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干乔（1903—1946）， 原名昭桂，广东梅县松口大塘村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步科、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营党代表；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加入复兴社，与戴笠等成为军统十人团之一，国民党十三太保之一，后历任黄埔军校政训班训育组长，教通研究院副主任、中央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军统局上海区书记长，军统局南京总处书记长；抗战爆发后，任军统局郑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三处少将副处长、中将副厅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陕西全省军队民众动员组训总指挥部参谋长，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五区指挥官等职，1946年1月在西安病逝。

梁干乔，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春毕业后，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二次东征。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参加托派(托洛茨基派简称)。1929年回国后，继续从事托派活动。1931年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曾与戴笠等结成“十人团”，为军统特务集团最早骨干，又是筹备组织“复兴社”(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亦称“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在特务系统中，历任黄埔军校政训班训育组长，教通研究院副主任、宪兵政训处少将处长、军统局上海区书记、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第三处少将副处长，中将副厅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参谋长，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第五分区指挥官等职。1946年1月在西安病卒，终年43岁。

梁干乔, 本名梁昭桂, 1903年9月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松口镇大塘村一户殷实人家, 8岁时入本村孝端小学读书, 12岁升入松口公学, 毕业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到当地一家咸鱼店做小工, 后进入邻乡南新小学做了5年教员。

1924年春, 黄埔军校创建并开始招生, 得到消息的梁昭桂与几个同乡青年赶去投考, 顺利考进了黄埔第一期步科, 从此改名梁干乔。在填写入学新生调查表中“何以要入本校”一栏时, 他写道:“为列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本国军阀所摧残、宗法社会之忠臣礼教所束缚, 所以决然做一个反攻的先驱”。不久, 梁干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 黄埔一期学生毕业, 梁干乔被分在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二营任见习排长。

第二年春天, 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首役淡水之战中, 在排长、机枪射手相继阵亡的情况下, 见习军官梁干乔沉着指挥, 并亲自用重机枪击退了敌军的反击, 为攻克淡水立下大功。随后, 梁干乔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经过两次东征, 国民革命军彻底打垮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 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迫切需要大批经过系统训练的政治理论骨干。于是, 苏联政府经与国共两党商定, 于1925年秋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 专为中国培养革命骨干。梁干乔因此前在部队中的出色表现得以被选中赴中大学习, 于1926年1月抵达莫斯科, 成为中大的第一期学员。

进入中大后, 梁干乔开始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他后来自述“去国之前, 我是以一个政治的小学生看待自的”, “严格说来, 我底积极的‘党的生活’, 是在莫斯科留学时代才开始的”。

那时正是苏联党内路线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候,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斯大林的领导, 在党内形成了被称为“托派”的小集团 (又称反对派) 。苏联党内的这种斗争, 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员。当时中大校长拉狄克即是著名的托派分子, 学校里很多活跃的教员也是托派, 他们把托派的思想也带到了课堂上。在他们的影响下, 梁干乔和陆渊最先接受了托派思想, 开始在学校中积极活动起来。梁干乔性情火爆, 爱好辩论, 经常在各种会议上以高亢的声音发言, 而且言词很有煽动性, 因而在同学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时中大副校长库秋莫夫还给他取了个绰号, 叫“被压迫民族的领袖”。经过他们的活动, 中大学员中托派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据陆渊回忆:“经过我们两人的宣传和煽动, 不数月间, 留俄学生之同情反对派者, 几占全数之半。”

中大托派的活动引起了联共 (布) 领导层的注意, 1927年5月拉狄克被撤职, 两位托派教员也被开除。但中大的托派活动并没有停止, 反而制造了影响十分巨大的事件。

这年11月7日, 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隆重庆典, 梁干乔、陆渊等中大托派成员也混迹在游行的人群中。当经过列宁墓时, 他们突然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执行列宁遗嘱, 罢免斯大林, 拥护托洛茨基”标语, 向着主席台高喊“托洛茨基主义万岁”、“托洛茨基反对派万岁”等口号, 与维持秩序人员发生冲突并演变为群殴, 引起红场一片混乱。

