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1866年1月—1947年9月），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袁世凯新政的得力人物。

周学熙（1866—1947），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字缉之，别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生于1866年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其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举人。袁世凯幕僚。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于1901年-1902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周学熙十六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1898年报捐候补道，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1900年为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幕下，后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总办，次年转往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并创办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兼任督办（校长）。1905年，出任天津道，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其中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获利颇丰。因振兴工艺有功，由候补道、直隶通永道、天津道。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又官至按察使。1908年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袁世凯窃国后，于1912年和1915年为陆征祥内阁和1915年徐世昌内阁财政部长。参加签订善后借款合同。1916年4月脱离政界，1918年，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1919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总经理。1922年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1924年成立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管理所属各企业。周以兴办实业成绩卓著，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1927年周学熙以年高引退，晚年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卒于北平寓所。周学熙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袁世凯八儿子袁克珍。

天津周氏祠堂又称“孝友堂”，内设周氏家族藏书楼，名为“师古堂”，庋藏其父手泽、书籍、碑版及周氏3代收集之书籍。藏有孤本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2卷，经明代华夏、朱大韶，清代季振宜、徐乾学、宋荦诸名家收藏，后赠予其妹丈刘世珩，刘氏玉海堂有影刻本传世。曾自作《藏书叹》诗云：“勋业文章志已虚，形骸土木卧蜗居；签题万轴皆尘封，悔不终身作蠹鱼。”有《周氏师古堂书目提要》4卷。1936年辑刻《周氏师古堂丛刻》初集8种，二集10种。所藏之书，在去世后数年内，悉数捐献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著《止庵诗存》《止庵诗外集》《东游日记》《西学要领》《文辞养正举隅》等。

1866年，周学熙出生。

1882年，考中秀才。

1894年，考中举人。

1902年，创办北洋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

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为仿效明治维新“兴学﹑制造”，以银元局铸币余利创建直隶工艺总局及所属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和铁工场等，带动、支持民间兴学办厂。

1906年，借官银号银洋100万元又银50万两，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及开办滦州煤矿。

1905年，补授通永道，调任天津道。

1907年，为长芦盐运使，后擢升为直隶按察使。

1908年，奉召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1912年7月至1913年5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为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再任财政总长，整理田赋、整顿盐产、清理官产、倡行烟酒公卖。

1915年11月，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利用财政总长的职权，从财政部先垫借官款100万银元，并以其弟周学辉为该公司督办。先建天津纱厂，又集资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设厂。

1919年，受总统徐世昌札委为全国整理棉业筹备处督办，拟垦长芦盐碱荒滩种植棉花，因徐不久下台，计划未能实现。后又集资创普育机器制造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企业。

1924年，退居幕后，在北平（今北京）寓所以诗文自娱。着有《东游日记》等。

1947年，周学熙迁居北平屯绢胡同，同年逝世。

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

周学熙30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官府的渊源。周学熙与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意气相投，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与周学熙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自此以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为世人瞩目，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投资领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总资本高达四千多万元。这是一个在当时令人咋舌的数字。

而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

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周学熙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庚子战乱后，开平煤矿被英人霸占，周学熙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他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矿井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用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得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儿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个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30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是当时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

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

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轰动一时，曹禺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该剧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背景

1895年中国由于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公车上书”，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科举仕途的坎坷及时局的影响，使周学熙毅然做出了弃举业投实业的决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1897年他开始涉足实业，并顺利地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从此他潜心致力于实业，实践着“实业救国”的梦想。

筹备建厂

周学熙任职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之一，煤田蕴藏丰富，使用外国进口机器，所产的煤炭质量较好，发火力强，煤灰少。在上海时，他经常来往于温州、厦门、汕头、福州、澳门、广东等地，察看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虽刚刚涉足实业，就表现出了聪慧精干，很受器重，1898年即升任开平局会办，后升为总办。在他的经营下，煤炭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

在南方各省督办煤炭销售时，周学熙注意到由于各地纷纷建厂、建矿、修铁路，水泥的潜在市场很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价钱昂贵。此前唐廷枢曾在唐山建立了“细棉土”（水泥的译名）厂，由于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1893年不得不关闭。周学熙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后，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水泥便宜，所以向清政府奏请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1900年4月得到清政府同意，开始筹备建厂。

