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用是一种合作系统工程，字面意思就是生产、学习、科学研究、实践运用的系统合作。

从学校方面讲，产学研用合作教育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产学研结合”和“产学研用结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后者进一步强调了应用和用户，突出了产学研结合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用”，主要指“应用”和“用户”。“用”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户直接参与产学研合作，不仅能够减少技术创新的盲目性，缩短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进入市场的周期，而且能够有效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产学研结合的本质，是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中国产学研结合走过的道路表明，要使产学研结合真正取得成效，使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我国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和高速铁路系统的成功开发，都是走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路子。

为了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合作的创新国策，必须努力实现体制机制、合作模式、创新人才培养三大突破。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其不仅能够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将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革命性转移和升级，即从单纯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转向由巨大产学研资源整合、凝炼而形成的创新力。当前，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人才不足两大困境，关键问题是没有形成产学研用的合作创新体系。

突破产学研用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生产力

多年来，大学和科研机构大批的研究成果难以转移到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20%，产业化不到5%。产学研用的状况与产业转型对自主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迫切需求存在很大反差。以2008年为例，企业在国内技术市场上达成的技术购买合同成交额为2163.5亿，其中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仅占1/10左右（263.9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严重制约产学研用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组织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其中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是理念和价值观。因此，要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把科研人员的内在驱动力激发出来，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大的突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价值理念。

产学研用合作的关键在于突破产、学、研、用各自为政的壁垒，立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将隶属于各个不同管理体系的科技人才和资源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科研产出的最大效应。因此，推动和促进产学研用结合，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改变“先有成果，再找企业”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明确应用科研要以市场为导向，紧盯需求，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的机制，实现产学研用的“无缝链接”，在与企业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

例如，在化工领域，离子膜是“新中国几任化工部长的梦想”，曾三十年攻关没有突破。离子膜薄如蝉翼，被称之为“化学工业之母”和“化工皇冠上的明珠”，是我国基础产业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其核心关键技术长期为杜邦公司垄断，市场价每吨高达1000万。我校张永明教授团队，与山东东岳集团长期合作，历经八年科技攻关和产业化工程研究，终于实现了几代化工人的夙愿，从根本上打破国外垄断，彻底解决我国氯碱离子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离子膜技术攻关成功，其关键在于高校和企业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勇于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突破思想障碍，实现科研与产业的紧密结合。

2．完善法律法规，改变当前产学研用相关法律法规分散凌乱的状况，及时出台“产学研促进法”。

产学研用合作不仅是围绕技术创新而展开的一系列经济行为的总和，也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综合，涉及到多种新的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或单独、依次呈现，或交叉错综呈现。产学研用合作往往不能通过市场行为自发解决，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确立必要的准则，规范和约束合作行为，界定各类合作主体的职责和权益，建立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术、市场、管理等风险分担的机制，从而促进和推动产学研用合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我国现有法律，仅有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二条对产学研合作有直接的规定，其它与产学研用合作相关的法律规范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因此，对于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最为有效的产学研用结合创新进行法律规范十分必要。

在这方面，国外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明确政府支持的科研成果归所在单位所有，奖励发明人，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等，为释放美国的科技生产力起到里程碑意义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制定《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产业技术力强化法》、《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等一系列法律 ，加大产学研用合作力度，推进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产学研用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同时也显露出种种缺陷和制度瓶颈，这实际上为促进产学研用合作立法创造了良好条件，“产学研促进法”的出台势在必行。

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用支撑体系和长效机制。

首先，要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统筹协调机制。要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瞄准需求，注重统筹协调。通过有力有效的沟通协调，消除障碍，理顺各个主体关系，调动各方优势和积极性，实现产学研用的“无缝链接”。

其次，要制定产学研用专项扶持政策。政府应根据产学研用结合中多方参与的特点，在制定政策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需求与利益，保证各方利益风险共担、知识产权共享，提高和保护产学研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要设立产学研用合作专项引导资金。强化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和保障机制，积极探索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产学研用结合投入体系，从而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

第四，要大力扶持培养中介服务机构。积极扶持、培养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咨询机构、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等一批自主创新的知识型的中介服务机构，并依托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产学研信息交流服务平台，通过不同类型的中介服务机构，解决产学研结合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要完善产学研用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在加快高校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与考核体系。积极落实国家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激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参与产学研结合。

突破产学研用合作模式障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造多元化合作模式

科学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的基本保障，是各参与主体实现共同发展的载体。从校办企业到合作开发，到大学科技园，再到兴办各类研究院，可以说，产学研合作的二十年，就是在合作模式上进行不断创新的二十年。

1．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一个时期以来，依托传统合作模式，我国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高校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但不容回避的是，当前我国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还非常少，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附加值还比较低，包括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内的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还处在较低的水平。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产业，核心技术即意味着核心竞争力，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不拥有核心技术，规模越大，则风险可能也越大。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于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未能完全激发出各参与主体的最大活力，高校的科技创新力还没能与产业界的需求有效对接。

分析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在形式上，“年度性”和“单个项目制”的合作方式还比较普遍；在促进合作的驱动力上，短期利益驱动还占据主导地位，面向未来战略新兴产业的合作还比较少；在合作主体上，嫌“贫”爱“富”、抓“大”放“小”的现象颇为多见，大量中小型企业还没有从产学研合作中受益，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推动作用也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探索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与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这一重大需求的有效对接，成为摆在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面前的紧迫任务。