“红场事件”使联共 (布) 和共产国际极为震惊, 责令中大校方彻底清查。时任中大校长的米夫带着王明等人对梁干乔进行了讯问, 试图查清幕后有没有指使者。梁干乔回答:“推动我参加示威的主人, 既不是蒋介石, 也不是托洛茨基, 而是中国革命的血的事实。”很快, 中大作出了开除梁干乔等人党籍、学籍的决定, 安排遣送他们回国。在离开莫斯科前, 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 亲自交待了他们回国以后的任务:“你们回国后的工作, 应该站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上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 利用一切社会事件与刚被击败的工人群众重新发生联系。”还说如果形势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组织。

1927年底, 梁干乔等中大被开除人员经海参崴乘船到达上海。当时, 大革命刚失败不久, 中共党组织内比较混乱, 也缺乏干部, 而这批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分子在出国前都曾是党团的骨干, 所以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工作, 梁干乔被分配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工作。这期间, 他使用的是化名“梁大慈”。

1928年2月潮梅特委遭受严重破坏后, 梅县等5县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中断, 但当地党组织仍坚持地下斗争, 并于6月发动了畲坑起义。广东省委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起义的情况后, 派梁干乔前去联系。但梁干乔去后却以省委代表自居, 对起义横加指责, 说什么“盲动”、“血的教训还不清醒”, 命令他们“赶快放下武装”。当时敌我斗争极其残酷, 放下武装就等于送死, 所以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都很气愤, 纷纷与他争论。梁干乔又打出省委旗号压人, 说要报告省委给他们处分。起义领导人古大存说:“革命要我们拿枪杆, 任你去报告谁, 枪是不能放下的!”梁干乔没办法, 住了几天就回香港了。

当时, 梁干乔等从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虽然又回到中共内部工作, 但却没有放弃托派的思想, 私下里还在继续保持联络, 并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9月, 东江特委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 特委书记彭湃脱险后经香港转往上海就任中央农委书记, 梁干乔被广东省委派往东江接彭湃的工作。但12月初, 他竟擅自离职, 赶往上海参加托派组织成立的会议。

等梁干乔赶到上海的时候, 来自各地的十几个托派分子已在陆渊家里开完了会。但鉴于此前梁干乔的影响力, 于是他们决定重新开会。在陆渊家里又接连讨论了3天, 最后由梁干乔起草了一份政治纲领, 把组织定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 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选举史唐为总干事长, 梁干乔被委派担任华南方面的负责人。这是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托派组织, 梁干乔等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托派。第二年, 他们为了宣传托派思想, 编印了一份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 所以在党史上这一组织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我们的话派”成立之初, 其成员继续向党隐瞒自己的托派观点和活动, “在党内吸收同情于反对派的份子, 党外吸收因革命失败而表示消极或观望的青年, 和广大的革命群众”, 利用在党内工作的机会, 伺机扩大托派的组织和影响。梁干乔回到香港后, 与在太古船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我们的话派”成员区芳一起, 在船厂工人中成立了托派的一个支部和3个小组, 并在工人向厂方争取权益的斗争中大肆活动。结果工人的斗争没有成功, 梁干乔的托派身份也在党内暴露了。

1929年7月初, 广东省委开除了梁干乔的党籍, 并向中央汇报了有关决定:“因发现他有反对派的倾向, 并在工作上表现出很多错误, 向同志鼓动反对六次大会决议及国际指导等。省委已决定开除党籍, 请通知各省勿给他混入组织。”一个月后, 区芳也被开除党籍, 广东省委又向中央汇报:“梁大慈 (前经开除党籍) 与区芳有很好关系, 在港进行反对派的活动。现闻梁大慈已赴上海, 请中央注意。”

