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弘毅（日文名：広田弘毅 ひろた こうき，1878年2月14日一1948年12月23日），日本第32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二战甲级战犯。

广田弘毅1878年2月14日生于九州福冈，早年结识有“右翼运动大祖师”之称的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深受其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1901年，广田弘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年，进入外交界。1913年，任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此后，广田历任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驻苏大使等职。

在大学中表现突出，1905年毕业，广田弘毅参加了领事馆考试，希望通过考试成为正式的外交官。不过这次考试前，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成功，他并没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败。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从此他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极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落第”后，他在日本大学院研究了一段时间的日本对外殖民政策。之后，在当时任朝鲜统监府总务长官的同乡鹤原定吉的推荐下，他被统监府录用到朝鲜工作。1906年，广田弘毅被外务省录用为候补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开始。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工作。在此期间，日英双方调整了同盟条约，并签署了《日英通商条约》。1913年，他奉调回国，任农商务省书记官兼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9年，他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从此，广田弘毅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他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日本驻荷兰大使。1929年，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1930年任驻苏联大使，这种工作经历为他以后执掌日本外交大权，策划推动日本侵华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使非常依赖世界市场的日本经济遭受到巨大打击，经济的崩溃激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1932年，犬养毅的政党联盟内阁因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养毅本人在政变中被暗杀。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了新内阁，这届内阁对军部的嚣张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军部能“尊重”内阁，形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此时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军部力量不断膨胀。广田弘毅此时取代内田康哉出任新内阁的外相。

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后，开始向华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广田弘毅在种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广田弘毅实际上是积极主张对华侵略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深谙外交之道的资深外交官。因而，广田弘毅尽心尽力为法西斯侵略者出谋划策，采用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来实现最终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内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获得了短期目标的完成。广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诺，“在我充任外相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并且宣布实行“协和外交”。

他这样做实质并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好心，而是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巩固“战果”，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中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侵略得更隐蔽而已。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

广田弘毅认为发出像《天羽声明》这样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标太露骨了，才会遭致强烈反对。可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他“亡羊补牢”地进行了一番遮掩。24日，广田弘毅先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情报部弄错了声明，然后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天羽声明》并未经他的批准，是无效的，但在西方各国中造成了错误印象，实在是一大误会。同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无意破坏《九国公约》的规定，以便觅取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天羽声明》并不是天羽英二个人的狂妄叫嚣，其主要内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发给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第109号密电。该密电强调：一、关于中国问题，帝国与列国因主张与立场不同，终于不得已退出国际联盟。在此情况下，帝国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为维护自己在东亚的使命，必须全力以赴。对诸列强虽一向以极谦逊态度调节利害关系以求亲善，但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属于日本必须单独履行的责任，帝国有决心完成此一使命。二、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国不能不与中国共同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因此，保全中国之统一与恢复其秩序是帝国的迫切希望。但历史证明，只有等待中国自身的觉悟和协作别无他法。帝国基于以上观点，必须竭尽全力打破中国方面排斥日本运动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国的策略。三、鉴于满洲、上海事件后的形势，此时如列强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不论其以财政的、技术的或其他名义，必定含有政治意义，其结果将直接开创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先例或成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之虞，诚恐为中国的觉醒及保全其国土主权带来不幸。根据帝国的主张，对此不得不表示反对。四、各国如从经济贸易的观点出发，个别与中国交涉，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对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可以任意采取措施。然而，上述行为万一构成扰乱东亚和平或秩序性质的行动（例如，供给军用飞机或设置军用机场，提供军事顾问、政治借款等），帝国对此不能不加以反对。五、基于以上观点，当前外国方面如对中国有所策动，其共同行动自不待言，即使个别行动（鉴于中国依然梦想依靠外国势力牵制我方）也必须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坏。对此，希望本此方针努力完成我方目的。显然，《天羽声明》不过是将密电的内容也就是其意图公之于众罢了。在第109号密电及《天羽声明》中充满了日本想要独霸中国的内容。所谓“协和外交”，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这种欲盖弥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1934年7月，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的贪污丑闻而倒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重新组阁，广田弘毅留任新内阁外相。此时，他继续以“日中亲善”为幌子，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渗透。不仅如此，为了放手扩军备战，广田弘毅还积极活动，最终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1935年，日本天津驻屯军阴谋策划了“白胡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武力相威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停止排日，从河北撤军的协定，进行所谓“华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恶行就在“日中亲善”下步步展开。起初，中国国民政府还希望日本真能因为“日中亲善”而放弃“华北自治”的种种苛刻条件。6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国方面不因华北事件而改变以往中日亲善之方针，愿意商定实现中日合作的具体步骤”。其方法为：“将合作对象分为华北与整个中国两个方面，对华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项为重点；对整个中国主要以经济方面之合作为基础；对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协调。”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

