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派。“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1924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出现了两派的斗争。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与斯大林对立。1925年至1927年，他纠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组成联合反对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他们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根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在落后的苏联，决不能由自己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若干国家的帮助，才能保证苏联存在下去，因此苏联的巩固和发展，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世界革命不起来，苏联休想在反动的西欧面前站得住脚。他认为苏联的存在是为了世界革命，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让各国共产党来保卫苏联，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发动革命。如果能掀起世界革命，纵将苏联孤注一掷，亦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对这一套理论，斯大林进行了批驳，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经过三年的斗争，苏共中央终于在1927年冬，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联合反对派”清除出党。从此，托派在苏联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于是他们就把阵地转到各国共产党内，以扩散他们的影响。

1925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干部，派了一批党团员到苏联专门接收中国学员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摘引一些章句，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开始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到最终加入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着手组织了几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托派小组的出现

1、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

一批由中共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背着党组织参加当时苏联的托洛茨基派，进行秘密地反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其中一部分因1927年十月革命节中公开参加苏联托派活动，因而被苏联开除出校，并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分子，以区芳、梁干乔、陈亦谋为首，在上海成立托派小组织，出版刊物“我们的话”，因此，他们被称做“我们的话派”。

2、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为此，以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汪泽楷、郑超麟等为骨干，形成一个以不满党的方针政策，不服党对其批评或处分的份子们的帮派。约在1929年春，由尹宽、从王平一处拿到一部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尹便将这些文件交给郑超麟、彭述之、汪泽指、陈独秀、蔡扳德、马玉夫等人传阅，起初这班人在一起非正式的聚谈，后来便有组织的开会讨论，逐步形成一个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托派小组织。这个小组推马玉夫在上海地区的党员中进行非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和拉拢活动，挑拨党员与党的关系，以便从中征觅信徒；推彭述之和汪泽楷在外地来上海办事的党员中进行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和拉拢活动，以便从中征觅信徒。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他们便把征得的成员组成若干小组，然后由尹宽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编写一份大纲，交各小组进行讨论。他们非法的小组织活动很快被党组织发现。10月15日党组织向他们提出警告，要求他们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非组织活动：要求接受党分配他们的工作。但是，党的要求均遭他们拒绝。为了维护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纯洁，为维护党的组织原则，不得不在1929年11月15日宣布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同时又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指、马玉夫、慕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这班人事实上已经形成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的，反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反党派别，只是在党组织尚未发现其非法反党活动之前，为了行动方便才未公开其派别旗号，如今党已宣布其活动为非法，又宣布开除其首要人物陈独秀等的党籍，他们便立即打出旗号。首先由陈独秀以《告全党同志书》的形式，公开宣布他们“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接着，又发表了所谓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有称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建立领导机关一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这个反对派的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蕃为常委，何资琛为秘书长；出版《无产者》为其机关刊。中国的这一托派小组织，因其出版《无产者》便被称为“无产者”。

3、刘仁静、王文元为首的“十月”派

1929年8月，刘仁静由苏联绕道欧洲，途经土耳其，亲自去拜见托洛茨基，听取托洛茨基对在中国建立托派组织的指示，托洛茨基让刘仁静带回由他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又指派刘仁静担任他在中国的通讯员，为刘仁静取了个叫“列尔士”的名字。刘回国后住上海，公开他的托派身份，表示不再与党发生关系。因此，刘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驾于“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派之上，不愿从属其中任何一派，而这两派，特别是“我们的话”派，也不服其调度指挥。这样，1930年初，刘仁静便纠合王文元、宋逢春、黎彩莲、罗汉、濮清桌等十余人另成立一个小组织，他们出版《十月》为其机关刊物，故人们称这派为“十月”派。但不久，刘仁静又从这个小组织中分裂出去，成立“社”，出版刊物，但这个“社”只有刘仁静一个光杆司令，杂志只出了一期，“组织”和刊物都烟消云散了，刘仁静游荡于中国托派各小组织之间，仍然以“老托代表”身份进行活动。

4、以赵济、刘胤为首的“战斗社”