脱离了中共组织的梁干乔, 在上海开始积极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当年8月, 他参加了“我们的话派”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此时, 托派组织发展很快, 才半年多时间, 出席这次大会的14名代表“所代表的人数在二百以上”。此时闲居上海的陈独秀, 也接受了托派的观点, 打算带领他的追随者参加“我们的话派”的活动。但梁干乔等人认为陈独秀是在进行政治投机, 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 并说如果要参加托派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查。陈独秀等都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 在党内时比梁干乔等人地位要高得多, 没想到竟会被拒之门外。虽经刘仁静百般调解, 但“我们的话派”仍然拒绝接受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彭述之等遂自行组织了被称为“无产者社”的托派组织。此后, 又有托派分子成立了另外两个组织“十月社”和“战斗社”。

这4个托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托派正宗的身份, 相互攻击、争斗, 围绕中国革命性质等问题争论不休, 还分别请求远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进行裁决。托洛茨基遂要求这些托派组织统一起来, 并提出了具体的办法。1931年5月, 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统一的托派组织。这次会议还选出了托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选举中按照名额开票时, 却出了意外:梁干乔和彭述之因得票数相同而在末位并列, 于是为他们两人重新投票, 结果梁干乔落选了。说来梁干乔落选的原因很可笑, 竟是因为他在广东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化名“梁大慈”。据同是“我们的话”社的陈亦谋说:“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 只晓得梁大慈, 因此没有投票。”

梁干乔参加托派活动数年, 生活上困顿不堪, 加之没有成为托派的领导人, 顿时感到没有了出路, 于是纠合陆渊等人索性跑到南京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对于梁干乔的离开, 陈独秀评论道:“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 对于农民也失望, 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然而, 梁干乔的这个表现在托派中还不能算是最坏的, 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号称“无产者社”四大金刚的马玉夫, 就因为没能当选“中委”而跑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 致使托派中委9人中被捕了5个、常委5人中被捕了4个。

梁干乔投奔国民党后，写了一篇名为《回忆与展望》的文章，算是和自己的托派生涯告别，其中写道：“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反对派在今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当然，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为了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复兴社”创建时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干之一，即俗称的复兴社十三太保。

梁干乔之所以能成为复兴社最早的成员，是因为蒋介石希望能发挥留苏学生搞农工运动的特长，所以刻意搜罗一批留苏学生。梁干乔与负责筹建复兴社的康泽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有在中共和托派组织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正符合蒋介石的要求。康泽带梁干乔等人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在见过这批人后，对康泽说：“这些人都很平平。”但复兴社筹建迫在眉睫，梁干乔等人终于还是成为第一批复兴社成员（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复兴社是效仿法西斯的组织，其主要活动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康泽出任复兴社的宣传处长，追随他的梁干乔就担任了助理。梁干乔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我们的路》周刊，大造反共舆论，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当时，蒋介石委派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梁干乔也参与了特务处的组建，并先后担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长和特务处书记长，成为军统开创时期10名骨干之一，即后来俗称的军统“十人团”成员。

梁干乔工作中的卖力表现，让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地位也逐渐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少将训育组长，同时兼任军委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1935年后，又出任复兴社干事，还被蒋介石派到张学良创办的四维学会担任理事，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也有政训处长的名义。

这种种社会职务，其实都是梁干乔特务身份的掩护，他所做更多的还是特务工作。比如他当时招募特务就很有一套。程一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从苏联回国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住在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里。梁干乔听说后，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学帮忙为名，把程一鸣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为名把程一鸣拖下水做了特务（程一鸣：《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梁干乔被戴笠派去负责瓦解广东空军。他首先策反了在广东空军担任电台台长的亲戚梁伯伦，使在南京的特务处与广州方面取得了直接联系，并通过郑介民等人工作，于7月初，策动广东空军47架飞机飞到南昌投奔蒋介石。陈济棠为防止再发生叛逃，下令把剩余飞机锁在机库内，并派宪兵严密看守。这时候，梁干乔又与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琳拉上关系，唆使陈卓琳以备战的名义说服陈济棠，把封存起来的飞机重新开上跑道，结果在7月17日，广东空军剩余的62架飞机全部投奔了蒋介石。次日，陈济棠即宣布下野，两广事变得到平息。可以说，梁干乔等人策反广东空军，对加速两广事变的失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得以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进一步滋长。