1、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2、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

3、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

而广田弘毅的态度则是对既得利益极力维护的同时，尽量扩大侵华利益，这从他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时的谈话中有明显的体现。他说：“关于满洲国问题，如您所知，由于中国方面坚持不承认该国之态度，因而产生种种纠纷。又因日本承认满洲国独立，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予以支持，与上述中国方面之对满态度经常发生龃龉，为此逐渐累及日中直接关系。坦率而言，军方此际亦切望中方进而采取承认满洲国之行动。”并且提出，如果中方认为承认“满洲国”完全不可能，那至少应“为避免因不承认满洲国所产生之各种矛盾纠纷，中国方面应采取某些实际措施”。除公开的表述这种维护侵略利益的论调外，广田弘毅还令外务省东亚局专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此即东亚局1935年7月2日草拟的《对华新政策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对广田弘毅的态度，仍是妥协中保留一线希望。驻日大使蒋作宾回国述职完毕后于1935年8月30日返赴日本。蒋作宾向广田弘毅传递了中方当时的态度——仍以2月26日王宠惠向广田提出的三条为基本原则，即（1）中日两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2）两国要维持真正友谊；（3）今后在两国间发生之一切事件，应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之。同时，对这三个原则又进行了补充说明：“蒋介石委员长认为，如实现上述三原则，中日两国即成为真正朋友，上海与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华北事件协定已无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其次关于满洲国问题，蒋意虽不能承认该国之独立，但在目前可暂时搁置不问。如日本实现上述三原则，并且同意取消上海协定等项，中国亦将使经济合作之洽谈易于进行，蒋委员长在不损害中国主权之前提下，不仅准备答应上述洽谈，并根据中日亲善工作之进展情况如何，为‘共同之目的’亦准备进行军事上之商谈。”可见，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如果日本能放弃对华北的侵略，那么，国民政府则可以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并且可以与日本进行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合作”。这种有损主权的退让却仍不能让广田弘毅满足。

广田弘毅在与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合议后，最终提出了一个“对华三原则”，内容是：

（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摆脱依赖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付诸实行，进而就具体问题，使其与帝国合作。”

（2）“虽必须使中国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当前则应使中国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之独立，停止其反满政策，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之华北地区须与满洲国之间进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

（3）“鉴于来自外蒙等地赤化势力已构成对日满华三国共同之威胁，应使中国方面为排除上述威胁，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对我方所希望之各种措施给予合作。”这个“对华三原则”就是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为了保证“广田三原则”的实施，广田弘毅还下令制定了一个《附属文书》，要求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应保持密切联系”，最终达到“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它升华”之目的。

“广田三原则”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携”，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权益，并要最终承认“满洲国”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蒋作宾将中国方面的意见交给广田外相，其主要内容是：

（1）中国向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为实现两国亲善关系，中国在与各国关系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

（2）对满洲不能进行政府间交涉，但对该地方现状，绝不通过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并将考虑保持关内外人民经济联系的方法。

（3）中国关于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祸已处于无须忧虑之现状，关于在北部一带边界地区如何防范赤化问题，如日本完全实行以前中国方面提出之三原则，中国将在不损害中国主权与独立原则下，协商与此有关之有效方法。

