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瓷器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珍品。成熟于明代，也称“大明五彩”。 据《陶雅》上说：“天启硬彩，崇祯软彩。” 又据《饮流斋说瓷》中解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付其上，微微凸起。软彩者又名粉彩，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

真正嘉靖时期的五彩瓷是相当珍贵的，瑰丽多彩，品种繁多，它的最大特征是：

1、胎釉和青花、斗彩相似；

2、色彩主要为红、黄、蓝、绿、紫、黑等，但以红彩为主；

3、其绘法先在白釉瓷面上，画人的颜面，不填颜色，用红色笔加勾；

4、多用小开片，裂纹向下而紧合。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宋时期，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特别是金代定窑的釉上红彩和磁州窑系统的釉上加彩，可以断定是釉上彩的原始阶段，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童书业先生曾说过一段话：“从整个瓷器发展史看来，元代是一个中衰时期，旧瓷虽然衰落，而新瓷已在酝酿，我们不能小看元代瓷器中的创新因素。”

天时

五彩瓷器成熟于明代，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促成的必然结果。“天时”是指明代全国几大著名的瓷窑，均出现衰落的趋势，尽管还有不少地区在生产各类陶瓷，但无论从产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以及产品的多样性方面，均无法和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釉里红瓷及釉上彩绘瓷媲美。如浙江龙泉窑仍继续烧造青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人们所钟爱，但在陶瓷的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却无法和景德镇的瓷器相抗衡。至明代中期，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当时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大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繁荣的瓷器生产中心。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当时景德镇瓷窑遍地，一派生机。明万历时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景德镇当时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地利

景德镇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形成瓷业中心的重要因素。景德镇四面环山，从祁门的大洪山向西贯穿江西的昌江流经景德镇。景德镇位于昌江中下游，距上游祁门140公里，距下游的波阳(曾名鄱阳)90公里。在景德镇附近有东河、南河与西河三条支流。东河源于浮梁东乡的东源山，仝长60公里，流经出产瓷原料和燃料的瑶里、界首、高砂、王港、鹅湖等地，于浮梁旧城注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45公里，流经盛产瓷土原料和燃料的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河、湖田等地。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50公里，经浮梁北乡的祁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料和燃料产地。昌江各支流流经的地方，多为陶瓷原料和燃料产地，在历史上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至关重要，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燃料供给和陶瓷产品对外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可以说是“地利”。

人和

所谓“人和”，是指由于明代全国许多名窑逐渐衰落和北方的战乱以及各种原因，各地身怀技艺的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外来人才和当地工匠的融合，迅速地推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新发展，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构筑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基础。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御窑厂平时有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便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陶。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数量很大，不惜人力、物力，追求“至精至美之瓷”。

《明史》记载：“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御窑厂所用的工匠技艺熟练而高超，并且“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因此，御窑厂的制作均非常精致，不惜耗时费力，精美的五彩瓷由此产生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代五彩瓷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洪武、永乐为初创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为成熟期。

洪武至永乐时期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表现了明初高超精致的制作水准。器物虽小，但图案纹样布局合理，是明初釉上彩制作成就的展现。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

另外，明洪武《五彩束莲纹玉壶春瓶》，也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印迹。它在造型上缺少明代中期的隽永秀美而显得比较粗犷，在尺度、比例上一些细节处不够严谨，装饰上还留有元代的多层装饰的遗韵，莲纹画得粗放活泼，但从整体看已和元代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永乐时的釉上彩瓷，过去未曾发现过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如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永乐《红彩龙凤纹墩式碗》、《红彩云龙直口碗》。1986年，冯先铭先生曾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永乐彩瓷，这批瓷中有白地釉上红彩、青花红彩、白地孔雀绿彩、白地刻填酱彩、白地刻填酱彩加绿彩、黄地绿彩等。冯先生认为，这些彩瓷品种的发现，说明了明后期的多数彩瓷在永乐时期已经开创。

