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是南宋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起源于临安，也称作“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绍兴五年（1135年）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因受到反对，次日取消。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为临安太守，将会子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正式成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在东南各路流通，又称“东南会子”。由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临安，“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

时值宋金战争期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钞票不断印制，不数年发生贬值现象。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贯）。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诏出内库银二百万两以500万新会收换旧会，收旧会子焚弃。隔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杭州会子库设置监官。开禧三年（1207），南宋发行会子的金额平均相当于其赋税收入金额的82%。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度是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已经高达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万道作抗金军费。

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为防止伪钞的流通，会子的发行有分界之说，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始有分界，会子分界发行后，三年为一界，旧会子收回，但未严格执行。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规定第17、18界会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发行办法，最后造成了通货膨胀，十八界会子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另有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史料上载的会子还有钱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

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以后，有李全之乱，隔年有蒙古帝国兵攻川、陕，到了绍定五年会子高达三亿二千九百多万，增加33倍，伪造纸钞更多。淳祐五年（1245年）又有大量军需。淳祐六年（1246年）各界会子共计六亿五千万贯。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已达恶性膨胀的现象。淳祐九年（1249年）会子每贯合铜钱六百文足钱。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每贯折合铜钱七百七十文。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大约在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三十一年，朝廷又置行在会子务。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10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500万新会收换旧会。

定3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至淳祐七年（1247），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

南宋时期通行的“会子”印样，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会子库”中的“行在”，指的是当时的首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会子库即原会子务，是主管会子的机构。该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铜质版材，竖长方形版面，长17.4厘米，宽11.8厘米。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

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以左藏库钱10万贯为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将会子推广到淮、浙、湖北（治今湖北荆州）、京西（治今湖北襄樊）路各州、军行使。会子初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增加五百文、三百文和二百文三等。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据吕惠卿《日录》：知熙宁间已有之。《日录》载，熙宁八年（1075）八月，宋神宗赵顼、王安石、吕惠卿议论陕西交子事，吕惠卿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可知当时会子有支付手段职能，其它则不能详。在此后文献中还有提及会子的，但都难于断言它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具备货币诸职能的纸币。

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用张澄议，置“行在交子务”，将行交子。以无本钱，旋罢，复为关子。这里没有提及会子，可能是在当时的观念中，它还不能与交子同日而语。绍兴末，杭州作为南“行在”已三十余年，成了当时最发达的都会。活跃的﹑巨额的商业贸易，使铜钱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于是，百余年前成都产生交子的过程又在临安府出现（见交子、钱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之九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右正言朱倬言：“访闻诸邑多有违法。凡民户入纳，第令柜头给会子用领，未肯给钞。”此所谓“柜头”，盖即柜坊为首之人。

他们所给的会子，应当就是当时已经在行用的“便钱会子”，即可以兑换铜钱的文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条说：“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既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会子务（二月丙辰），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司见钱。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条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用会子自此始。”《宋史》卷三百八十五《钱端礼传》，谓“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由以上所录可见，归官之前的会子叫做“便钱会子”，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绍兴二十年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手段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干道三年（1167）正月，度支郎中唐琢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孝宗下诏出卖度牒和诸州助教帖，全以会子入纳，欲尽收会子。六月，曾怀言，尚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这大约就是当时市场上不可少的会子流通量。从这个数量可知，会子是不能废的，必须加以整顿。这年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五百万新会收换旧会。定三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

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诏第三﹑四界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二百万。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当时二﹑三界同时行使，依照这个界额，会子已经恶性膨胀，然而还不止于此。嘉定二年（1209），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除已收换烧毁外，尚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贯，以致“数多，称提无策”。绍定五年（1232），又高至二万二千九百余万。至嘉熙四年（1240），据袁甫奏议，十六、十七两界会子竟达五亿。宋廷虽以十八界会一贯准十七界会五贯的办法缩减流通量，但为数仍甚巨。淳佑七年（1247），规定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表明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这种会子的创始，《文献通考·钱币考》叙述较详：“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湖北会子》条谓直便会子发“凡七百万缗”。淳熙间，先后通行于湖广和京西。淳熙十三年（1186）始诏立兑界，以三年为一界，但未严格按期易界收兑。新旧相因，故流通数额亦不可确考。从《宋史·食货志》记载看来，这种会子直流通到南宋末期。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

