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自《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於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於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緥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观於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於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恬，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蒙骜，从齐国来到秦国侍奉秦昭王，官做到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韩国，占领了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庄襄王二年，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三十七座城池。秦始皇三年，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十三座城池。始皇五年，蒙骜攻打魏国，夺取了二十座城池，设置了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蒙武的儿子叫蒙恬。蒙恬曾做过狱讼记录工作，并负责掌管有关文件和狱讼档案。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担任秦国的列将，和王翦一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项燕。始皇二十四年，蒙武又攻打楚国，俘虏了楚王。蒙恬的弟弟叫蒙毅。

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做了秦国的将军，率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授给他内史的官职。秦国兼并天下后，就派蒙恬带领三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向北驱逐戎狄，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修筑长城，利用地理形势，设置要塞，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逶迤绵延一万余里。于是渡过黄河，占据阳山，曲曲折折向北延伸。烈日寒霜，风风雨雨，在外十余年，驻守上郡。这时，蒙恬的声威震摄匈奴。秦始皇特别尊重推崇蒙氏，信任并赏识他们的才能。因而亲近蒙毅，官至上卿。外出就陪着始皇同坐一辆车子，回到朝廷就侍奉在国君跟前。蒙恬在外担当着军事重任而蒙毅经常在朝廷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因此，即使是其他的将相们也没有敢和他们争宠的。 （蒙恬出身，家庭背景）

赵高，是赵国王族中被疏远的亲属。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下来就被阉割而成为宦者的，他的母亲也以犯法而被处以刑罚，所以世世代代地位卑贱。秦王听说赵高办事能力很强，精通刑狱法令，就提拔他担任了中车府令。赵高就私下侍奉公子胡亥，教导胡亥决断讼案。赵高犯下了重罪，秦王让蒙毅依照法令惩处他。蒙毅不敢枉曲法令，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剥夺他的官籍。始皇因为赵高办事勤勉尽力，赦免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始皇打算巡游天下，路经九原郡，直达甘泉宫。就派蒙恬为他开路，从九原到甘泉，打通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然而，这条通道没能完成。 （蒙毅与赵高结仇）（“隐宫”应为“隐官”一词之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据此，隐官产子，其身份当是无爵的士五。也就是说，尽管赵高的母亲是刑余隐官，身份低贱，但是，赵高兄弟的法律身份是士五，与普通的庶民相同。赵高的身份仕途，主要受“其母为刑戮”的影响。）

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御驾外出巡游会稽，依傍着大海，向北直奔琅邪。半途得了重病，派蒙毅转回祷告山川神灵。没等蒙毅返回，始皇走到沙丘就逝世了。始皇逝世的消息被封锁了，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这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经常侍奉在秦始皇左右。赵高平常就得到胡亥的宠幸，打算立胡亥继承王位，又怨恨蒙毅依法惩处他而没有袒护他，于是就产生了杀害之心。就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策划，拥立胡亥为太子。太子拥立之后，派遣使者，捏造罪名，拟定公子扶苏和蒙恬死罪。扶苏自杀后，蒙恬产生怀疑，又请求申诉。使者就把蒙恬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另外派人接替他的职务。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担任护军。使者回来报告时，胡亥已经听到扶苏的死讯，当下就打算释放蒙恬。赵高唯恐蒙氏再次显贵当权执政，怨恨他们。 （始皇扶苏公子之死）

蒙毅祈祷山川神灵后返回来，赵高趁机表示替胡亥尽忠献策，想要铲除蒙氏兄弟，就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很久以前就选贤用能，册立您为太子，而蒙毅劝阻说：‘不可以。’如果他知道您贤明有才能而长久拖延不让册立，那么，就是既不忠实而又蛊惑先帝了。以我愚昧的浅见，不如杀死他。”胡亥听从了赵高的话，就在代郡把蒙毅囚禁起来。在此以前，已经把蒙恬囚禁在阳周。等到秦始皇的灵车回到咸阳，安葬以后，太子就登极即位做了二世皇帝，赵高最得宠信，日日夜夜毁谤蒙氏，搜罗他们罪过，检举弹劾他们。

子婴进言规劝说：“我听说过去赵王迁杀死他的贤明臣子李牧而起用颜聚，燕王喜暗地里采用荆轲的计谋而背弃秦国的盟约，齐王建杀死他前代的忠臣而改用后胜的计策。这三位国君，都是各自因为改变旧规丧失了他们的国家而大祸殃及他们自身。如今蒙氏兄弟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而国君打算一下子就抛弃他们，我私下认为是不可以的，我听说草率考虑问题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不可以用来保全国君。诛杀忠良臣子而起用没有品行节操的人，那是对内使大臣们不能相互信任而对外使战士们涣散斗志啊，我私下认为是不可以的。” （赵高除去蒙氏兄弟）

