种语言的理解、学习和掌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张培基教授年逾古稀，精神矍铄，仍然操持旧业，在译苑中勤奋耕耘，自得其乐。近年来仍不时有新作问世。《英语字母的象形作用》（English Letters as Shape Describers）是不久前应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撰写的论文；《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论英语习语的变体》、《英语同位语的称号化》、《化表为里———论“在……上”的英译》、《英语惯用法探讨》等论文也都十分惹人注意。1991年退休后，仍坚持根据大学领导的安排给青年教师传授教书育人之道，仍要应邀到海内外讲学；同时仍坚持在古今中外语林中漫步。他力争在自己金色的时光里，圆一个“源远流长的翻译梦”———把真正有保存价值的、自己又真正喜欢的、反映中华民族真善美的作品译给世人。

他的最新译作,我们在《中国翻译》、《外国语》等刊物上见到的有方志敏遗著《清贫》、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许地山的《落花生》、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巴金的《〈激流〉总序》、陆文夫的《快乐的死亡》、冰心的《笑》、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茅盾的《白杨礼赞》、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老舍的《想北平》……。这些译作选题精当、译风严谨,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神韵;译文自然流畅,富于表现力;贴近原文,无斧凿之痕,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译学思想及其美学思想。希望张培基教授能早日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在回顾自己漫长的译苑生涯时,他很难忘却一位叫姚志英的已故中学英语老师。正是这位老师可敬的敬业精神与科学的教学方法才使他能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高才生,才为他的成就铺垫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他感到有必要强调学生要老老实实打基础,其中也包括要学生背诵些英文名篇,不能只引导学生如何打勾或划圈(指做multiple choice之类的选择题) ,“要在全体学生中树立勤学苦练的学风”,不要“追求时髦”。他建议对诸如洋教材、洋教学法以及洋教师在使用上都要注意“两分法”,不能全盘西化或全盘否定。

张培基教授终生无悔，但不无遗憾。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无“文革”的冲击，如在那年富力强的二十年里能有这样较为宽松的环境或氛围，想必能干更多的事情。

往昔还看今朝——听退休教授张培基讲述“东京审判”故事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为还原更真实鲜活的历史，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英语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徐文兵带领英院学生干部专程采访了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文翻译并亲身经历过东京审判的退休老教授张培基先生。

张培基（1921-），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翻译家，杰出教授。早年移居上海，在那里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先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91年退休。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在当今中国翻译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张培基先生在赴日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英文翻译之前，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上海工作，担任《自由西报》（英文）记者、《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特约撰稿、《中国年鉴》（英文）副总编等职务。

由于东京审判检察官表示人手不足，便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长季南（Keenan,J.）主持，从上海招募人员协助工作。报界老前辈桂中枢先生作为季南先生的老同学，推荐了张培基先生前去。我国在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先生还亲自到上海找到张培基先生等人，从报纸上摘录一段话让他们进行翻译，通过测试之后，张培基先生一行才被正式录用。

图1中的上图：1946年-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人员旧照（右一为张培基）

图1中的下图：张培基教授近照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始，直到1948年11月结束。张培基先生1945年开始参加前期准备工作，从1946年月至1947年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中国检察官的助手，工作时间共计2年7个月。工作包括翻译相关材料和检察官之间的来往备忘录等文件，以及帮助整理资料。由于人员紧张，张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一工作就是一整天。对于吃住的问题，张先生表示一切都由公家提供，没什么不习惯，跟着检察官一起吃，颇为讲究。

据张培基先生回忆，战后的东京早已被轰炸得一片狼藉，而令人称奇的是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建筑却完好无损，与周围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栋楼战前是日本士官学校，战争期间是日本陆军军部。

由于工作允许到庭上观察审判情况，张先生亲眼看到了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他们面对法官分坐几排，后面还有一排美国宪兵监视他们。他们态度狡猾，拒不认罪，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受审时将用到的文件材料。整个审判尤其重视两个人：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其中土肥原贤二便是令中国百姓谈虎色变的“土二爷”。审判结果是7人绞刑，包括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外相广田弘毅。死刑犯后来都被关押在东京郊区的监狱里并被行刑。

审判期间尤其使张先生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庭作证。溥仪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带到苏联，后来中、美、苏商量好传唤他作证，起先并不知道自己证人身份的溥仪到庭以后“像看戏一样”。他一度害怕这一回来会被中国方面判刑，后来才了解到是要利用他控诉日本战犯。他穿着藏青西服，带着黑框眼镜，满口京腔，身后站着两个日本宪兵，后面还跟着一个苏联军人。溥仪讲述了日本人把他从天津弄到大连，再到长春做傀儡皇帝的事情。谈及日本人毒死了他患病的爱妻并强迫他娶日本老婆时，他更是怒不可遏，激动地拍着桌子。溥仪表示他作为名义上“伪满洲国”的“皇帝”，毫无自由，处处受限，“简直是猴戏”，以此控诉着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罪行。溥仪在军事法庭上连续作证8天，创下了证人作证的时长记录。审判结束后溥仪回国，中国政府对他很宽待，既往不咎。

张先生还谈及在2006年时，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电影《东京审判》的看片会，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和张培基教授作为亲历者，也被请到了现场。看罢电影，张教授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战犯手里会拿布包、后面会站一排宪兵和法庭的真实布置等细节在电影里没有反映出来；二是法庭用语不够规范，例如每次开庭前有一位美国军官喊“全体起立”被翻译成“allpersonnelstandup”；之后法官喊的“全体坐下”翻为“allpersonnelsitdown”。“Standup”和“sitdown”在口语里很常见，但法庭上就应该用更正式的“rise”和“beseated”。法庭用语与日常用语应该进行区分。张先生认为电影就要如实地反映历史，切不可随意更改。

张培基教授与英语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徐文兵及学生合影

在采访的最后，张培基教授特地提醒年轻人，不光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多关注国内外大事，多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