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文化的独特表现艺术，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都表现着不同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中国的文字始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书法艺术也从甲骨文开始。历经2000多年的沿袭和发展，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都表现着不同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裴李岗文化，在裴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不是真正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

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书（八分）、草书（章草）、楷书、行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楷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宋四家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帖学碑学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苏州片河南造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华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贾湖遗址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距今8000—9000年，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卜辞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 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

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各种书法体简介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出土铭文最多。

此时期主要作品有：《利簋》《天亡簋》《大盂鼎》《墙盘》《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尤以《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最为著名,艺术成就也最高。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主要作品有：《石鼓文》《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等。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 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

中国书法经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画多加曲折和拖长尾。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王夫差鉴》。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而书法大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 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求度追韵

——东汉至南北朝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已经登峰造极，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

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

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三国时期三国时期：

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两晋时期：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其中，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

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有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此时的南北朝分为南北两派，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差异之处。

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而在北朝碑刻书法之中，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的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

而南北两派最著名的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此二者可谓南北双星。

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也是中国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的发展至此也混合同流，正式完成了楷书之形式，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据承先启后的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

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

1、平正淳和，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

2、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

3、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4、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

唐朝书

法简介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为书法主流。此时的书法的总体特点是：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

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

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与张旭齐名，史称“草圣”。人称为“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他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宋代蒋之奇曰：“草书有妙理，惟怀素得之。”传世墨迹有《自叙帖》《小草千字文》（千金帖）纸本、《圣母帖》和《论书帖》等。李白有《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称独步”，谓其草书天下第一；颜真卿撰写《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咏其为“僧中之英”。

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是指专门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隋唐五代书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隋至唐初。

隋统一中国，将南北朝文化艺术兼容包蓄，至唐初，政治昌盛，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的遗法中蝉蜕出来，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出来。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

（2）盛唐、中唐阶段。

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怀素）之狂草，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3）晚唐五代阶段存唐遗风。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由于国势衰弱和离乱，文化艺术亦呈下坡之势。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势。

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 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介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期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 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

无论是天资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

虽然在政治上，元朝是异族统治，然而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现为刻意求工的开式美的追求。所以，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頫鼓吹的是“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才强调有意之意。

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 由于赵孟頫的书法思想绝对不逾越二王一步，所以，他的书法对王派书法的精之处颇有独到的领悟。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这也和他信佛教，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希望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已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纵观元代书法，元代书法的特征是“尚古尊帖”。其成就大者还在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 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

1、第一阶段——明初：

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以及祝允明、文徽明、王宠“三子”。

2、第二阶段——明中：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3、第三阶段——明末：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遇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

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和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民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纵观20世纪书坛，以草书名世者，莫过于右任、毛润之、林散之、李志敏等人。但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均属小草范畴，并未进入狂草境界。毛体草书虽有狂草气势，却夹杂了较多的行楷书结体，并非纯粹的狂草。而李志敏则走“纯草”路线，开创引碑入草独特书风，填补百年狂草史空白。即使他在法律教学中使用的钢笔讲义都由草字撰写，其致友人的小字草书信札也处处彰显大字狂草格局。

主词条：书法家、书法、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