从1935年9月初至11月底，广田弘毅多次与中方大使交涉施压。另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紧张气氛。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了香河县汉奸暴动；11月25日，日军又扶植成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关东军也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

在日本的军事、外交双重威逼下，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11月底，蒋介石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并于1935年12月18日，组织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回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该委员会可以独立处理河北、山西、察哈尔以及平津的一切政务，实质上是一个半傀儡式的政府机构，通过它，日本政府达到了入侵华北的目的。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他得寸进尺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既得利益。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要求驻华大使有吉明按《处理华北计划纲要》的要求，配合军部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的活动。虽然对于“广田三原则”的正式承认问题由于11月1日汪精卫被刺事件暂被搁置，但从蒋个人的表态以及国民政府的实际行为上可见，广田弘毅的侵略目标实际上已基本达到。

1936年2月26日，军部“少壮派”中下级青年军官举行武装政变，占领了政府重要机关，并且袭击高级官吏府邸，杀死内务大臣斋藤实子爵、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这就是二·二六事件。事变发生后不久，陆军省在昭和天皇的暴怒下采取了镇压手段，使政变未能得逞，不过经过此次事变，军部中的法西斯势力得到极大加强，其侵略野心亦日益膨胀。

事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有两个考虑，其一是近卫文麿，另一即是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是公爵出身，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并且在国内声誉较高，颇受重臣西园寺的赏识。但近卫文麿考虑到当时军部内斗剧烈，又得处理棘手的“二二六”事变的善后，他不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去趟浑水，因而就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元老西园寺公望转而考虑到广田弘毅，一方面广田任外相时，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系问题。因而，西园寺就委托近卫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这时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四个首相都被政敌暗杀，广田当然也不会甘冒此风险，因而他以“难以胜任”为由而拒绝。但在西园寺的坚持下，最后广田不得不接受组阁重任。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广田内阁之后就不再有总理大臣、重臣或阁僚因恐怖事件丧生。不过他也并非和悲剧无缘。战后，广田是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处极刑的的文官。广田内阁商工相川崎卓吉入阁仅一个多月便因病去世；继任商工相小川乡太郎在1945年4月辞去缅甸政府顾问职务回国时，所乘阿波丸号被美军潜艇击沉，葬身鱼腹；藏相马场锳一在第二年年底病死。陆相寺内寿一在战败投降时担任南方军总司令，被拘押期间死于越南的西贡；海相永野修身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审判，在审判过程死去；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到菲律宾担任陆军军政顾问，1943年9月客死他乡。

广田内阁有很多官僚，并以来自内务省者居多，占内阁成员大半。还有五人曾担任过次官，他们是内相潮惠之辅、商工相川崎卓吉、法制局长次田大三郎，外相有田八郎、法相林赖三郎。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和书记官长藤沼庄平曾担任过警保局长，分别因“虎门事件”和“米骚动”而引咎辞职。藏相马场和农相岛田俊雄都曾担任过法制长官。这种人员构成反映出尽管广田内阁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制定受到军方的强制，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来自官僚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思上讲，广田内阁在人员构成方面可以说是军方与官僚的合作体制。在冈田内阁曾担任过书记官长的吉田茂出任汇集了各个省厅优秀人才的内阁调查局长官。因此，不能把广田内阁的政策责任推到给军部一方承担，这些政策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二·二六事件”被镇压之后，青年军官们的动静与事件前并没有什么变化，随处可见更加满怀激愤的青年军官们在一起商谈。军事课为了平息他们的冲动情绪以防生变而奔忙。当时军事课对这些青年军官们明确表示，无论有什么理由、在什么场合，都不允许采取武力的直接行动，除陆军大臣以外，军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时也表示陆军大臣在内阁中将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军官们起义的各种恶劣事态。军方中枢部门为了说服青年军官，与理论相比必须让他们看到实际证据，所以在阁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预算案方面都必须积极发言，进行干预，而且还要取得实际效果。军部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实行“陆海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担任制”。