“战斗社”是1930年12月成立的，它是中国托派小组织中成立最晚的一个。其成员只有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萌昌、解权达、来燕堂七人。据赵济说：“在酝酿成立这个组织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从人数上说，我们远不及‘无产者社'我们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强的人数，从其他方面说，我们都不及‘无产者社'，在工厂工人方面、在出版果，无产者社”都有一定联系。我们也不及‘我们的话'派及‘十月社”，“我们的话”派能开书店，出版书刊，虽然为期不长，但他们在经济上总比较有办法。“十月社”的人数同我们相差无几，但他们的社会关系，即出版界关系比我们广，个人的能力也此我们强。回国后不久（这七个人中，除来燕堂外都是从苏联回国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生一笔者）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而又不具备任何条件，就这么几个人就想成立一个政治派别，实在是不自量。既然知道自己的力量差，为什么又不参加既有的组织一“无产者社”或“十月社”？关于这一点，也有过考虑：主动参加这两个组织中任何一个，不会受欢迎”，“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根本不想参加他们的组织，认为与其参加他们的组织不如独树一帜”，“同时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统一”，“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这个小组成立后，出版《战斗》作为其机关刊物，故人们称赵济为首的这一派“战斗社”派。

四个托派组织为争正统，相互攻击。

中国托派的“统一”

在托洛茨基的干预下，1931年5月1日至3日，上述“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四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文件《中国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央机关报）、罗汉（秘书）、宋逢春、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成。9月5日，出版中央机关报《火花》（油印）。

1931年5月23日，马玉夫因未被选进托派中央，投靠国民党，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托派中委全部被捕入狱。九月，陈独秀吸收宋敬修、尹宽、蒋振东等人重组托派中央，不久，这些人又被捕入狱。

1932年春，濮德志、宋逢春因狱内时疫流行，保外就医，经陈独秀屡函催促，回到托派中央，加上陈、彭、罗（世凡）共五人为常委，谢德盘为秘书。10月15日，托派中央常委机关再次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中央全体成员被捕入狱。

10下旬，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推选刘仁静（书记）、陈岱青、任曙、严灵峰等人组织“上海临时委员会”。但是，因各委员“力争自已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作，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任书记。

1933年9月，因任曙擅自召集全国紧急会议将“上海临时委员会”改成“全国临委”，以及解散上海区委成立托派“上海市委”等措施遭到强烈反对，任曙撒手而去（到北平当大学教员），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加入，刘伯庄任书记。12月，“临委”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成立陈其昌、蒋振东、赵济三人委员会，陈为书记。1934年，又加入尹宽、胡文章。

1935年1月，原北方区委青年托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在来华的美国托派分子李福仁（格拉斯）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反对陈其昌托派中央执行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一在抗日反蒋问题上“与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路线及其官僚主义的领导，背着陈其昌等人召开“上海代表大会”，将中国托派组织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选举刘家良（书记）、史朝生、王耀华、胡文章、李福仁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并作出决议要陈其昌、尹宽及狱中的陈独秀等人承认错误。后者拒绝，因此均被“开除”。

4月，刘家良、史朝生、李福仁等人在上海，刘仁静在北京，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托派“新中央”垮台。

11月，在狱中陈独秀的支持下，陈其昌（书记）、王文元、尹宽、蒋振东、李福仁重组托派“临委”，出版政治机关报《斗争》、理论机关报《火花》，整顿各地组织。王文元和李福仁亲到香港，恢复了香港、广州的托派组织，出版华南机关报《火星》。张特、史唐在广西发展的托派组织，与“临委”也接上了关系。他们在桂系军阀支持下，与李宗仁、白崇禧手下的红人黄公度结合在一起，进行反共又反蒋的活动。浙江温州的托派，是1933年曾猛去了以后发展起来的。曾猛、李蔡志、李国栋、钱川等人，先后任托派温州支部的书记，直属上海“临委”。此外，还有“四川地委”，出版手抄复印刊物《电光》；云南、山东等地也都建立了组织。它们成了后期托派骨干的供应基地。

1937年9月，彭述之、刘家良、寒君等人出狱后回到上海，充实陈其昌、李福仁等人领导的“临委”。但是，1938和1940年王文元、郑超麟先后来到上海参加《斗争》报编委会后，“临委”形同虚设，王、郑、彭（述之）、刘（家良）、陈（其昌）、楼（国华）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际上起着“政治局常委”的作用，领导整个托派组织。这时，除《斗争》、《火花》外，他们还出版了《动向》、《破晓》、《西流》等多种刊物。

