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科学为什么会赢得如此盛誉，并带给科学研究如此巨大的变革呢？主要是因为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复杂性科学带来的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意义，然而要想找出一个能够符合各方研究旨趣的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还有困难。虽然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科学为什么会赢得如此盛誉，并带给科学研究如此巨大的变革呢?主要是因为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复杂性科学带来的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意义，然而要想找出一个能够符合各方研究旨趣的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还有困难。虽然当代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黄欣荣认为尽管复杂性科学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是复杂性科学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循：(1)它只能通过研究方法来界定，其度量标尺和框架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2)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许多学科中，是学科互涉的。(3)它力图打破传统学科之间互不来往的界限，寻找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统一机制。(4)它力图打破从牛顿力学以来一直统治和主宰世界的线性理论，抛弃还原论适用于所用学科的梦想。(5)它要创立新的理论框架体系或范式，应用新的思维模式来理解自然界带给我们的问题。

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

复杂性科学研究主流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要是指：埃德加·莫兰的学说、普利高津的布鲁塞尔学派、圣塔菲研究所的理论。

(1)埃德加·莫兰的学说 埃德加·莫兰是当代思想史上最先把“复杂性研究”作为课题提出来的人。莫兰正式提出“复杂性方法”是在他1973年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 一书中。莫兰复杂性思想的核心是他所说的“来自噪声的有序”的原则，该原则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将一些具有磁性的小立方体散乱地搁置在一个盒子里，然后任意摇动这个盒子，最后人们看到盒子中的小立方体在充分运动之后根据磁极的取向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在这个例子中，任意地摇动盒子是无序的表现，显然单靠它不能导致小立方体形成整体的有序结构。小立方体本身具有磁性，是产生有序性的潜能，但是这个潜能借助了无序因素的辅助或中介而得以实现。在这个原理里，无序性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必须与已有的有序性因素配合才能产生现实的有序性或更高级的有序性。这条原理打破了有关有序性和无序性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传统观念，指出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为用，共同促进系统的组织复杂性的增长口 。这正是莫兰在其书中阐发的复杂性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它揭示了动态有序的现象的本质。

(2)普利高津的布鲁塞尔学派 比莫兰稍晚，普利高津在他与斯唐热于1979年出版的法文版《新的联盟》一书中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此书的英文版改名为《从混沌到有序》)“ 。在那里，复杂性科学是作为经典科学的对立物和超越者被提出来的。他说：“在经典物理学中，基本的过程被认为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用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却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中”。因此，“物理科学正在从决定论的可逆过程走向随机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普利高津紧紧抓住的核心问题就是经典物理学在它的静态的、简化的研究方式中从不考虑“时间”这个参量的作用，从而把物理过程看成是可逆的。实际上，普利高津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复杂性”的定义，他提出的复杂性的理论主要是揭示物质进化过程的理化机制的不可逆过程的理论，即耗散结构理论。

(3)圣塔菲研究所的理论 1984年5月成立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由各学科的第一流精英参与，受到美国公私财政机构的大力资助，被视为世界复杂性问题研究的中枢。然而，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观念与莫兰和普利高津的复杂性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圣塔菲研究所的学术领头人盖尔曼(M.Gell～mann)指出 ：“在研究任何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时，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这三个问题：基本规则、被冻结的偶然事件以及对适应进行的选择。”“被冻结的偶然事件”是指一些在物质世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后果被固定下来并演变为较高级层次上的特殊规律的事件，这些派生的规律包含着历史特定条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盖尔曼认为，事物的有效复杂性只受基本规律少许影响，大部分影响来自“冻结的偶然事件”。盖尔曼随后还指出了复杂系统的适应性特征，即它们能够从经验中提取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自己行为方式的参照，并通过实践活动中的反馈来改进自己对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说，系统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能够主动地对环境施加影响，因此，他认为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焦点不是客体的或环境的复杂性，而是主体自身的复杂性—— 主体复杂的应变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复杂的结构。

