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院系调整，从适应我国刚起步的工业化建设来讲，是有着很大意义的。52年全国工科学生的数量，已经是49年以前最高年份数字的三倍。日益发展的工科院校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恶果也是很明显的——
据沈登苗的统计：被
中科院《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收录的科学家中，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区区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的7.1%。其中，1949～1952年23人，1953年以后仅20人，占3.3%，而这本传记收录的最晚毕业的科学家是到1962年。
从这个数据可以管窥出，新中国早期在培养顶尖人才的效率方面远不如民国，这其中52年之后又不如52年以前。这还仅仅是自然科学方面，人文学科的培养成果怕是只能用窘迫来形容。中国总是出不了诺贝尔奖，看来不能总是怪罪于西方人的偏见了。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看看52年苏联化的院系调整，想必读者会有些想法了。 高校改名、合并运动与综合性大学前几年各地院校掀起了改名以及合并运动，例如“株洲工学院更名为湖南工业大学”、“山东工程学院、淄博学院合并组建山东理工大学”等等，被广泛视作“教育产业化”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这种专业院校升格为大学，单一专业学院合并为综合性大学的做法，其实也是“博雅教育”（即综合教育、素质教育）回归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设物理、化学专业，清华大学大力建设文科，虽然未必能得到广泛认同，但也同样是为了实现这种理念——大学之谓大，不仅仅在于培养出精通某些方面技艺的专业人才，更可贵的是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
这里引用一下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纪念350周年校庆时的谈话作为本文结尾——“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