1937年冬，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来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黄埔同学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郑州彭公祠办了个训练班，企图扩充自己实力。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到郑州，要求梁干乔把这批学生送到正在湖南筹备的特务训练班。梁干乔拿到戴笠信时正在喝酒，读信当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绝。没过几天，戴笠又派人来，还是带来一封亲笔信，不过这次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说如果不交出这批学生，就要给他纪律处分。梁干乔终究斗不过戴笠，虽然每天大骂不止，但还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这批学生，他也随即挂冠而去。

自此以后，梁干乔与戴笠决裂，后来他对军统的活动也很少主动参与，除非军统方面主动来找他，比如在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亮个相。抗战末期他到重庆治病，听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边立了块“无名英雄碑”，一时兴起，也跑去看看。没想到当他走近碑时，守护的哨兵不晓得他是军统十人团的元老资格，还按一般人员一样要求他脱帽、肃静，他当即恼羞成怒，也是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这事传到戴笠耳中，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喽。”

脱离了戴笠特务组织的梁干乔，再次投奔了康泽，在康泽手下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干了几个月，他觉得很是无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

梁干乔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此时坐镇西安，指挥第十七军团，是黄埔系中权位最高的人物。梁干乔向胡宗南陈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带兵的机会，胡宗南也算帮忙，准备为他编一个旅的部队，但此事还得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同意。梁干乔又赶往兰州谒见朱绍良，朱绍良的态度却不甚积极，与他谈了一番政治问题就把他打发了。组建部队没有结果，心情低落的梁干乔返回西安途中还意外遭遇了日军的轰炸，幸亏身穿的棉军服抵挡了弹片，仅受轻伤，但他的听力却因此而严重受损。

经过在重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他伤愈重返西安。胡宗南先后派他担任战干四团游击战术教官、中央军校七分校学生总队长和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觉不甚如意，始终想带兵。1940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梁干乔也如愿被派任邠洛区指挥官。

当时，蒋介石交给胡宗南的主要任务就是封锁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有一块狭长的延伸地带直指国民党管区的核心，让胡宗南很是头疼，称之为“囊形地带”。梁干乔辖下的邠洛区，包括旬邑、淳化、耀县3个县，正是从西而南再向东北半包围囊形地带的区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县城还是胡宗南派兵从中共手中抢过来的。梁干乔出任邠洛区指挥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锁边区、从事反共活动的先锋。

他通过建立武装、组织民众，企图实现强化保甲制度、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迁到淳化，并兼任了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掌握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更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活动。他沿陕甘宁边区边沿建立了碉堡封锁线，到处书写反共标语、订立公约、清查户口，并派警备班不断袭扰边区，制造反共摩擦。他还组建了对边区渗透的特务组织。《新华日报》评论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干部，一身兼数职……他在任内，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活阎王”。”

梁干乔的严苛统治引动民怨沸腾，加之国民党高层内部权力斗争，虽有胡宗南庇护，他终于还是被罢免了官职。他在任时，淳化有民谣说：“梁不断、桥（乔）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他倒台后，淳化百姓额手称庆，又有民谣说：“梁塌啦、桥（乔）断啦，淳化百姓欢赞啦。”他离任后，原来的部属发生哗变，引发了国共之间的严重军事冲突，史称“淳化事件”。事件闹得很大，舆论哗然，1945年7月晋陕监察使童冠贤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弹劾梁干乔。

此前，梁干乔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不佳，经过这一番罢官、弹劾，他精神大受打击，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于西安。死后，他的故交和亲属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翠华山的一处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