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景德镇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宣德”为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时，景德镇将洪武的龙缸窑的一半改为青窑。窑位增至五十八座，御器的烧造量一时猛增。宣窑制品是明代最为精致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史载：“宣窑器，无物不佳，小巧尤妙，此明窑极盛时也。”

宣德官窑有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员督陶，负责宫廷用瓷的生产。特别是对贡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张善“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瓷，多以分馈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整肃纪纲，怒斩督陶官，官窑贡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维护了皇权的威严，也打出了官窑瓷器的至精至美。

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促织》篇中对此就有所描写，而宫廷正史却无记载。1993年珠山宣德官窑遗址考古发现证实，御器厂为朝廷烧造了数十种纹饰精美的蟋蟀罐。其中青花双向五爪龙纹蟋蟀罐就是宣德皇帝观看斗蟋蟀的斗盆。这位太平天子，不仅有玩蟋蟀之好，而且酷爱养鸟赏花。宣德御窑厂为朝廷烧造的花鸟虫鱼器皿，就达几十种之多。

明永乐年间，北京瑾身、华盖、秦天三大殿被大火烧毁，正统六年（1441年）为三大殿烧造青龙白瓷缸。因缸大而壁厚，屡烧不成。三大殿的陈设不得已只好改用铜缸代替。而几十口有裂痕的瓷器龙缸则全部被打碎，掩埋在御窑厂西侧墙下。直到1988年才被考古工作者发掘，青龙白瓷缸才得以重见天日。现陈列在龙珠展厅和品陶斋大堂。

“成化”为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相当关心，这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成化皇帝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的生产。在他的倡导下，成化官窑烧造出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成化斗彩”一直被人视为珍品。古时就有“神宗（万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而在公元1997年的香港索士比拍卖会上，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拍出了二千九百一十七万港币的天价。

康熙时期，御窑烧制了大量笔筒、水洗、臂搁、瓷砚等文房用瓷，这与康熙皇帝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认识到，满族的武力不足以统治中国。唯有遵孔崇儒，学习汉民族文化，才能巩固满清帝国统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的推崇自然促进了文房用瓷的烧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让御窑厂的窑工们烧制各类文房用具，这其中以笔筒烧制地最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雍正皇帝为康熙第四子，有“四爷”之称。这位铁面无私的帝王，在艺术鉴赏方面颇具文人气息。他喜爱文雅素净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雍正皇帝对瓷器制造直接干预，从宫中造办处档案得知，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的样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样之后由皇帝选择。宋代瓷器以胎质细腻、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闻名于世，深得雍正喜爱，因此雍正时期御窑厂生产了大量仿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绘图案具渲染效果，颇似中国水墨画意境，雍正对此喜爱有加，故雍正年间粉彩盛烧一时。

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督陶官，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陶瓷艺术家。唐英隶属汉军正白旗。1728年，他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个陶瓷制作工艺的实践者，他献身瓷艺，以此为乐，锲而不舍。为潜心研究瓷器制作工艺，他“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息食者三年”，成为陶瓷艺术大师。唐英因为兼职太多分散精力，于是先后两次向乾隆皇帝提出辞呈，要辞去关税官吏这一让人欣羡的官职，而专司窑务。雍正、乾隆两朝御窑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唐英的个人奉献是分不开的。乾隆时期的御窑又称为“唐窑”，这就是对唐英的最大肯定。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景德镇。大军入城后，见御窑厂专造皇帝用瓷，耗费资金不算，还经常鞭打欺压瓷工，为替百姓解恨，便放火把御窑厂烧了。御窑厂一停就是好几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间，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命九江关督蔡锦清在御窑厂旧址，重建堂舍七十二间，复兴御窑厂，所有督陶事务也由九江关监督管理。同治七年（1868年），御窑厂为同治皇帝大婚烧造喜宴用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彻底推翻帝制，御窑厂才寿终正寝。

在景德镇的制瓷史上，有一位被神化了的人物，被瓷工信奉为陶瓷业的师主。这位师主姓赵名慨，字叔朋（其事迹见本书所收《回眸昌南话今昔》一文）。

据明时邑人詹珊的《师主庙碑记》记载：师主庙兴建于明代。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少监张善到景德镇督陶，在御窑厂的东侧建立师主庙，祀奉赵慨为佑陶之神。成化间（1465—1487年），太监邓原在镇时，众多居民都从事陶瓷生产，都信奉师主，便把庙迁到东门外街上东北约一百步的地方，以便于大家祭祀。从明代以来，庙中香火不断。

明代师主庙内，中间供奉着赵慨的坐像，两旁分列着陶瓷制作行业的六个师傅神位，有打杂师、做坯师、刻坯师、挖坯师、石膏坯师，基本上把坯房的工种都包括了进去，体现了后世工人对先师们的敬仰。到了清代，师主庙中又增加知四的位置。知四师也是一名瓷工。知四为改善瓷工伙食，带领瓷工罢工，被官府捉入衙狱，坚强不屈，惨遭杀害。这激起瓷工愤怒，群起抗争，最后赢得了胜利。知四为争取工人的福利而献出了生命，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的牌位供进了师主庙，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明万历神宗年间，御窑厂的瓷器力求在图案的繁复和器型的多样性上求胜。器型的制作，除大龙缸、屏风等大器外，还烧制棋盘、棋石、笔管、烛台乃至秘戏器等，可谓“制作精巧，无物不有”。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监潘相来镇上督造青花大龙缸。其缸久未烧成，潘相对瓷工进行鞭笞甚至杀害。民窑把桩师童宾（里村人）见情义愤填膺，为救众瓷工，勇斗潘相，最后毅然纵身跳入窑火之中，以示抗议。窑工们悲愤万分。童宾之死，激起了瓷工们的义愤。人们纷纷起来呼喊要潘相偿命，吓得潘相闻风逃回京城。为平息民变风波，缓解人心，官府在御窑厂东侧修建“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奉为“风火仙”。祠内供奉风火仙师童宾像，两边是做坯、托坯、收兜脚、打杂的小扶手、二扶手等各脚窑工师傅的塑像。

另据有关地方文献载：清代唐英督陶时，曾令人将明代落选的捐器、已脱底的一口青龙缸，从僧明寺抬到火神祠，筑台高置，并写有《火神传》、《龙缸记》。另一个督陶官年希尧也写有《重修风火神庙碑记》。这些关于童宾事迹的记载，仍存于地方文献中。

近日，从景德镇市瓷局获悉，由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教师杨超、设计艺术学院教师郭玉川合作设计的景德镇御窑厂标志被正式采用。

景德镇市瓷局自2011年1月开始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景德镇御窑厂标志设计，经过一年多的征集，共收到设计方案数百件，由于标志评审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对标志设计的要求极高，所有投稿方案均因未能全面体现御窑陶瓷文化的精神而落选。

2012年7月底，景德镇陶瓷学院教师杨超、郭玉川受景德镇市瓷局委托，应邀为景德镇御窑厂设计标志。经过近两个月的设计，标志经历了初稿提案、确定方案、修改完善等过程，他们的设计方案一致通过了评委会专家们的评审，并最终由景德镇市市长刘昌林、副市长黄康明审核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