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将四川纸币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对物价的影响

绍兴六年（1136年），政府废止交子以后，暂时放弃了发行纸币的打算，直到二十余年后才重新在临安府发行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现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卷188）。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南宋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

界 分 发 行 年 份 发行额 流通期限

第一界 乾道四年（1168年） 1000万 3年

第二界 乾道五年（1169年） 1000万 3年

第三界 乾道七年（1171年） 1800万 6年

第四界 乾道九年（1173年） 1800万 6年

第五界 淳熙四年（1177年） 1800万 3年

第六界 淳熙六年（1179年） 1800万 6年

第七界 淳熙十一年（1184年） 2323万 9年

第八界 淳熙十三年（1186年） 2400万 9年

第九界 淳熙十五年（1188年） 3000万 3年

第十界 绍熙元年（1190年） 4000万 9年

第十一界 嘉泰元年（1201年） 3633万 9年

第十二界 嘉泰三年（1203年） 4759万 6年

第十三界 开禧元年（1205年） 5548万 9年

第十四界 嘉定二年（1209年） 11263万 22年

第十五界 嘉定四年（1211年） 23000万 20年

第十六界 绍定五年（1232年） 32900万 9年

第十七界 端平元年（1234年） 42000万 30年

第十八界 嘉熙四年（1240年） 50000万

淳祐六年（1246年） 65000万

景定四年（1263年） 每日增印15万

早期的会子，由临安府印造，有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政府成立行在会子务，并委派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因此，会子在立界之初，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基本上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乾道以后，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二、三界会子每缗值铜钱600文。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以后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

隆兴二年（1164年），临安府米价每升仅25文左右（《宋会要辑稿》食货卷63），乾道初，米价增至每升50文铜钱。淳熙元年（1174年），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缗，币值大跌，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诰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为稳定会子的货币信用，政府规定百姓向官府交纳税赋时，以“钱会中半”（即以铜钱与会子搭配份额）的办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子的币值逐渐回升。淳熙三年（1176年），会子每缗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淳熙末年，浙江、湖南一些地区甚至“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以后，乃至展期十年、二十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楮以太多而贱，楮以太多而轻”（《真文忠公文集》卷18）。淳熙十六年（1189年），临安府会子一缗尚值700余文铜钱，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会子每缗跌至620文，嘉定三年（1210年），会子一缗只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年），刚发行不久的十七界会子，每缗仅值300文，到宝年间（1253－1258年），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至德元年（1275年）“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桐江集》卷6）。

南宋自宁宗开禧年（1205－1207年），朝廷命韩胄率兵伐金，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之间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金亡以后，端平元年（1234年），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百姓的税收外，再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钱财，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朝廷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议：“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王迈《癯轩集》卷1）。

对于南宋政府采取大量印造纸币，来维持国用的措施，不少大臣更是力陈其弊。“主兵，大臣之责也，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闯之主计主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南宋时期学者戴埴，曾经在其的著作《鼠璞》中，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论述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造成通货膨胀

物价增升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宁宗时期（1195－1224年）

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

“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纵观宁宗嘉定年间的物价，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这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十分轻微。

理宗时期（1225－1264年）

理宗于公元1225年即位，改年号宝庆。宝庆年间承袭嘉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不十分昂贵。到端平年间，这种楮轻物贵的现象更为严重，“谷贵尤艰于和粜，楮轻尚费于称提。凡此数端，莫非当今之急务。钱币久壅而未通，谷价方踊而未艾”（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4）。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在端平年间无法解决。到了嘉熙年间，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米价腾贵，而其它百物亦受米价影响，而一致上涨。“嘉熙庚子（1240年）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粜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百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父老痛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到了淳宝祐年间，因农田失收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不但未能遏止而且更为严重。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宋史·食货志》卷180）。“宝祐二年（1254年），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轻，盖楮之纸昂，物亦随之，楮之轻，物之贵也。楮之立价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价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继。视而弗救，长此安穷。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它百货增长者称是”（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

度宗时期（1265－1274年）

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见钱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1）。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卷3）。

按照货币流量学说，物价过于低落，百姓的购买力不高，经济萧条将引发经济危机。而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采取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上涨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通货膨胀呈现恶性化，纸币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破坏，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南宋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