复杂性科学主要包括：早期研究阶段的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后期研究阶段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元胞自动机理论。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介绍协同学、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

(1)协同学

协同学(Synergetics)是由德国学者哈肯创立的 。协同学是研究有序结构形成和演化的机制，描述各类非平衡相变的条件和规律。协同学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学进一步指出，对于一种模型。随着参数、边界条件的不同以及涨落的作用，所得到的图样可能很不相同；而对于一些很不相同的系统，却可以产生相同的图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形态发生过程的不同模型可以导致相同的图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能存在生成同样图样的一大类模型。

(2)突变论

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的创始人是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 Thorn)。突变论是研究客观世界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的一门新兴学科。突变论认为，系统所处的状态，可用一组参数描述。当系统处于稳定态时，标志该系统状态的某个函数就取惟一的值。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该函数值有不止一个极值时，系统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勒内·托姆指出：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随参数的再变化，又使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那么，系统状态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突变。突变论还提出：高度优化的设计很可能有许多不理想的性质，因为结构上最优，因而可能存在对缺陷的高度敏感性，产生特别难于对付的破坏性，以致发生真正的“灾变” 。

(3)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是普利高津(Pregogine)于20世纪60和70年代创立的 普利高津一直在从事关于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当他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从平衡态推到近平衡态，再向远平衡态推进时终于发现：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 。

最早明确提出探索复杂性方法论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敏锐地提出要探索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即他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后来发展成为综合集成方法的研讨厅体系。随后，成思危教授在《复杂性科学与管理》一文中指出：“研究复杂系统的基本方法应当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系统科学方法”并提出这应包括四个方面的结合，即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还原论与整体论、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但是成思危教授并没有对这些方法论原则展开全面细致的论述。

除了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外，国内对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比较少，但是关于系统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方法论还是有比较多的探索。(p240)例如，吴彤教授对自组织方法论做过专门研究，苗东升教授对系统方法论和混沌研究方法有深入探索，赵松年研究员对非线性方法论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等。这些已有的关于系统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探索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也已经认识到研究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并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努力。世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中枢机构—— 美国圣菲研究所(SFI)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研究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他们把计算模拟、隐喻类比等方法引入到复杂性研究之中。1999年，美国《科学》杂志在其刊发的复杂性专刊中，其编者按文章《超越还原论》，就是对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所作的探索。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其六卷本巨著《方法》中，从哲学层面上对复杂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对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德国学者克劳斯·迈因策尔在《复杂性中的思维》一书中阐述了复杂性思维给人们思维方式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试图建构一个跨学科的一般方法论。不过就研究态势来看，国外对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成果不多，并且多体现为复杂性探索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模拟方法、数值方法、计算方法等)上，系统全面的哲学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

“非线性”与“线性”是一对数学概念，用于区分数学中不同变量之间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苗东升教授认为，可以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来认识和区分线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从本体论角度来看，线性思维认为，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线性的，非线性不过是对线性的偏离或干扰。非线性思维认为，现实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但非线性程度和表现形式千差万别，线性系统不过是在简单情况下对非线性系统的一种可以接受的近似描述。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线性思维认为，非线性一般都可以简化为线性来认识和处理。非线性思维认为，一般情况下都要把非线性当成非线性来处理，只有在某些简单情况下才允许把非线性简化为线性来处理。因此有学者明确指出：“非线性作用是系统无限多样性、不可预测性和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复杂性的主要根源。非线性思维是一种直面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运用超越直线式的思维去力争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的思维方式。不可否认，在认识简单的事物时，直线式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提高认识的效率，但是在认识比较复杂的事物时，如果单单为了追求一种简单性、便捷性、效率性、因果性，而抛却事物的复杂性，我们得到的会是一种“假象式”的认识结果。实际上“随着我们的思维范式由线性(原子论、还原论)向非线性(系统论)的转变，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本来面目的认识就更加深刻”。