宣德至正德时期

宣德窑生产的瓷器品种之多是空前的，单纯的釉上彩有釉上红彩和五彩。有文献记载：“彩瓷始自宣德。”但从近年考古发现，洪武时已有红彩出现。然而宣德时所烧红彩，较之洪武红彩更加鲜艳，并且色调有浓重和浅淡之分。“宣窑五彩深厚堆垛”，也许就是指这种色调浓重的红彩。河北安次县曾出土明宣德《红彩缠枝八吉祥三足炉》，其红彩色呈黑紫，深暗凝厚，表面无光，纹样线条粗犷。宣德时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宣德以后，明代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这一时段，在陶瓷史上称为“空白期”，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从这些文献来看，正统时期对景德镇烧造瓷器有严格的限制，其他两朝也在减免瓷器的烧造。这些举措，对景德镇陶瓷在这三朝期间的发展必定产生影响。近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明代这三朝的研究，推断这时期陶瓷发展大概有几种状况：其一，宣德末年留有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这一推断来自于成化早期官款器的胎、釉的情况及彩绘图案和宣德官窑并无太大区别。其二，政治的不安定，宫廷内乱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三，上层统治者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转向，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景泰年间特别流行一种铜胎掐丝珐琅器，这种工艺历史已很久远，但在明景泰年间制作最精，最为著名，后世便以“景泰蓝”来称谓这种铜胎掐丝珐琅器。综其所述，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在官窑瓷器的烧造方面，的确存在停滞的现象，但从其他资料来看，民窑烧造的瓷器从未间断过。1988年，景德镇在明御窑厂遗址西侧，发现了明正统官窑堆积层。这一发现将随着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更多的问题。

明成化朝共23年历史，但在景德镇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的数量却很大。《明史·食货志》云：“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述：“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博物要览》记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成化时御用瓷器烧造数量很大，二是五彩瓷的质量愈加精美。但是成化窑瓷器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斗彩。关于斗彩将另篇叙述。为研究之方便，我们根据约定俗成，将以青花色作为一种颜色用于陶瓷装饰中的作品称为五彩瓷。

成化时的五彩，己相当成熟。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内外两面都用红色的颜料画轮廓，没有用青花勾线，而盘面图案中的莲纹采用色泽明艳的进口青料。图案以鸳鸯莲纹为主，构图精巧活泼，彩绘技巧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面中使用了不少黄彩，主要图案以黄彩打底，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件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非始于嘉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明弘治朝的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其中最有特色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用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彩并用低温烧烤即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款《五彩云龙纹盘》便是典型一例，龙纹在釉下胎上刻成，釉上用孔雀绿、矾红、黄等色彩绘，它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黄地绿彩器《娇黄地堆花绿彩赶珠龙高足碗》，侈口窄唇，深碗壁，高圈足；碗外壁堆饰双龙戏珠，间饰云纹；内壁光洁无饰，薄胎黄釉，花纹以绿彩填饰。碗心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款，加填绿彩。这些白地绿彩、黄地绿彩为弘治时最主要的品种。

明正德时烧造的彩瓷，其造型、装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朝独特的风格。正德五彩是在白釉器上直接另绘五彩纹饰，这种工艺，采用较广。正德白釉五彩器制作精细，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绿色浅且闪黄。有些器物重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增加装饰画面生动活泼之感。

正德五彩瓷的装饰，除传统的花鸟和穿花龙、翼龙纹饰外，还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成为正德五彩瓷又一鲜明特征。

嘉靖至万历时期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已是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在陶瓷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嘉靖朝瓷器生产量在明朝最多，由于采用“官搭民烧”的做法，出现了官窑民窑竞烧的局面。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陶瓷品种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记载：“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嘉靖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亦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器。嘉靖《五彩云鹤纹罐》，造型圆浑饱满，纹饰粗犷豪放，通体以青花加红、绿、黄三色彩绘；黄鹤均先以红彩勾画轮廓线，再填以黄彩，杂宝及朵花点缀其间，主题纹饰上下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及蕉叶纹，整个画面热烈而不浮躁，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嘉靖五彩的特点。

嘉靖五彩瓷器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题的图案，还有以婴戏或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造型端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正釉上五彩作品。

在国内外许多博物馆中，嘉靖五彩瓷传世品很多，其中大器较多，如大罐、大缸、大盘等。嘉靖五彩器，多数有六字青花楷书款。

明代万历窑的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没有新的创造。万历时五彩的装饰改变了前代构图清新疏朗的风格，以图案纹样满密为胜，特别是采用镂空工艺。装饰的内容仍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图案。也有用雕塑手法来表现的，并带有道教色彩。另有以吉祥内容为题材的，如福、禄、寿这些祝福的吉语用得较多，更显出了平民化、市俗化的意味。《博物要览》载；“漏空花纹，填以五彩，华若云锦。”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是五彩瓷在明代出现的新品种。万历款《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是典型的镂空五彩装饰。该器运用镂雕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纹样繁密，多而不乱，镂雕工艺与施彩搭配得巧妙无比，色彩热烈，红、黄、绿、青花等诸多色彩把整个器物烘托得艳丽华美。

