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它不只在旧中国的水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启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业企业，历史悠久，它的发展变化大体能反映民族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从启新洋灰公司在近代民族企业发展史上的地位来说，对启新洋灰公司发生发展的中官商关系作探析，无疑具有现实的启示性意义，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建立的唐山细绵土厂，一九零六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命令周学熙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重办，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

清朝末年，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水泥需求日益增长，而国内没有一家水泥生产企业，水泥全部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在这一市场条件下，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报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利用唐山石灰石为原料，在唐山大城山南麓，占地40亩，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成唐山细绵土厂（细绵土，水泥的译音）。成为我国第一家立窑生产水泥的工厂。

初建时的细绵土厂，因产品成本高，质量次，连年亏损，不得不在1893年停产。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设厂自救”的呼声中，1900年，开平矿务局会办，著名实业家周学熙着手恢复细绵土厂。同年，由于开平矿务局被英国资本家骗占，细棉土厂也落入英国资本家之手，1906年在周学熙的努力下，把细绵土厂收回自办。

1907年，唐山细绵土厂更名为“唐山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商标定为“龙马负太极图”牌，（俗称马牌）。并购置丹麦史密司公司先进的回转窑，球磨机等设备代替立窑等落后设备。开创了我国利用回转窑生产水泥的历史。

由于生产的发展，质量的提高，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经英国亨利菲加公司和小吕宋科学研究会试验，其细度，强度，凝结，涨率和化学成份均超过英，美两国的标准。1911年，启新水泥获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优等奖。1912年，启新洋灰公司向美国洛杉矶出口水泥1万余桶。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口水泥。

1915年，启新水泥获巴拿马国赛会头奖。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19 年，启新在国内所销售的水泥占全国总量的92.02%。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水泥厂。

图1是民国时期蒋介石为“启新洋灰有限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的亲笔题词：

启新洋灰公司自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充改造。第一次是宣统三年(1911年)，向丹麦史密斯公司购旋窑两台，生料磨和水泥磨各一台，采用半湿法生产，内称乙厂。民国十年(1921年)进行了第二次改造，购丹麦史密斯公司大型旋窑两台，四台生料磨，两台水泥磨，谓丙丁厂。第三次改造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自制旋窑一台，谓戊厂。至此，日产水泥量已由公司成立时的700桶上升到了5500桶。下表为1936年启新与国内各厂生产能力比较：

名称 产量(桶/年) 备注

启新 1700000

西北实业 150000 本年开工

致敬 150000 新增日产五百吨

中国 1350000 本年新增机开工

华商 550000

江南 1500000

华记 300000

重庆 300000 正建厂

西村 1350000 正安装

此时，启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泥厂。与此同时，启新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自建汽轮发电机组，先后历经宣统三年，民国十一年，民国十五年和民国二十二年多次改扩建，最终形成了具有二十五周波和五十周波发电能力的综合性发电厂，并与开滦二十五周波电网并网发电。民国十五年新增的三台余热发电锅炉和民国二十二年开始使用纸质包装袋都是在中国国内首开先河。

1914年一战爆发，在初期的两三年中，水泥销量受到一些影响，但后期销量增加很快，并且于1926年至1937年间创造了解放前产销量最高记录，只是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启新的发展受阻，处于停顿状态。1919年以前，启新为中国独家水泥厂，此后的十五年间新增华商水泥公司，中国水泥公司，广东西村士敏土厂等，湖北水泥厂开办于1907年，4年后启新即取得该厂管理权。1923年，由于华商，中国两大公司的投产，在江浙市场上与启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序幕。早在三年前，由于沉重的税赋，加上外货入侵，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已由高潮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同时由于国内不少新建水泥厂纷纷上马，也使得启新原有的广阔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面临对未来发展的艰难选择。抗战的开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启新的历史。

事实上，早在1933年5月唐山就已经沦为保留中国行政权的日本控制地区。启新董事会为了应对战局的变化，原打算将工厂迁往南京，也算是全力支持抗战，并且也开始筹建南京江南水泥厂，但由于时局的突变，使得所有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七七事变”的发生非但没有使启新的经营萎缩，反而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日军战争的需要，1939年到1940年，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开始介入启新，此后水泥产量反比战前有了不小的提升，并且于1941年新增水泥窑，生料磨和水泥磨个一台，以期进一步提高产量，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实质上起了帮助和支持的作用。战后，由于惧怕对帮助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清算，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悉数被毁，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由于种种原因，自1943年开始，启新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1945年后一度被迫停工。