再次分裂及破产

1941年7月，日美在太平洋冲突日益加剧，中日战争已明显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托派因对中日战争性质及政策的分歧，再次分裂：彭述之、刘家良认为中国抗战仍是进步的，应取“保卫主义”态度；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楼国华则认为中国抗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是“反动的”，应取“失败主义”的政策，即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政策一样，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然后利用失败的危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同时，双方都攻击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由于李福仁在彭、刘一边，影响了许多人的态度，因此他们就成为“多数派”，郑、王、陈、楼就成为“少数派”。“多数派”在7月13日召开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一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出彭述之（书记）、刘家良、蒋振东、陈仲僖、罗新为中委，广原、亚今为候补中委。由于他们继续把持中央机关报《斗争》，又被称为“新斗争派”。“少数派”被排挤出托派中央以后，出版油印刊物《国际主义者》和呼吁“统一”的《建立》杂志，所以他们又自称是“国际主义派”，两派都被第四国际承认是“中国支部”。总部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一直要求两派统一，始终未成。同时，两派又都竭力争取各地的托派组织，于是各地的托派也都分裂，有的支持“多数派”，有的支持“少数派”。

1946年，两派托派组织都有发展，“多数派”发展到约一百五十多人，出版刊物《求真》杂志（彭述之主编）和《青年与妇女》杂志(陈碧兰主编，后改名《新声》)。“少数派”发展到约一百多人，出版刊物《新旗》（郑超麟主编）。这些杂志的内容在同时抨击国共两党的幌子下，重点攻击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合政府”的理论，以此否定中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求真》杂志为要谋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专门从事反共宣传，为此，得到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的赞赏，孙曾要他的手下人向他们“学习办杂志的方法”。

1948年9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托派预感到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彭述之、刘家良派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宣称要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纲领，从中国共产党手中，“把共产主义旗帜挽救出来”。会议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第四国际中国党纲领》。年底，彭、刘等人随其托派党中央迁往香港，以便与第四国际联系，操纵国内的活动。彭述之参加了第四国际执委会的领导。在国内，他们设置了以钱川为首的“江浙临委”作为指挥上海、江浙等地区的潜伏中心。“少数派”则指责“多数派”的“建党大会只能造成中国托派运动更深的分裂”，表示坚决的反对。

1949年4月27日、28日，上海解放前夕，“少数派”在上海举行“紧急统一大会”，宣称“因局势迅速变化，使统一建党大会不能按原定筹备程序完成”；“本大会应特别讨论今后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的工作方针”。大会宣布成立所谓“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书记）、郑超麟、何资深（何之瑜）、林焕华等人为中央委员。由于来不及起草党纲，只通过了郑超麟起草的《关于纲领问题的决议》、王文元起草的《现局势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政治决议案》以及《组织决议案》等。大会决定托派中央迁往香港，把上海托派组织划分为三个互不联系的部分，直接受香港指挥。这三部分是黄鉴铜、李培为首的广西籍托派组织，涂嘉、陈莽、陆幼东为首的温州籍托派组织，严西成、俞硕遗为首的上海籍托派组织。原定郑超麟与王文元同往香港，临行时决定郑留上海任大陆上托派活动的总指挥。此外，该派托派还成立所谓“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专门针对青年进行活动。

上海解放以后，两派托派以香港为指挥中心，以上海为基地，乘我党忙于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繁重的恢复整顿工作，大肆活动，发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的国家制度，破坏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在1952年12月23日，大陆上的托派组织被全部取缔，而彭述之、刘家良、王文元、楼国华等人，则在香港、法国和美国等地继续活动。

中国托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用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和时局。1930年中国托派统一大会之后，其政治主张主要反映在《火花》、《校内生活》等刊物上，最集中的是体现在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8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信、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托派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等文章和纲领中。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中国托派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全面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分不满。

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自从中共成立后就一直存在着争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基础，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意见分歧。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等人认为蒋介石取得政权就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是“残余”，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待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得出了取消革命的反动结论。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托派认为中国应该采用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的方式，反对暴力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其坚持托洛茨基将中国革命划分为3次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已经完全失败，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形成了国内的统一和发展的局面，中国可以和平发展到资本主义与和平发展到第三次革命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因此，中国托派反对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托派的斗争是通过组织上的肃清和思想上的批判两方面实现的。

一方面，在组织上与托派作斗争。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针对党内出现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提出这种反对派会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的工具，明确地表示了中共对托派的态度和立场。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托派政治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中共对中国托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托派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断上。在中共六大上，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对有争议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比较合乎中国国情的判断，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据此，中国共产党对托派的观点就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