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钱是以青铜铸币为主币的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与商品经济的矛盾相对尖锐化时期的产物。但不同的时期，铁钱产生的原因，亦有其特殊性。如汉代产生铁钱的直接原因是私铸谋利；而宋代则表现为铜铸币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清朝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滇铜北运受阻，政府发生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困难。

铁钱是中国货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自汉至民国初的两千余年中，中国铸行铁钱的时间断断续续大约有五、六百年左右。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铁钱的流通，较青铜及其他货币更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商品货币的关系，更能反映诸行用铁钱的封建政权对币制的变革给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一般说来，铁钱是以青铜铸币为主币的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与商品经济的矛盾相对尖锐化时期的产物。但不同的时期，铁钱产生的原因，亦有其特殊性。如汉代产生铁钱的直接原因是私铸谋利；而宋代则表现为铜铸币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清朝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滇铜北运受阻，政府发生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困难。

在世界货币文化史中，中国并非最早以铁为货币的国家，但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使用过这么长时间的铁钱，更没有像中国这样铸行过种类、币值等级异常繁多复杂的铁钱。可以说，中国铁钱不仅在东方货币文化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世界货币文化史中，亦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如果抛开中国铁钱，恐怕人类几乎就不存在铁钱货币文化了。因此，对中国铁钱的研究，既有丰富中华民族货币文化的作用、又是对人类货币文化这门学科的开拓和发展。

从汉代到五代十国的发展，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自南宋理宗朝后，铁钱开始走向衰落。元、明两朝基本未兴铁钱，到清代咸丰时期出现短暂的回光返照。铁钱流通虽不系主流，却从汉至清末铸行近两千年，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中国铁钱自西汉始铸，几乎各朝都沿袭续之。西汉早期的半两，公孙述铸的五铢，王莽货币中的大泉五十和货泉，南梁的五铢，唐时期的开元，五代十国的永隆、永通泉货以及金代的正隆等。纵观铁钱的发展里程，可以看出铁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层出现过三次铸行高峰，铁钱成为本位币与铜钱并行流通，在经济贸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推动货币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下面对铁钱铸行的两次高峰简作略述：

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历时十年，《隋书·食货志》曰：“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南梁政府铸行四种五铢（即四出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铁钱，主要是以禁止铜钱流通为前提。这是继公孙述后一次大规模的铸行铁钱，并成为本位币。对南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货币制度的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可称为梁朝货币史上的黄金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凋敝，造成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虽有不少铸钱，但数量较少，民间多用旧钱，而铁钱的使用占据优势。五代政府曾一度下令禁用铁、铅钱，无济于事，民间流通货币乃是铜钱并用。尤其在十国，不仅统治地区广大，人口众多，不少政府大量鼓铸铁钱，其数量之巨，造成币值下跌，政府为挽救铁钱的流通，下令以一当十与铜钱并行流通。五代十国先后铸行“永隆、天德、乾封泉宝、永通泉货”等各制铁钱，除此之外，其它政权也曾铸过微量铁钱，各朝政府的铁钱均是伴随铜钱并行流通，再次将铁钱的铸行推向高峰。

中国铁钱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虽然具有自身内在的联系及规律，但其中制币形等，自始至终都受到铜钱发展演变史的影响，并以铜钱币制的变化为其币制变化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铜钱与铁钱，仅仅是币材的更替。因为除了币材、币值和购买力不同外，二者本身的形制、币文、铸造等，总体上均无什么大的差别。铜半两产生后，铁半两始出现，五铢、开元钱制首先表现在铜钱上，然后才有铁钱。追随铜钱的铁钱，因之有补充或调解铜钱与商品矛盾的功能。而铁钱的特殊作用，只有在封建币制严重影响商品贸易活动时，才能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私铸铁钱早于官铸，官铸铁钱后又禁私铸及禁止使用私钱，看上去似乎是官、私之间围绕货币铸行权的斗争，但其中却隐藏着货币流通状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或改进币制的先兆。行商坐贾，每日与商品货币打交道的逐“末”之流，较封建统治者先觉察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变化，他们对货币购买力低昂的敏感，利益的诱惑，使其中“不法”之徒往往铤而走险，率先破坏原有币制而对钱币的轻重、金属成分乃至币值进行改造或“创新”。早期铁钱，即其在铸币恶劣、流通状况恶化的条件下“创新”的产物。后来，至南朝梁朝，由于铜钱币制的破坏，政府索性以铁钱代之，使铁钱跨上了法币的阶梯。唐以后，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时期，商品货币贸易的发达， 造成了严重的“铜荒”、“钱荒”，加之铜钱外流及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长期持续存在，铁钱便因此而得以兴旺发展，敲开了中国铸行铁钱鼎盛时期之门。