不确定性是针对确定性而言的，是对确定性的否定。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自然科学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确定性的世界愿景，并且宣称在这幅愿景图中的空白之处或者不清晰之处只是暂时的，是等待人类去逐渐填充的领域。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系统科学中关于混沌现象的研究，却打破了传统科学中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截然分割的思想禁锢，并用大量客观事实和实验表明，正是由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曾说：“我坚信，我们正处在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走到了伽利略和牛顿所开辟的道路的尽头，他们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时间可逆的确定性宇宙的图景。我们却看到了确定性的腐朽和物理学定义新表述的诞生。”事实上，许多学科领域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了微观和宏观世界中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如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则、数理逻辑中的哥德尔定理、社会选择理论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及模糊逻辑等方法的提出，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为“不确定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提供了准备条件。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家亨利·N.波拉克(H.N.Pollack，1936年一)说：“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非但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且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科学是靠不确定性繁荣的。”（“叩”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从本质上，不确定性源自《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是黄欣荣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由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社会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相干性、非线性、临界性、自组织性、自强化性和突变性。根据不确定性的特点，一般可以把不确定性分为五类：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过程不确定性、博弈不确定性和突变不确定性。”

组织是指系统内的有序结构或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过程。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依据组织的进化形式把“组织”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两类。自组织是相对于他组织而言的，我们一般把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组织称为他组织。他组织只能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组织向有序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相反，自组织是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就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发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吴彤教授认为自组织理论由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组成。其中，耗散结构理论是解决自组织出现的条件环境问题的，协同学基本上是解决自组织的动力学问题的，突变论从数学抽象的角度研究了自组织的途径问题，超循环论解决了自组织的结合形式问题，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则从时序和空间序的角度研究了自组织的复杂性和图景问题。一般认为，系统开放、远离平衡、非线性相互作用、涨落是自组织形成的基本条件。

自组织现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我们把这种无需外界控制和干扰、通过系统自身的调节和演化达到有序的特性称为自组织性，如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可以看成是自然界中的生物通过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而达到的不同物种之间进化发展的自组织过程。

复杂性科学把系统整体具有而部分或者部分和所不具有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特性称为涌现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整体还原为各个部分时，整体所具有的这些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便不可能体现在单个的部分上。

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有生于无”的论断，便是对涌现性古老而又深刻的理解和表达。贝塔朗菲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来表达涌现性；霍兰认为涌现的本质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复杂性科学家常借用“复杂来自简单”来表述涌现，认为复杂性是随着事物的演化从简单性中涌现出来的。虽然涌现性是整体的一种现象和特性，但是整体的现象和特性不一定都是涌现。贝塔朗菲区分了累加性与生成性(非加和性)两种整体特征，把整体分为非系统总和与系统总和两种。要清楚地认识到单单只把各部分特性累加起来所形成的整体特性不是涌现性，只有依赖于部分之间特定关系的特征所构成的生成性(不是加和性)才称得上是“涌现性”。由此可以得出，从部分本身的简单相加来推断、预测涌现现象是不可能的，涌现性是一个描述复杂系统层次所呈现的模式、结构或特征的科学概念。

(一)对还原论的批判和超越。

本文所论及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指的是涉及一切科学领域的、一般哲学意义上的还原论，是广义的还原论，不是局限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如生物学、物理化学)的还原论；是在方法论层次上谈论还原论，不是在本体论还原或者理论间还原层面上谈论的还原论。

据考证，“还原论”一词最早由著名哲学家蒯因1951年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正式提出，但还原论的思想却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探讨物质的构成和世界的本源时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便可以看成是还原论思想的萌芽，但这些萌芽与现代意义上的还原论思想相差很大。