胡亥听不进子婴的规劝。却派遣御史曲宫乘坐驿车前往代郡，命令蒙毅说：“先主要册立太子而你却加以阻挠，如今丞相认为你不忠诚，罪过牵连到你们家族，我不忍心，就赐予你自杀吧，也算是很幸运了。你反复地考虑吧！”蒙毅回答说：“要是认为我不能博得先主的心意，那么，我年轻时作官为宦，就能顺意得宠，直到先主仙逝，可以说是能顺应先主的心意了吧。要是认为我不了解太子的才能，那么唯有太子能陪侍先主，周游天下，和其他的公子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还有什么怀疑的。先主举用太子，是多年的深思积虑，我还有什么话敢进谏、还有什么计策敢谋划呢！不是我借口来逃避死罪，只怕牵连羞辱了先主的名誉，希望大夫为此认真考虑，让我死于应有的罪名。况且顺理成全，是道义所崇尚的；严刑杀戮，是道义所不容的。从前秦穆公杀死车氏三良为他殉葬，判处百里奚以不应得的罪名，因此，他死后给予评定为‘缪’的称号。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这四位国君，都犯了重大的过失，而遭到普天下人对他们的非议，认为他们的国君不贤明。因此，在各诸侯国中名声狼藉。所以说：‘用道义治理国家的人，不杀害没罪的臣民，而刑罚不施于无辜的人身上。’希望大夫认真地考虑！”使者知道胡亥的意图，听不进蒙毅的申诉，就把他杀了。 （蒙毅之死）

二世皇帝又派遣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您的罪过太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犯有重罪，依法要牵连到您。”蒙恬说：“从我的祖先到后代子孙，为秦国累积大功，建立威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带兵三十多万，即使是我被囚禁，但是，我的势力足够叛乱。然而，我知道必死无疑却坚守节义，是不敢辱没祖宗的教诲，不敢忘掉先主的恩宠。从前周成王刚刚即位，还不能完全脱离襁褓，周公旦背负着成王接受群臣的朝见，终于平定了天下。到周成王病情严重得很危险的时候，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祈祷说：‘国君年幼无知，这都是我当权执政，若有罪过祸患，应该由我承受惩罚。’就把这些祷祠书写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这可以说是非常诚信了。到了成王能亲自治理国家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已经很久了，大王若不戒备，一定要发生大的变故。’成王听了，就大发雷霆，周公旦逃奔到楚国。成王到档案馆审阅档案，发现周公旦的祷告书，就流着眼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杀了造谣生事的那个大臣，请周公旦回归。所以《周书》上说：‘一定要参差交互地多方询问，反复审察。’如今我蒙氏宗族，世世代代没有二心，而事情最终落到这样的结局，这一定是谋乱之臣叛逆作乱、欺君罔上的缘故。周成王犯有过失而能改过振作，终于使周朝兴旺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落个身死国亡。所以我说犯有过失可以改正振作，听人规劝可以察觉警醒，参互交错地审察，是圣明国君治国的原则。大凡我说的这些话，不是用以逃避罪责，而是要用忠心规劝而死，希望陛下替黎民百姓深思熟虑地找到应遵循的正确道路。 ”使者说：“我接受诏令对将军施以刑法，不敢把将军的话转报皇上听。”蒙恬沉重地叹息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竟然没有过错就处死呢？”很久，才慢慢地说：“我的罪过本来该当死罪啊。起自临洮接连到辽东，筑长城、挖壕沟一万余里，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了。 （蒙恬之死）

太史公说：我到北方边境，从直道返回，沿途实地观察了蒙恬替国修筑的长城和边塞堡垒，挖掘山脉，填塞深谷，贯通直道，本来就是不重视百姓的人力物力。秦国刚刚灭掉其他诸侯的时候，天下人心尚未安定，创伤累累尚未痊愈，而蒙恬身为名将，不在这时候尽力谏诤，赈救百姓的急难，恤养老人，抚育孤儿，致力从事于百姓安定生活的工作，反而迎合始皇心意，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他们兄弟遭到杀身之祸，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哪里是什么挖断地脉的罪过呢？（司马迁斥责蒙恬不关心百姓疾苦）

在《蒙恬列传》中，主要记述了蒙恬和他弟弟蒙毅的事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中，他们的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秦国著名的将领，为秦国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夺得了几十座城池，为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蒙恬做了将军，大败齐军，屡立战功。始皇兼并天下后，他又率领三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北逐戎狄，收复黄河以南土地，修筑长城一万余里，风风雨雨、烈日寒霜，驻守上郡十余年，威震匈奴，受到始皇的推崇和信任。蒙恬在外担当军事重任；蒙毅在内为始皇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

佞宦赵高犯罪当诛，是由蒙毅依法经办的。始皇念及赵高平常办事勤勉尽力，又赦免了他。从此结下怨仇。始皇巡游会稽，中途驾崩，封锁消息。李斯、赵高、胡亥暗中策划，迫使公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曾私下侍奉胡亥，深得胡亥宠幸。赵高趁机捏造罪名，日夜毁谤蒙氏，终于把蒙氏兄弟处死。

全文均以概括简练的笔法，客观地记述了蒙氏兄弟的一生事迹。使蒙氏的忠与赵高的谗佞奸诈相互对比，相互映衬，使两者形象，忠之所以忠，奸之所以奸，就更加突出、鲜明了，从而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蒙恬自杀前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把自己的罪归咎于挖绝地脉、受到上天应有的惩罚。后来有些史家指责太史公记载“失辞”，是“演说报应”，宣扬迷信。其实赞语末“何乃罪地脉哉”一句，是可以说明太史公并不迷信。这是把蒙恬不愿直接指陈杀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有意转换说法，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表现蒙恬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含蓄、委婉、不露声色的表现手法。这种文学的表现手法，《史记》其它篇章中不乏佐证。作者有意为之，是借以揭露统治者残害功臣的罪行，而不是有意地宣扬迷信。

该传篇末批判了蒙恬在人心未定，痍伤未瘳的情况下，修筑长城、驰道“阿道兴功”，而不顾百姓疾苦，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求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门下。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均考察风俗，采集史迹传说。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司马迁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时因友军接应不力身陷重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著《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