5月18日，根据敕令，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这件事的经纬是，4月17日陆相提出关于陆海军大臣现役专任制的规定草案，2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之后经过枢密院审议对外公布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将军（大、中将）专任制》。陆军主张修改官制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要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对抗，预、后备役军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从军队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许予后役将军担任大臣，他们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复活皇道派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很难期待军队整顿能够彻底。不能说寺内等统制派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对行动派抱有亲近感并保持紧密接触的近卫文麿在第一次组阁时任命荒木贞夫为文相、与皇道派气脉相通的“舰队派”末次信正为内相；第二次组阁时任命柳川平助为法相。打击皇道派确实是寺内和陆军内统制派们的真实想法，但还有更重要的、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目的，那就是陆军想要通过这个制度实现陆军大臣全面干预政治，同时把这个制度作为囊中之物，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过两省直接选拔担任大臣的人选。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军部用这种手法掌握了内阁的生杀大权。此外，陆军还就推荐后任大臣人选问题在大正十三年制定过“三位长官一致推荐”的内部规定。根据“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有关业务担当规定”和三长官会议形成的惯例，在推荐下一任陆相时，除了三位长官协商外还要听取次官、人事局长的建议，必须照顾到军方元老（皇族、元帅、军事参议官等）、骨干军官和幕僚们的希望和要求。

据说在恢复现役武官担任大臣制度时，广田想以“三长官一致推荐”的方法推荐首相希望的人选，但寺内独揽了这个权力。战后不久的东久迩稔彦内阁时，陆军推荐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为陆军大臣，首相却起用了北支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在广田的后任宇垣一成组阁时，陆军三长官以没有可推荐的合适人选为由阻挠宇垣内阁成立。米内光政内阁时，陆相畑俊六与米内发生对立而辞职，陆军省以同样理由拒绝选派后继人选，迫使内阁总辞职。以上两例子反映出，把广田和陆军间的交易约定说成是一纸空文也不为过。被陆抢得先手分的广田在其后半生中一直陷于困境，丝毫没有作为首相的气概。

之所说是“恢复”了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制度是因为之前有过先例。在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期的1900年，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企图实现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参加了政党或某个结社的人物担任陆海军大臣。有一种说法，上届内阁（宪政党大隈重信内阁）在组阁之初想从政党人士中挑选陆海军大臣人选，计划由头山满担任陆相，由平冈浩太郎担任海相（两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领导人），因此山县有朋抱有危机感。联想到西乡叛乱时板垣退助等对西乡的帮助和当时头山满和平冈两人在福冈进行的活动以及与板垣退助等人之间的来往，还有组阁时除了留任的陆海相（桂太郎和西乡从道）外大半阁员都是政党人士这一点，隈板内阁想起用头山满和平冈分别担任陆海相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陆军不同，海军中推荐继任人选属于海相的专权，但自1932年伏见宫博恭王担任军令部长后，人选问题就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该国策纲要》，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广田内阁期间由内阁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的背景是，当时日本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德国在西欧同样陷于孤立境地，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注意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向纳粹党政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签署日德双边协定的意向，两国开始秘密交涉。广田把由驻比利时大使转任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国担任外相，正是因为有田的想法和大岛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马上通过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岛试探纳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宾特洛夫确实希望实现日德合作的答复后，便要求德国方面提出草案。7月，德国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草案，内容是前一年大岛和里宾特洛夫之间商定的。外务省对草案进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内以下陆军首脑们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外务省案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就防共问题与英国进行协商，陆军对此强烈反对。外务省也强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国进行协商而单独和德国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陆军最终作出让步。外务省和陆军一致认为应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不过分刺激苏联，并不使英国因此感到不安。