嘉靖、万历五彩器的共同特点，即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而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瓷之间的重要区别。

明代的五彩瓷博取中国陶瓷艺术近千年的精华，从初创到发展以至成熟，从洪武、永乐到嘉靖、万历，无论是五彩瓷的颜料，还是彩绘工艺、烧成工艺都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阶段，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万历青花瓷器特点：

1、万历瓷器，一般质地粗松，胎体厚重，器身多变形不规；

2、青花瓷器釉色:早期浑重艳丽，兰中泛紫。中期兰中闪灰，发色渐浅。晚期兰色灰暗，多有晕散；

3、装饰工艺技法，有镂雕、镂空、开光、暗刻等，青花中出现类似铁线描的绘画。此时绘画风格，繁缚麻密，主题不清，具有粗矿的民间艺术色彩。晚期画面不考究，布局繁乱，比例失当；

4、大器多粗砂底，也有个别平底或浅宽圈足，底部落款处常略微凹陷，并于中心施釉如脐。盘碗之类，足径较阔，底部多施釉，无釉的砂底，可见明显的放射状跳刀痕与火石红色，官窑圈足多处理为滚圃，民窑则多斜削，并出现了通常认为是康熙时才有的那种斜削式拱壁底；

万历青花瓷器鉴赏和收藏

万历朝官窑瓷器生产从未间断，传世品很多。其官窑青花瓷器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品承袭嘉靖风格，后期作品下启康熙风格。万历朝时烧造瓷器数量很多，大器型所占比例大，大罐、大缸、大觚、大瓶、大盘、绣墩等很多，小器型如盘、碗、笔杆、文具等也一应俱全。万历官窑青花小件瓷器的胎子相当精细致密，大器稍差，釉子光润肥厚，足内施亮青釉。万历早期使用回青，青花颜色艳丽泛紫，中晚期使用国产青料“无名异镂空纹饰，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的大器很多，一般都有接胎痕迹，底足无釉。小件瓷器常见有各式盒子、笔杆、笔山、盘、碗、香薰、炉、莲瓣形洗、烛台、各式托座、执壶、盆、璧瓶等，有的修胎较精细，有的则稍粗。盒类瓷器多变形，不平整，撇口碗的口沿有极小的凸起边，盘塌底严重，碗、盘足内有跳刀痕和火石红色。万历官窑青花款多六宇双行楷书，笔锋有力劲秀，也有较粗扩的。

万历民窑青花瓷器胎子洁白，有粗有细，同是碗、盘，也有厚薄之分。釉子白中闪青、光润。青花颜色有浓艳闪紫的，也有蓝中泛灰的。绘画比较潦草。常见纹饰有狮球、婴戏、高士、人物故事、山石花果、鹊桃、石榴、荷塘游鸭、鸣凤、进宝图、蕉石玉兔、达摩、魁星、布袋和尚、仙翁、螃蟹、团螭、梅花、向日葵、山水等。仙翁的脑门很高，像冬瓜;螭虎、狮子的头很圆，稀疏的长发后飘;小孩儿的头大，后脑勺大，和身体不成比例。此时瓷器上绘的山水风景画面，绝大多数是背景，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则主要在天启。万历青花民窑富贵佳器”等。

康熙时期

《饮流斋说瓷》记载：“清代彩瓷变化繁迹，几乎不可方物，康熙硬彩、雍正软彩。硬彩者，谓彩色甚浓，釉傅其上，微微凸起也。”“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康熙五彩瓷，绘画工致精丽，生动传神，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只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率画风。其施彩较明代均匀，勾勒轮廓所用线条以焦墨为料，笔锋劲挺有力，后用油墨彩料，笔触圆润柔和。“康熙彩画手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敢于恣肆。”《陶雅》中对康熙民窑五彩瓷器的评价是客观的。康熙民窑五彩器的纹饰，由于不像官窑那样受束缚，题材丰富多样，除了花卉、梅鹊、古装仕女以外，还有戏曲人物等。在描绘各种形象时，勾画的线条简练有力，在乎涂各种彩色后，给人一种明朗感。当后人以雍正粉彩与其比较时，雍正粉彩显得细腻而柔软，康熙五彩则显得劲利而结实，因此被称为“硬彩”，也被称为“古彩”。《陶雅》载：“康窑蓝绿皆浓厚，故曰硬彩。雍窑则浅淡而美观，有粉故也，其无粉者亦羼以他之淡汁，在诸色中推为妙品