日本统治时期启新的曲折历史实际上成为启新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由于缺乏史料的支持，目前很少有对这段历史的详细描述，不过，1949年以前启新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高潮期确实产生于日本占领时期。

进入新中国，启新水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新世纪，启新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

纵观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历程，其与官宦都保持某种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官宦的支持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不会到如此的规模，同时，没有官的勒索等启新洋灰公司也不会后来资金全部搁浅，以致于最终失败。官宦对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官宦在启新洋灰公司的企业融资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近代我国企业制度的诞生，并不是我国自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自身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国先进生产方式的一种直接嫁接。按照企业正常的发展道路，企业的发生应该是资本主义萌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间经过手工业工场的发展阶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近代我国企业发展史上，资金匮乏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又因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体制与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纵然有资金也没有导向投资的渠道，所以，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首先遇到也是资金问题，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唐山细绵土厂的创办资金“是由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和香山地主各出资两万组成”，一九0六年，周学熙接手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后，“所有一切旧欠，均不与新公司相干，惟老厂旧机，目前虽未逐停，然业经腐败，毋庸计价，其房屋地亩，即照原置价值，除历年折旧，从实估计，均有新公司拨款”，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在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靠官宦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启新洋灰公司所借的官款“共合银四十万两，……拟按长年五厘行息，前三年按年付息，暂不还本，第四年以后，每年付息一次，兼还本银六万两，递年息随本减扣，至第十年本息全清”，在资金匮乏的近代企业发展史上，如此优惠的条件恐怕不多见。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靠官宦的势力完成了自己的资金的原始积累。

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依靠封建势力所取得的种种特权，主要有：

设厂的专利权

设厂的专利权：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启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势力在建厂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隶境内如再查有此项相同之土质，应仍归职公司推广添设，以杜外人凯窥，而免另立公司，致启争端，坐亏血本”，经过农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请”，后来又获得了“东北各省及扬子江流域有优先设立分厂特权”;

销售市场的特权

销售市场的特权：近代中国的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工业品市场发育不充分，销售市场更狭窄，同时，人们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建房还是土木结构，所以，只有政府才有需要水泥的大项目建设，启新洋灰公司获得了“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免利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推广到全国“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

减免赋税的特权：在近代中国社会赋税重一直是影响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的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获得了的经济利益，赋税轻，而国内公司反而承担着更重的赋税，还没有享受应有国民待遇，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势力获得了“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

运输的特权

运输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脏的货物，按市场运输价理应略高，最起码与其他货物的运价持平，启新洋灰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的运输合同却规定“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与京张、陇海等铁路管理局订有互惠的合同水泥运价一般也按六、七折收费；

原料的优先采购权

原料的优先采购权：启新洋灰公司烧制砖灰，全持煤为命运，如果煤价过高，启新洋灰公司的水泥成本就会提高，启新洋灰公司依靠政治上的权力获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而且“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

依靠官势圈地运动的特权

依靠官势圈地运动的特权: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人们群众的生活依靠，也是唯一最大的财产，公司发展用地本应按市场价来操作，但是，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所需地亩，竟持官威，胥用高压手段以每亩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价七十元，随意圈用”，而且，如果当地人民据向理论“即加以违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远逐他乡者有之，更有拘至县府，陷身监狱者有之，直至完全将地亩强卖之后，方能脱此，因而倾家败产流为游民者，何至百数十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

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其运动

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其运动:解放前的启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运动来牟取暴利，一九二0年四月，厂方叫“来了三百多名军队，对工人进行封锁镇压，绑了三十多名工人”，正如外国学者所说“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周学熙的最早的启新洋灰公司这类名义上的商办企业，它们最初的成就也要归功于其主办人因有官方的关系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如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可见，启新洋灰公司的成功同其官的背景有决定性的关系。

启新洋灰公司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启新洋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在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凯，创办者有周学熙、龚仙舟、颜惠庆等，名下的股东几乎都是清朝的顶戴花翎，还有民国的总长、次长、议员等，这些都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权，但是，政治上变化无常，没有常青树，一旦启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台，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启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奥援，启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压榨的对象，各种报效、捐税、勒索等等接踵而来。导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金全部搁浅，有四十余历史的大型民族企业，最终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可谓“成也官，败也官”。启新洋灰公司的命运是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宿影。

当前，官商关系是影响和制约我国企业的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之一，需要吸取历史的智慧来破解它，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与不发展也无不与官有巨大的关系，因此，对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作一探析，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