协定草案被送到枢密院进行审议，广田在第一次审查委员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称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东亚对日本形成压力，并通过共产国际进行搅乱工作，对日本的国防造成直接威胁，同时阻碍日本落实“东亚安定政策”，缔结该协定是以和德国合作、共同防卫和牵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地邀请第三国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扩大的防卫态势。但是该协定会尽量避免使正在向前发展的日苏关系恶化，将继续进行日满苏边境划定，处理国界纠纷，继续改善日苏关系。有田外相在说明中提到苏联在欧洲造成的威胁，指出苏联和其邻国间逐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相互援助条约，正在欧洲扎实地强化其国际地位。广田和有田都强调，日本和德国在挫败苏联在东亚和欧洲扩大侵略的意图和阻止共产国际在这两地区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协定在表面上是日德两国针对共产国际制定的，而真实意图是以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协定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反过来形成更大的波浪冲击着日本。日本和纳粹政权缔结协定，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产生隔阂。7月前后，外务省电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吉田从一开始就反对与纳粹德国缔结协定），让他为就两国间各种问题调整关系作准备。但在10月7、8两日，发生了基隆事件（在台湾基隆几名英国东洋舰队水兵和当地司机为价格发生纠纷而惊动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协定对外发表，使得日本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计划无限期拖延下去。对苏关系也受此影响，原本已经枢密院审议通过并在11月10日草签的日苏渔业协定，由于苏联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绝签字而化为泡影。日德协定虽然表示非常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该协定，但对此表示共鸣的仅有意大利。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反驳称，防共工作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欧美各国也对此冷眼旁观，他们担心建立反共网将导致世界的分裂。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表示担心该协定不仅对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就连对英美等民主国家改善关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园寺也严厉批判签订该协定是为德国所利用，指出日本没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国之外的国家签订协议，广田和有田对各国的反应毫无知觉，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迎合军方，广田是个投降分子。宇垣一成也尖锐地批判道，即使作为防共对策也应该呼吁英、美、法三国共同结成防共大包围网，与法西斯德国相呼应是没有原则立场，表示与广田一刀两断。重臣若槻礼次郎称，广田内阁的存在对国家不利，内阁对军部的蛮横和战争主张没有能力制止。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1936年8月，广田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一“国策基准”在一定意义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其主要着眼点便在于，在消除北方的威胁、防范美英的同时，继续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更要兼顾向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渗透。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等人又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其中重点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并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同时合并外务、拓务两省，以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等。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其谋求独裁开路，并且还可以从长计议，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做好预先的准备工作。因此，可以说，军部所提出的这一所谓的改革方广田内阁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案，实质上是迈向军部独裁的一个铺垫。

在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方案中，另有一项内容也十分重要，即“议会制度改革”。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彻底否定政党政治，并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独裁专治体制取而代之。政党方面对军部横行内阁的现状理所当然地感到强烈的不满。为此，一些政党人士便伺机进行抵抗和反击。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政友会的议员便公开指责内阁“官僚自以为是，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长此以往，日本必将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1月21日，第70届议会正式复会。在会上，由于大藏大臣马场瑛一提出要扩大军费开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对军部不满的政党人士的敏感神经。政友会年逾70的元老级议员滨田国松当即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们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坐在阁僚席上的寺内寿一如坐针毡。待滨田的演说刚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说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得到议员们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 寺内听罢，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滨田岂肯服输，他大步跨上讲台，寸步不让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然而，对于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素来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政党与军部之间的强烈对抗，甚至可能会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但刚愎自用的寺内决意坚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实上，寺内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尽管已经成为其十足的傀儡，但毕竟大权仍握在广田手中，而广田及其阁僚中的部分成员从根子上来讲，对军部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从寺内要求解散议会而应者寥寥这一事实上也可以看出。军部的态度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广田内阁已再无可利用之价值。广田于1937年1月辞职，同年6月出任第一次近卫文内阁的外相。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作为广田内阁的后任，林铣十郎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在政党的强烈反对声中灰溜溜地垮了台。1937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出山”。被军部扫地出门的广田弘毅在老朋友近卫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务大臣。广田第一次入阁是在1933年斋藤实内阁期间，在他的任命仪式上天皇特别对他说道：“陆军总和别国发生事端，令人非常为难。好像海军方面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广田那边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当时广田诚惶诚恐，之后马上找来美国驻日大使格尔，表示改善日美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对原田熊雄表明他的决心：“在这五、六年间不能对外酿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在之后的冈田内阁，广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十七届通常国会上，政友会的芦田均在质询中问道：“政府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广田外相主张的‘协和’外交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具体政策？”广田回答说：“虽然说未来会有战争，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内决不会发动战争。”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这次担任外相期间，日中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华北事变”，进而发展为“支那事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田在他从卢沟桥和南京经过巢鸭（位于东京的战犯监狱）走向坟墓的泥泞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广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时将外相之职让给了宇垣一成，但实际上他作为外相的气数在这一年1月16日发表“日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和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广田作为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无法估量的，“两个放弃”的提出使得日中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国际孤立。而且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没有一起反击日本，日本没有必要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可见日本对中国是端着肩膀，趾高气扬，要求对方采取低姿态，而自己毫不让步。现地的军队更是这种心理。国际社会原本对日中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进行进行大屠杀，而且宣布放弃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对日本态度。