康熙中期的瓷器彩绘深受明末画家董其昌、陈洪绶、刘沣源、及“四王”的影响，构图舒展，意境深远。瓷器装饰方面的内容有一部分贴近社会生活，或警世寓意，或祈福求寿。如康熙三十年之后，朝廷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瓷器装饰上书写诗文词赋，有“独占鳌头”、“米芾拜石”等内容的画面，便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另外，五彩器中还有描写战争的场面，如俗称“刀马人”的戏剧故事和清装人物骑射的图案。

康熙《五彩水浒人物故事图盘》以《水浒》中三位绿林豪杰为题材，构图疏密得当，三个人物描绘得十分生动，人物表情刻画人微，所有人物采用纤细而劲挺的线条勾勒，彩绘技巧十分精湛。人物脸部不上彩，整个画面用彩沉稳，彩色丰富而不浮躁，其中黑色深浓如墨，蓝色清亮，红色如枣皮，亮而不浮，黄色老成，几种色彩搭配和谐，十分完美，充分体现了康熙五彩的特征，是五彩艺术精品。

康熙五彩由于色彩暗淡，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画面色彩灰暗、热烈而浮躁是其鲜明特色。康熙五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陶瓷艺术基本要素——造型与装饰方面分析，有几点十分突出。造型方面康熙五彩选择的瓷料精细，拉坯修坯端正细微，一丝不苟，坯体接口不留痕迹，这一点和明代不同；瓷胎是经过精心修坯的，但造型气势不失，仍留有古拙、凝重、质朴的感觉，这一点与清后期造型过于雕琢、轻薄之风亦不相同。康熙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瓷器造型都很规矩严谨、古朴端庄，这和原料制备、制坯成型等工艺技巧的纯熟密不可分。

康熙五彩瓷造型品种很多，大的造型所占比例也多，如尊、觚、鱼缸等都超过前代。康熙时造型新颖，许多器物开陶瓷造型之先河，反映了制坯技术的精熟。如观音尊、棒槌瓶、玉兰花觚、葫芦瓶等，造型饱满、挺拔，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装饰方面，康熙五彩的装饰突出了瓷绘艺术的特征，更加强调艺术感觉，多了一些市俗气，少了一些书卷气，或者说更接近了绘画艺术，但又是模仿绘画，仍保持了鲜明的瓷绘语言。可以说，明清绘画对康熙陶瓷装饰影响是巨大的，在瓷器装饰的构图上吸收了中国画的一些章法，从表现技巧上看，无论是勾线填彩形式的，还是没骨小写意形式的，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画的影响。《陶雅》云：“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千槎芽，花则风枝婀娜”。这些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康熙五彩装饰的艺术特征。康熙五彩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独步于中国陶瓷艺术殿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时期

雍正五彩和盛极一时的康熙五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数量减少，二是在色彩上改变过去以浓艳为主的特点，趋于淡雅，图案装饰也从繁复变为疏朗，笔意由遒劲趋向纤弱。这种变化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粉彩已成为当时的主流产品，它的制作方法、审美取向势必影响五彩，雍正五彩在绘制工艺上就结合了粉彩中多层次的技法，从而取得清新静谧的效果；二是雍正五彩在彩绘颜料方面仍以红、黄、蓝、绿、紫、黑、金等色为主，但彩绘效果已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雍正以后，五彩瓷逐渐被新的彩瓷品种所替代。

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代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瓷业的发展同其他经济、文化事业一样，随同国势之日衰，逐渐走下坡路。这正如《陶雅》所载：“中叶以后，深厚固不如康熙，美丽也不及雍正。惟以不惜工本之故，犹足以容与中流。嘉、道以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清末五彩已不再风骚独领。

五彩瓷是成熟于明代的釉上彩绘瓷，因此也称“大明五彩”。由于工艺技法和使用材料的原因，在清代康熙年间亦称为“硬彩”。五彩瓷的制作，是以烧制好的白釉器为基础，生料、矾红勾线，只有矾红深浅洗色，其他均以透明色平填；描绘图案纹样后入窑烧烤，经750℃至850℃窑火烧烤而成；色彩以红、绿、黄、蓝、紫、孔雀绿等色多见，但每款器物各有不同，根据纹样的内容，有的还加饰金彩。通常情况下，每一件作品并不一定五色俱全，明代的作品，有些只用两三种色彩。根据图案需要，色彩搭配得当，同样精美富丽。清乾隆文献《南窑笔记》载：“其五彩则素烧纯用彩填出者是也。”照此划分，五彩应该指单纯的釉上彩。