经营矿务局

周学熙首先委任开平矿物局矿师李希明任经理，聘请德国技师汉斯·昆德为总技师，汉斯·昆德等人对唐山的土石进行化验，发现唐山土石是制造上等水泥的最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水泥厂即将开工。就在这时1898年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周学熙因事又不在唐山，作为开平督办的张翼吓得躲在寓所不敢出门，开平矿物局乱作一团，恢复细棉土厂一事暂时搁浅。

爱国的实业家

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后，英德军队占了唐山矿区。在混乱中，英国商人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官员德国人德璀琳联合，连吓带骗，从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细棉土厂，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座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的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运煤码头及运河、轮船等。他们转手又卖给了英商墨林，墨林又转手将之卖给“东方辛迪加”，1900年底组成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物局的全部产权。

周学熙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不顾威胁，断然拒绝签字，愤而辞去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复建唐山细棉土厂

1904年袁世凯让周学熙在国内负责办理“收开”的交涉，周学熙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张翼的出卖，开平新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的事实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细棉土厂。

原来，唐山细棉土厂在垫款抵押开平矿时曾与开平立约：如果一方不愿合办，可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即可分办。这些资料原来都保存在汉斯·昆德手里，汉斯·昆德是个正直的工程师，他目睹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矿务局的经过，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和资料，周学熙收回了细棉土厂。

收回细棉土厂后，周学熙将它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因旧厂股本早已亏蚀尽，他把旧厂固定资本压低折价，动用自己淮军银钱所的存款，按老股本十万元结清旧案，又借一部分官款，还招集商股，待商股招满后迅速偿清所借官款，使这一官营企业逐渐转为私营企业。

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本公司资本，以100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一率均享受股东之权利。”

注重技术改进

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周学熙注意改进技术，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启新公司的水泥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有名的建筑，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

背景

1905年起英商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矿权，他们不仅采了开平矿区所属的矿坑，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与开平矿区毗邻的滦州的矿源。周学熙认为如不先开采滦州矿源，该地区矿权势必旁落，北洋一切资源将被外国人掠夺。

建立开滦煤矿

1907年他向袁世凯呈递“陈开滦矿界文”的建议，请求创建滦州煤矿，通过开发资源，收回权利，即“以滦收开”，最终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转咨农工商部准予注册，并下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使滦矿比开平大10倍，还明确该矿系为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在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担任总经理。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专用铁路，安装电话。他还派人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使煤炭质量大大超过了开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收回开平煤矿

1909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

与英商斗争到底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

开滦矿务局的回归

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背景

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能否巩固袁世凯的政治地位。袁世凯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派他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

督办天津官银号

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被周学熙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圆满解决，对他大为赞赏。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铜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本时，袁世凯试图官方不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这时，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他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

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面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全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

背景

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京城百姓谋福利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越来越成为问题，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地下水因含矿物质较多，历代井水苦咸，水垢较多，不宜工业用水，也不宜食用。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多次奏请清廷设“京师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但因为北京缺少资金，更无合适的经办人而始终未建成。1908年由袁世凯推荐让周学熙办理京师自来水事务。他立即挑选肯实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招集商股的时候，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章程规定只招华股，不招洋股。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招股进展顺利，工程很快施工。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

建立京师自来水

周学熙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后，与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没想到周学熙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比预算大为减少。在施工期间，朝廷又发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自来水公司的工期也一推再推。尽管如此，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和施工，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工程开北京市水建工程之先河，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和城内由干管、支管、终端水管组成的供水网络，构成了北京市供水方面的初步格局。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中，京师自来水公司也有着不同于其他事业的意义，这是最直接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工程。

周学熙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将周氏家族聚居天津，齐心协力创办“周氏企业集团”，经过苦苦经营，多年努力，周学熙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亲手营造起一个庞大的实业集团。

这个在其后几十年为世人瞩目、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大大改变了华北地区轻纺工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对改变中国纺织业的布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氏企业集团”逐步奠定了周学熙“北国工业巨子”、北方实业之父的地位，他把中国北方的近代工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把整个周氏家族，带上了日新月异的实业救国之路。

周学熙投身实业，实际上是在追寻一个强国之梦，他一生所经过的创业的艰苦、守业的辛酸、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奄奄一息中苦苦挣扎，在寒风严霜中努力培植民族工业的悲壮画卷。而周学熙这位中国民族实业家，他的实业救国事迹已经被收入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