商品经济的发展，本应创造出优越于铜铸币的货币，但中国却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达到空前繁荣的时候，大行铁钱，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说明封建政治、军事对其币制政策的制定有强大的干预力量，说明自然经济仍处于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小商品交换仍为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尽管如此，笨重值低的铁钱仍阻碍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于是，在信用、契约关系日见发达的情形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早产了。胡如雷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钱币的交替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发展的经济特点造成的”，“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探讨纸币产生和泛滥的根源”。显然，纸币产生的根源既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又与宋代币制对铁钱在一定区域内的放任、强行使用有关。封建社会小商品生产的不稳定造成了商业的不稳定，二者又共同导致了其币制的混乱与流通波动频率的难以估测，酿成了铁钱流通时间的间断现象。

宋代的第一种铸钱是“宋元通宝”，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钱式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宋太祖传位于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式同“宋元通宝”。当时四川及福建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背郭清晰，铸工颇精，大受欢迎，于是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十大钱，书法铸工均不错，背穿上有一个圆点，可能是一种纪念钱，现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可比开元钱。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其间改元九次，也发行了九次年号钱。在这段时期里宋朝的钱监增多，管理上却不十分严格，各地钱监所出的钱，版式铜质差别颇大，铸工精细程度也相去甚远。天圣年间所出的“天圣元宝”，明道年间所出的“明道元宝”，以及景祐年间所出的“景祐元宝”，钱文书法皆有篆、楷两种，其直径轮廓也完全相同，为“对钱”。这一阶段的铁钱，仍有当五、小平两种。宝元年间，因为年号带有“宝”字，用为钱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宝”，有铜、铁两种，铜钱版式较多，一般篆、楷成对。此外有一种篆书体钱——九叠篆“皇宋通宝”，或称之为“九叠皇宋”，应为一种赏赐钱，铸工精美，数量极少，为极罕见品。庆历年间，西夏王李元昊叛乱进攻陕西等地，宋朝派兵讨伐，因而铸行“庆历重宝”当十钱，以解军需之用，此钱直径2.9厘米，钱文楷书，有顺读、旋读两种；又有当十铁钱，直径3.2厘米。两国交战延续了三年，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地发行纸币，因而造成物价上涨，至战争结束时改当十钱为折三流通。至和年间，曾铸行“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小平铜钱，光背无文，有篆、楷两体成对，大小两种。此外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宝”及“嘉祐通宝”，皆为小平钱，铜质。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1130年）铸“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文有篆、隶成对，四川铸有钱文为瘦金体的小平钱，篆、隶成对，极罕见；“建炎重宝”当十钱，直径3.2厘米，钱文篆书，书法铸工均精良。绍兴年间出“绍兴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书，另有一种瘦金体折三钱，旋读，较罕见；“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篆成对，折二、折三数量较少。绍兴时期，铜材较少，价格昂贵，一度曾将小平钱收回改铸折二钱，故现传世的绍兴元宝小平钱较少，篆、楷对钱更是难得，其楷书体极罕见。

由于政治的腐败，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滇铜外运受阻，造成铸钱用铜紧张。咸丰二年，宝泉局、宝源局铸钱数比咸丰元年减少了33.1%，因此铸行铁钱已势在必行。

咸丰铁钱经历了筹铸、试铸、正式铸三个阶段，至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停铸。在5年多的时间里，清廷及各省先后铸行有铁制钱及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诸铁钱。制钱、当十各局多有铸造；当五钱为宝泉、宝源等九局铸，当五十，除宝晋、宝迪外多有铸造；当百，除宝晋、宝迪、宝黔、宝昌外多有铸造；当五百、当千，为宝源、河、陕、巩、伊、苏等局铸造。

在清代前后统治的267年中，惟有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至1861年），在其先后存在的28个铸钱局中，大约有一半的铸钱局铸行铁钱，这是咸丰朝廷内忧外患历史的真实写照。

“咸丰通宝”小平铁钱，为清代收藏家、泉界声名卓著的钱币著录家戴熙所书，钱文类似“瘦金体”，为收藏者深爱；其铁质易生锈，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是清代一段屈辱史的见证，更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教材。

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1)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2)，杂伯(3)衰时，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选自《天工开物·冶铸》

(1)魏博：唐末藩镇有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南部大名县。按铁钱之铸，始于汉公孙述，南朝梁时亦铸，非起于唐也。

(2)冶银为豆：明代皇帝赏赐臣下的物品中有银豆。

(3)杂伯：伯即霸，杂伯指割据政权。如五代十国之马殷即大量铸铁钱。

铁这种金属价值十分低贱，自古以来没有用铁来铸钱的。铁钱起源于作为唐朝藩镇之一的魏博镇地区，由于当时藩镇割据，金属铜无法贩运，才不得已而用铁来铸钱，那只是一时间的权宜之计罢了。在唐代皇家兴盛之时，曾经用白银铸成豆子来玩耍取乐，而到了后来藩镇割据而国家衰落时，就连低贱的铁也只好拿去铸钱了！就一起记在这里以表示博物广识者的感慨吧。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明末清初科学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2次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638~1654）年间写成了《天工开物》。

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教官）。期间，他将其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刊行。稍后，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明亡后作为明遗民，约在清顺治年间（公元1661年前后）去世。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