五彩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以低温色料描绘图案纹样，然后经第二次入窑烧成，最主要特点是有绚丽的色彩。关于五彩所用色彩，清《南窑笔记》云：“彩色有矾红，用皂矾炼者，以陈为佳；黄色用石末铅粉，入矾红少许配成；用铅粉、石末入铜花为绿色；铅粉石末入青料则成紫色；翠色则以京翠为上，广翠次之。”这些颜料是含有铁、钻、铜、锰、锑等矿物元素着色剂的低温色料。五彩是将这些颜色巧妙搭配在一起，构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色料是成就五彩的基本条件。

五彩瓷器的精美依赖于整个制瓷过程。从制坯、烧成、彩绘、二次烧成，环环相连，一丝不苟。明清时景德镇制瓷分工很细，仅彩绘一项，《景德镇陶录》记载，就有“乳颜料工、画样工、绘事工、配色工、填色工、烧炉工”。每工各司其职，以致达到纯熟致精的境界。这种分工制度，有力地保证了彩瓷的工艺质量。五彩在画彩时有严格的工艺规定。“至画瓷所需之料，经月之后始堪应用。”画彩时“须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合，必熟谙颜色火候之性，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其用颜料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便于渲染，胶便于榻抹，而清水调色则便于堆填”。详细叙述了彩绘的用料和方法。这些方法是景德镇陶工、画师集多年的实践经验，探索出来的有效工艺成果。五彩绚丽丰富的色彩特征，也是这些绘制工艺创造的结晶。在制瓷工艺中，烧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景德镇陶录》云：“白瓷加彩后，复须烧炼，以固颜色。爰有明暗炉之制。小器则用明炉，口门向外，周围炭火，置铁轮其下，托以铁叉，以钩拨轮使转，以匀火气。大件则用暗炉，高三尺余，周围夹层贮炭火，下留风眼，将瓷器贮于炉，人执圆板以避火气，炉顶泥封，烧一昼夜为度。”烧彩，火度最重要，火度高了，有些颜料就出现流动；火度不够，颜色不发亮，釉面灰暗。因此，烧成工艺是决定五彩成败的关键。

五彩瓷器装饰所使用的釉上颜料十分丰富，因此表现技法也多样化。五彩绘制有其严密的工艺过程。当图案设计好以后，仔细将图稿转印到瓷器上，然后用料笔勾线。勾线所用的料笔，必须具备“尖、圆、齐、健”四大特点。“尖”是指笔头要尖细，便于画点；“圆”是指笔肚挺而圆，便于储料；“齐”是指笔尖蘸油后压扁，顶端的笔毛整齐，勾勒粗、细线时均可运用；“健”是指蘸料后笔毛富有弹性，描绘时便于操作。五彩装饰所表现的题材是广泛的，勾勒的线条也各具特色，借鉴中国画的笔意，但不是模仿中国画的线条，因为它所用油性材料有其鲜明的特征。

五彩瓷工艺另一重要部分，填色、染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五彩的效果。五彩填色要求沿着勾勒奸的图案轮廓，平整均匀、笔笔连接地填平填实，并做到颜料稍厚、瓷面光洁。染色时，主要针对矾红颜色施以洗染，以表现图案纹样的深浅、浓淡的不同变化。

五彩瓷常见的工艺缺陷有三种：一是线条泡笔锋，画面的线条断断续续，残缺或移位，这主要是因油料调和不当导致的；二是惊爆现象，画面出现裂纹，甚至剥落，这主要是颜料配制不当造成的；三是皱色现象，这主要是填色过厚而且不均匀产生的。这些工艺手法构筑了五彩瓷的工艺特征，是五彩瓷艺术的基本要素。