“还原论是把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从科学和哲学思想史上来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还原论思想的奠基者，他所提出的指导人们思维活动的著名的“四条原则”，完整地表达了还原论的基本内涵，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经过牛顿到爱因斯坦历代科学家的补充和发展，经过四百年科学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形成了还原论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四条原则”，即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外，绝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必须将每个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应该时常彻底地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在方法论层面对还原论的批判和超越。“超越”是西方哲学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超越不是彻底否定和抛弃原来。我国哲学家张世英曾说：“超越、扬弃不是绝对否定和抛弃，而是经过它又超越它。”复杂性科学如何才能够超越还原论呢?苗东升教授论述“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道出了答案。具体的策略则是：把非线性当作非线性处理、把远离平衡当作远离平衡来处理、把混沌当作混沌来处理、把分形当作分形来处理。

如果我们从方法论层面上来理解还原论，就会发现近代科学的产生、发展与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还原论的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是在还原论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由此可见，在科学研究领域内，包括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想彻底否定还原论是不现实的。我们所做的是要“超越还原论”，而非“否定还原论”。

(二)对整体论的追求和超越。

整体论(Holism)是指用系统、整体的观点来考察有机界的理论。20世纪30～50年代，贝塔朗菲总结了生命科学的新成就，在批判机械论和活力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有机体论即整体论。如同还原论一样，整体论的思想萌芽也早已有之。我国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最大的特点便是从调理人的整体机能入手看待和医治疾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离开人的手就不算人的手”的论断，更是对整体思想的强调。实际上，整体论思想应该比还原论思想诞生得还要早，只不过后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整体论在科学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逐渐衰微。

整体论强调生命系统的组织化、目的性特征，反对机械论把世界图景归结为无机系统微观粒子无序的、盲目的运动，但是整体论却忽略了偶然性、随机性在生命发展中的作用。复杂性科学的兴起，首先举起了反对还原论方法的大旗，因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本身的多样性、相关性、一体性必然是与其自身的整体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复杂性科学与整体论的渊源关系很深。虽然整体论思想批判了还原论思想的局限性，揭示了事物间的相互依赖性和联系性，但是整体论思想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构成论的局限。这说明，整体论思想并不等同于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

(三)对“融贯论”的创建与追求。

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曾说：“整体主义与它反对的还原主义同属于简化的原则(前者是关于整体的简化思想和把一切都划归为整体)”。整体主义只包含对整体的局部的单方面的简化的看法。它把整体的概念变成一个汇总的概念。因此整体主义属于简化范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同样旗帜鲜明地指出：“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各个部分，同样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由此可以得出，从部分解释整体和从整体解释部分，既不消除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性，又通过它们连接起来的运动彼此变成互补。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我们的系统观是对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超越，它通过统合两派各自所有的部分真理来寻找一个理解原则：它不应该为了部分而牺牲整体，也不可能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重要的是阐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凭借。”（以扣因此，复杂性科学要在对还原论和整体论超越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形成复杂性科学所独有的方法论）。在这一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方法”，后来发展成为“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钱学森说：“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是更高一层次的东西，即我们的系统论既要包括整体论，也要包括还原论。”成思危在论述复杂性科学方法论时，也曾明确提出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的原则；美国学者欧阳莹之则提出了“综合微观分析”，而本文中所使用的“融贯论”(Syncretism)，来源于黄欣荣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提法虽然称呼不同，指的都是在超越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方法论。黄欣荣认为融贯论的精髓是：“既包括客观的过去和现在，也包括未来”；既重视分析，也重视综合；在研究具体系统时，既注意部分也注意整体；从内外上下、横纵前后认识和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在超越还原论和整体论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融贯论，既吸收了整体论从整体看问题的长处，又涵括了还原论深入分析问题的优点。这是一种在注意克服各自局限性的前提下，敞开胸怀、取长补短、实现互补而形成部分和整体、分析和综合有机融合的新的方法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要想穷尽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意蕴，是完全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对此，美国哲学家、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哲学中心主席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1928一2024)曾说：“对复杂性进行研究既是一种祸害也是一种福音，说它是福音是因为它总是不可避免的与我们相伴，并成为进步的真正先决条件；说它是祸害是因为它自身既是消极的，又是阻碍我们顺利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负。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停止探索的脚步，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才刚刚上路。