2．将国家重大需求作为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的源动力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加大改革力度，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从“产学研结合”到“产学研用结合”，一字之差，从根本上明晰了产学研合作的本质，为破解科技与经济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回顾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案例，从中南大学的“高性能航空制动材料制备技术”，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数控技术”，到上海交通大学的“离子膜技术”，其成功之因，无不在于瞄准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将国家重大需求作为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的源动力，将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不同需求作为创新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的基本依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我国中长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其中“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分别对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类科技需求。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重点跨越，就是指要基于自身学科特点，在追踪国际学术前沿的同时，善于面向核心产业、重点企业的现实需求，实现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必须要系统集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产学研战略联盟，实现“抱团创新”。支撑发展，就是指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面向中小型企业，着力突破重大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通过新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催生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3．倾力打造多元化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通过体制创新，积极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一是发挥多学科优势，与大型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这一合作模式是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学校已经与宝钢、中海油、中广核、中海运、中航商发、中国电信等20多家国有大企业集团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在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二是依托学校优势学科，与行业龙头企业建立联合研发实体。由合作企业提出问题，并提供研发资金，与学校联合成立研发平台，共同组建研发团队。已经与国家电网、上海电气、新奥集团、华锐风电等多家大型企业分别建立了面向新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中心，与中国商飞建立了面向大飞机工程研发的联合研发中心，与中海油建立了面向深水工程技术和新能源工程技术研发的技术研究中心等。

三是面向未来新兴技术，成立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经过历时五年的调研论证，学校与上海市、闵行区合作共建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产研院）。上海产研院独立事业法人的属性便于整合政府、大学、产业界以及金融界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实现产学研用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上海产研院致力于“企业想做而做不成、风投想投而不敢投、政府想干而没法干”的技术研发与服务，通过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建成集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四是面向中小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中小企业具有旺盛的创新动力和活力，但是普遍缺乏创新资源和配套能力。学校整合校内相关学科力量，成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引入市场机制，突破传统的技术转让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定向的针对性的服务。学校的“技术转移服务中心”受到中小企业的普遍欢迎，同时也确保了科研工作的市场价值。

突破创新人才培养的障碍，对接国家战略，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创新人才，基础在教育创新。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国科技人才数量增长较快，但适应科学前沿和产业高端创新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严重不足，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到2015年，我国仅在装备制造、信息等八大战略新兴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就需要新增100多万人。

突出的供需矛盾，使我国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日益凸显。在产学研用结合中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是我国人才培养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1．改革评价机制，激发产学研用主体的深层内驱力

在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高校、企业的内驱力不足是一个重要的障碍。高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的内驱力不足根源于办学思想、科研工作评价体系。一些教师只看重科研论文、专著和获奖，并不关心科研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应用价值一些高校只关注政府纵向课题项目及经费、学术理论水平，并不关心企业市场需求、横向课题研究。这种评价体系必须改变，要像重视科研的学术含量一样，提高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产业化前景、毕业生市场竞争力在评价高校及教师中的地位和考量。具体说来，就是将科研成果市场应用效益纳入高校科技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将科技成果的经济性、市场适用性及发展前景作为成果审定的重要指标，将产出成果的市场转化水平作为高校教师职务评聘的重要指标，将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作为评价高校特别是以工科为特色和优势的高校的重要指标。从高校、教师的自身发展需求和社会责任上，提高主动开展产学研用结合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基本内驱力和社会内驱力。

企业的内驱力不足主要是因为追求经济效益“短平快”，对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缺乏耐心，对依靠科技人才和技术进步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缺乏紧迫感。对此， 一方面要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淘汰产能落后、科技创新差的企业，使企业对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渴求成为其主动参加产学研用合作的深层内驱力。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宣传产学研用结合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意义，通过政策支持，氛围营造引导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地与高校、科研院合作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如宝钢成立“产学研合作推进会”，将长期规划分解到产学研合作项目中去，先后在国内几十所高校“巡游”，他们带去的“宝钢十五科技发展规划”和“宝钢研究院科技发展规划”，以及IF汽车钢板、管线钢等项目，都是长期战略性产品。2008年29个重大产业化科技攻关项目启动，在未来3年内将获总经费超过100亿元。在这些项目中，宝钢吸引和培养了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

2．面向新兴产业需求，推进学科交叉集成

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在加快推进，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急需大批人才，这既是高校学科发展和专业调整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重要契机。

一是要优化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构，将学科群与产业进行对接，既要服务产业，又要带动产业发展，努力使高校若干优势学科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战略新兴产业真正发挥引领作用。比如，上海交大抓住学科交叉和集成的发展趋势，相继成立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MED-X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面向区域产业特色和需求，建立了信息学部、工程学部、生命科学学部、物流与管理学部、文理学部五大学科群。通过构建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布局，促使学校在产学研用合作中始终能把握主流方向，产业链前端的位置上，把握人才培养的先机。

二是要面向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和重点领域、面向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实际、面向企业实际，完善人才培养环节，突出针对性。比如，2005年以来，上海交大和宝钢在产学研结合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一些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输送到宝钢的研究生基地进行实践培养。他们从事的课题和论文都是企业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收获了科研的果实，学生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学校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双赢。

总之，突破产学研难题，观念理念是先导，体制机制是核心、合作模式是关键，创新人才是基础。面对挑战与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