五彩瓷在明代出现并兴盛绝非偶然，这完全是陶瓷文化经发展积累到其时被催生而出的一种必然现象。透析自宋代以来中国陶瓷的发展，可见其端倪。宋代陶瓷多冷艳绝尘，典雅孤傲；元代的瓷器多过于粗放狂野；而恢复了汉民族统治的明朝，在度过了一段恢复汉文化精粹、追求严谨的时期后，明中期开始出现追求自由清新的趋向。明代陶瓷显示了一切制作趋向日常实用，具有平民化以及追求现实生活的意味。明代瓷器不同于宋，也不同于清。一般说来，清代陶瓷是人工的、几何形式的、技术至上的、严谨而规范的。而明代瓷器却是自然的、流畅的、富有更加浓烈的艺术意味。明代陶瓷在造型方面追求一种人工的自然，不雕琢、不强制，如瓶、罐一类造型，拉坯成型时分段进行，明代瓷器大多可看到两部分相合的痕迹，保留了一些当时的工艺特性。明瓷更多一些表露出自然精神，耐人寻味。

明代五彩瓷器装饰以浓重艳丽的红彩为主，显得热烈而鲜明。明代各朝都很爱用红彩器，这就给红彩器的出现和釉上五彩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明代出现以红色为主的彩瓷，可能与洪武皇帝以红色为贵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五彩是以红、绿、黄、蓝、紫为主色，这恰恰符合了东方色彩的美学观。

构成五彩瓷器艺术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的装饰性。五彩瓷备受人们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浓艳明丽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纹样。五彩瓷的装饰题材广泛而丰富，画面内容无论是一种或数种植物，还是具有传统宗教以及神话色彩的图案，纹样造型都采取“观物取象”的方式，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式化、规律化、秩序化，强调其象征意义。在构图和纹样的组织中呈现出一种秩序形式，这种形式无论变化与统一、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都给人以秩序和美感。

五彩瓷的图案是以装饰性语言展现出来的，它的构图、画法以及所使用的线条，均追求一种形式美规律。正是这种装饰性的彩绘语言，形成了五彩独特的艺术风格。

明代万历五彩瓷器真品与赝品的主要区别有：

1.器形：

万历朝五彩瓷器器形多样，除盘、碗多见，各式盒较多(圆盒、方盒、六方、八方等)，颇有特色，造型上简洁，敦厚。但由于当时烧造工艺的不成熟，造型上往往不太规整，有歪斜、微小的凹凸等瑕疵。总体上说万历五彩瓷产量不高，小件多，大件很少。

赝品的器形多过于规整，造型呆板，无古拙之气。常出现臆造品。

2.胎体：

万历朝五彩瓷器胎质厚重，胎土淘洗不很精细，由于使用脚踩泥拉胚成型，胎中多有气孔，烧制时不易炸裂。露胎看上去比较干。大件器物多为砂底，修胎不规整，衔接痕迹显露。

赝品的制胎工艺不同，使用胎土不同，淘制较细，多用煤气窑烧成，胎土油性略重。

3.釉面：

万历朝五彩瓷器釉质莹润，釉面微闪青，光泽柔和，有自然的使用痕迹和氧化皮层。

赝品的釉面多发白，常使用人工方式除去火光(酸浸、机械摩擦、土埋等作旧方式)，赝品的釉面上常有不自然的小黑点。

4.青花五彩：

万历朝五彩瓷器使用天然进口回青料绘制青花，发色蓝中闪紫，浓艳、淡雅者皆有。五彩使用天然矿物颜料，红、绿、赭、紫等，颜色沉着，纯净，长期使用有自然脱落。

赝品：使用现代化学料，青花色浮，有时太过浓艳。彩料不同，色不纯，无使用痕迹。

5.纹饰绘画：

万历朝五彩瓷器较多采用开光图案，绘画技法古朴，图案灵动，线条虽细却以繁密为重。主题纹饰多为龙凤纹、花鸟、人物故事、婴戏等。画工豪放，笔法写意，纹饰生动。

赝品的纹饰绘画因为现代画匠的绘画，其技艺根本无法与古人的境界相比，画工一般较呆板，人物造型刻画得不准确，古意不足，仔细观察多有败笔之处。

明代彩瓷的发展是多线路的，许多品种是在同时或者在同代先后出现，在工艺上也很相似。但每一种瓷器又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前文专门论述过五彩瓷艺术，下文将分别介绍同时期其他品种的彩瓷艺术。

青花五彩的称谓，应该从其彩绘工艺的方法进行判定。“五彩”是针对以红、黄、绿、紫和青花等五种主要色彩而言，如果以这五种颜色分别在瓷坯和瓷胎上画彩，就是我们前章所述的釉上五彩。而青花五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其工艺与斗彩异曲同工。那么何为“青花五彩”，何为“斗彩”，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方面。斗彩是采用青花料勾勒纹样的轮廓线，烧成后再在轮廓线内填釉上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青花五彩不用青花勾线，青花只作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线也是极少的。五彩只是将青花料作一种颜色来用，青花起辅助作用。因此青花使用的量就是判断两种不同工艺的标准。