对于“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十一、十七条，就日本的战争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使问题国际化。1937年9月13日，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大会接受中国上诉，并列入大会讨论议题。外务省于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因此不便对国际联盟的讨论内容发表评论。但是中国的上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际联盟接受上诉说明联盟没有正确认识东亚事态，因此国际联盟的介入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对于本次事变的处理方针是，坚持现地解决，不扩大事态，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反省，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

日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不扩大方针，使战争长期化，因此必须通过处理这次事件来制定出根该国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事变”，而实际上是日中间全面战争。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开始制定战时体制，而另一方的中国没有利用“卢沟桥事变”强调“保卫祖国，全面战争”。

在战局方面，近卫内阁将战争由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在国际上找不到一个友好国家，成为亚洲中的孤岛。不祥的前兆开始出现。根据国际环境和战局的发展趋势，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提出希望通过第三国从中斡旋，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一纲要即被束之高阁。同时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日本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批判的对象，这个孤岛开始被潜在的敌国包围起来。1938年1月16日，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迪尔库森，感谢德国长期以来在日中间斡旋，同时通告了今后日本对华不再进行外交交涉的决定。正午时候，政府根据内阁秘密起草提出的对华声明案，发表了与中国断交的声明（即“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这个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这份对华声明中称：“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给中国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之真诚心意，大肆策划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地区和平之大局。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真心与帝国进行合作的中国政府的产生，改善两国关系，届时帝国政府将对新支那的建设提供合作。帝国政府从来的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各国在支那权益的方针没有丝毫改变。如今，帝国政府愈发深感对东亚和平责任重大，希望国民为实现这一任务更加发愤图强。”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届通常国会召开，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个帝国声明。近卫声称“不用说，以日满支三国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确立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帝国不变的国策。不久前，政府针对不思反省的支那国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为对手的方针，也是为了实现不断增强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国策。”

广田外相则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变特提出以下四项条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与日满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且在该地区建立特殊机构；其三，日满支三国间缔结紧密的经济合作协定；其四，支那对帝国作出赔偿。这四项要求是帝国政府认为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中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作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在16日发表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样的声明是在国际联盟已经就日军空袭作出指责决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不战条约、并且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情况下作出的。18日帝国政府作出补充声明，言语之中毫无宽容、博爱以及文化上的精练与睿智，真可称得上是“语言屠杀”。日本政府把语言都作为武装，并用语言的刀刃砍向中国。声明宣称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比不承认国民政府还要恶毒，是想彻底抹杀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不是宣战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抹杀代表一国国民的政府。这种作法完全是对他国残酷无礼的行为。1938年5月29日，近卫以广田在“近卫宣言”中所犯的失误为由将其解职。广田弘毅就此结束了其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奔波卖命的政治命运。

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

1940年，广田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文组阁的重臣会议，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5年12月，广田弘毅被驻日盟军逮捕。

广田弘毅从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两度担任外相，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担任日本首相。在其担任外相和首相期间，先后发生了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对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三类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认定作为侵华主谋之一的广田弘毅罪名成立，判处其绞刑。

广田的墓碑在福冈市的圣福寺内，旁边是随他自杀的夫人静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