复杂性科学不但在物理、数学、生物等传统自然科学中成就斐然，而且在经济、社会、管理等研究领域也已蓬勃兴起。虽然非线性分析最早揭示了确定性社会学中人口增长存在的混沌特征，但是后续研究却相对缺乏。乔治·梅森大学的Warfield率先探讨了管理中的复杂性，并提出了在复杂环境下提高决策效果的结构化系统分析方法。Flood等从系统方法的角度研究了管理混沌与复杂性的方法。Tesfatsion把人工生命模型用来为商业网的演化建模；Albin和Folay则把这一模型用于研究市场结构的演化、货币政策问题以及囚徒两难游戏中合作的出现等。作为世界复杂性研究发源地和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在经济系统复杂性研究方面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相关研究举世瞩目。Epstein和Axtell把人工生命模型应用到了人工社会。Loye和Eisler对社会科学中的混沌和非均衡现象的探讨，是复杂性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研究之一。

复杂性科学同样逐渐被公共管理研究所接受。Kiel和Elliott认为政府预算是一个充满变化的非线性和复杂系统，Kiel还运用非线性动力学方法发现在政府组织中存在混沌和“隐序”现象。Comfort证明了复杂性科学能作为一种模型在自然的或技术的灾难发生期问协调组织内部的活动。回Thietart和Forgues研究了混沌与组织的关系。Stacey指出组织是复杂的演化系统。Sack—mann研究了组织的文化复杂性问题后指出，新时代的组织文化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并从多个层次进行了初步分析。Axlord研究了组织合作复杂性问题，初步分析了组织合作稳定与不稳定性条件。@网络研究不仅被用于政府组织研究，而且发展了公共政策分析的网络视角，同时还被用于疾病传播等公共安全领域，Euel将多智能体建模和仿真的技术用于分析恐怖分子行为，发展出相应的公共安全策略。复杂网络研究已经从更深层次的人际网络互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网络不仅是疾病传播的载体，而且因为网络的特殊结构而直接导致了疾病传播规律的改变。固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疾病传播网络内部的生物群落是由一个无限方差的连接分布所耦合的，均表现出显著的无标度特征和小世界现象， 正是具有这样的复杂网络特征，才使得传统的疾病传播模型找不到阈值，因而即使这种传染病的传染性极低，它也将持续传播。复杂网络研究已经从更深层次的人际网络互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总体而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复杂性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领域，在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许多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概念和定性的层面，定量分析和模型并不多见；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数只涉及公共管理的某一方面，分析方法也比较单一(多集中在以混沌为代表的系统非线性研究)，将公共事务统筹管理作为整体评价研究目标，进而在相关复杂性研究中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还少见报道。正如克劳斯指出的“社会学理论中，对于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认识论考察仍然处于初期”，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复杂性研究也正面临这样的情况。

在我国，成思危教授领导了管理科学方面复杂系统的研究，其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对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尤其是混沌分析；另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复杂性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高技术企业成长机制以及组织管理中的应用。伴随着复杂性研究所在国内很多管理学院相继成立，管理科学中的复杂性研究已经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管理学的这一新的研究动向也开始影响到国内的公共管理复杂性研究。公共管理领域内，已经有学者已经开始注意Keil的有关混沌非线性公共管理研究，逐渐认识到复杂性科学的重要作用；也开始将复杂性科学的有关成果应用到诸如农民工流动这样的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研究中。这些研究基本都处在跟踪阶段，与国际研究前沿差距较大；而这种差距，也正反映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的现实。

霍金曾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随着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揭晓，三位科学家：真锅淑郎 (Syukuro Manabe)、克劳斯·哈塞尔曼 (Klaus Hasselmann)以及乔治·帕里西 (Giorgio Parisi)因复杂系统研究贡献而获奖，这一年轻又充满争议的“复杂科学”领域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