中国陶瓷工艺制作涉及范围很广，技法各异，明代彩瓷品种很多，长久以来，文献只以“五彩”统称，到乾隆年间《南窑笔记》才提出“五彩”、“斗彩”、“填彩”等新说。因此，鉴赏时要注意器物以哪种工艺为主的特点，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

青花五彩瓷是宣德窑所开创的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彩瓷，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明代文献记载：“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如宣品最贵。”青花五彩的特征是以白中泛青的瓷胎，配以一定的青花，再以丰富的釉上彩来装饰图案，具有玉质般感觉的瓷器显得非常精美。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明宣德款《青花五彩鸳鸯莲池纹盘》，充分展示了青花五彩的工艺特点，装饰纹样采用了青花色彩平涂、青花勾线填彩几种手法，是典型的早期青花五彩器。

青花五彩器自明宣德创烧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历经了二百多年，烧造了许多精美佳作。明嘉靖、万历是青花五彩发展最盛的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由于青花色料改用回青料或加石青，所以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矾红彩料的大量制作和使用，也使五彩更加显得色彩亮丽，带有枣皮红色的矾红与蓝中泛紫的青花料，搭配起来很协调，具有新颖的风格。这种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青花五彩的制作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绘瓷所使用的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和红彩、绿彩共同当作主色调用。同时还将镂空工艺和彩绘结合。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

明代天启年的青花五彩也有其特征。在造型和装饰方面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传统风格的，一类是具有日本风格的。这类具有日本风格的青花五彩瓷器是在何种背景下生产的，尚无定论，通常说法有二：一是中国工匠按照日本订货要求生产的，二是日本的陶瓷艺术家在中国学习时所制。清康熙时青花五彩，显著的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对青花五彩亦产生影响。

康熙青花五彩，早期作品胎体较为厚重，瓷质坚硬；中晚期则变得胎体轻薄，装饰纹样绘制精细，色彩明快艳丽；所用青料青翠明亮，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尽管康熙朝釉上五彩发展极快，并发明了釉上蓝彩，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影响青花五彩的继续发展。清代青花五彩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造至晚清。

黄釉青花瓷是明宣德年首创的，属低温黄釉品种。它的工艺是在烧好的青花瓷上，罩上一层低温黄釉，烧好后露出隐现的蓝色花纹，清新素雅，别具特色。

嘉靖、万历期间，各种色地彩瓷数量很大，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青地闪黄鸾凤穿宝相花等碗共五千八百……紫金地闪黄双龙花盘碟六千，黄地闪青云龙花瓯一千四百六十，青地闪黄鸾凤穿宝相花盏、爵一万三千五百二十。”说明当时产量很多。这些品种有黄地红彩、红地绿彩，黄地紫彩、黄地蓝彩、柿地绿彩、黄地绿彩等品种，其中有的品种要三次烧成。俗称“黄上红”的瓷器，其工艺是高温烧成瓷胎，然后浇上黄釉，再以900℃左右温度烧成黄釉瓷，然后用矾红彩在黄釉上涂地，露出纹样，低温烧烤即成红地黄花器，由于红彩罩在黄釉上，看上去便是红地黄彩了。因为采用多层上彩上釉，此种瓷器色彩显得沉稳厚重，是一种工艺讲究的制品。嘉靖、万历时色地彩瓷品种很多，造型也很丰富，除了盘、碗，还有瓶、盒、罐、尊、炉等；纹样多为云龙纹、凤纹、缠枝花纹、人物、婴戏、瑞果等。这些色地彩瓷在造型、装饰、色彩、工艺上都为明代陶瓷增添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开创了既有强烈色彩对比，又能沉稳安定、艳而不俗、雅而不乏的陶瓷审美范例。

明代的彩瓷发展，到了成化至正德时期，又创制出了一个新品种“素三彩”。这种素三彩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色彩中不用红色，这和明代纯粹釉上五彩以红为主色的情况截然相反；第二个特征是开拓了在宣德时期刻填酱釉和弘治时期刻填绿釉的基础上，直接施色釉的新工艺。素三彩以黄、绿、紫为主，但并不一定只限于这三种颜色。素三彩的称谓与中国人对色彩象征意义的理解和色彩审美习惯有关，社会风俗中认为红色代表喜事、荤事，而白色、蓝色、绿色、紫色代表丧事和素事。

从明代彩瓷发展的情况看，素三彩是在五彩瓷、色地彩瓷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出来的，表明了明代陶瓷烧造工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素三彩丰富了中国高温素烧、低温釉烧工艺。素三彩在明代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四朝，无论在装饰、造型还是烧成工艺上都体现了很高的水平。往往在一件器物上集刻、绘、雕等多种工艺于一体，低温、高温结合烧制，无论造型大小均能做到造型规整，釉面光亮，纹样精致，展示了很高的制瓷工艺成就。

康熙素三彩是在明代成化素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有了进一步提高而成为著名的陶瓷品种。康熙以后各朝都有制作，在光绪时还有少量的仿康熙作品。

康熙素三彩从工艺方面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素胎上刻划花纹后施白釉高温烧成，再在白釉上施彩后低温烧成；第二种类型是在素胎上刻划纹饰后高温烧成，然后施以各种彩釉再烧成；第三种类型是胎体不加刻划，通体施褐黄釉彩而成所谓的虎皮斑。康熙素三彩，官窑民窑都有烧造。康熙素三彩继承了明成化、正德三彩和嘉靖、万历年多种色地彩瓷的传统工艺，以黄、绿、紫为主要颜色，或加蓝色相辅，因不用红色，故有“素三彩”的称谓。个别加红色的素三彩，过去有“三彩加红，价值连城”的说法。

素三彩的装饰以人物、山石、花卉、花鸟、海兽、水禽、荷塘等内容为常见。构图紧凑，纹样描绘精细。康熙素三彩有以下几个不同品种：

是沿袭明代万历时的品种，从康熙起一直生产到宣统，成为清代延续不断的传统品种。造型多为各式盘类，纹样多为葡萄、云鹤、朵花，盘内刻填并绘以紫绿龙纹图案。

白地三彩以素白地器为胎，采用釉下刻花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刻花纹饰和彩绘纹饰相呼应，在彩釉纹饰下隐现另一种花纹，彩色艳丽，层次分明，是康熙素三彩中的精品。

墨地三彩制作工艺为先在胎体上施绿釉，然后再施黑釉，即用珠明料盖在绿色釉上面，经低温烧成。墨地三彩瓷器以黑色釉为地，再以深色勾画花鸟、植物纹样，然后填黄、绿、紫、白各色。笔意纯熟，线条有力，层次分明，典雅古朴。

虎皮三彩的器物表面以黄、绿、紫三色釉点染成斑点状，经自然晕散形成不规则的似虎皮状的斑片，很有新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虎皮釉大碗》是这一品种的代表。

康熙素三彩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彩瓷品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工艺制作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特别在色釉的使用和烧成工艺上已进入了十分自如的境地，在艺术形式上也是不断开拓，对中国陶瓷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彩瓷作为景德镇陶瓷艺术中的一种品类，深受世人喜爱，并不断地向前发展。它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类别也更加丰富，但始终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绚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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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五彩瓷是瓷化强度高，湖南红瓷釉面玻璃化程度强，保护纹饰不被外界磨损、防止和减少彩料中铅的毒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彩绘瓷器。当时官商合一的新华公司也以此为鉴，烧制了一批釉下五彩瓷器。笔筒就是当时的产品，它不仅瓷质亮丽，纹饰也是一幅很精美的山水画，画中群峰逶迤，湖光山色，从林村舍，鱼帆垂钓，景观相映成辉，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此后釉下五彩技术流传开来，许多窑厂也纷纷烧制。有一件“民国三十四年”（1943年）烧制的雄鸡图洗口瓶。一直到解放初期这种瓷品仍在烧制，而且产地并不仅限于湖南醴陵。 由于釉下五彩的各种彩料的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都各不相同，要烧制成功是极不容易的。在当时烧制的数量就不多，时今若能收藏到清末民初的精品，也属难得。

釉下五彩瓷是釉下彩瓷的一个细分类。相对于过去的釉上彩瓷，它具有五彩鲜艳、晶莹润泽、永不掉彩三大特点。它的出现比较晚，应是在清代中、晚期以后，现代工艺技术传入中国之时而产生的。宣统年间湖南澧陵的湖南瓷业公司曾为宫廷烧制过这种釉下五彩器，并曾荣获世界博览会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