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唯一代表中国现当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目标。

史前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中华，“中国”华夏，即“中华”，中华与华夏并称，“华”成为中华与华夏的简称，也可以是中国的简称。

“民族”一词的现代意义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现代意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国的古意义“民族”一词可见于《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1935年《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中华民族”观念传遍大江南北。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观点。

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发表的《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已然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抗战使得中国重新团结起来，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的文化特征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于是根据这些标志，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行动指南。

202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安阳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族（汉族前身），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并且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

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等意词。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新中国参照苏联民族理论的识别认定活动，最终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中华民族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深受西方影响。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的后代，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于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初趋于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方面是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的势力，即把中国国境内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效忠满清，主张以满汉合作、维护中国主权为诉求；另一方面则是被梁启超称为“小民族主义”的汉本位民族主义，以排满倒满、推翻满人的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为诉求，其中以孙中山受甲午战败影响最深为代表。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当时意图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士早期的国族政治主张，是将满族赶出汉地（中国本土）的十八行省，如辛亥革命时用的十八星旗仅代表汉族生活的十八行省。而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则正式提出了体现资产阶级民族平等原则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但他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和谐。

然而，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主张重提民族主义并扬弃五族的说法：“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

于其1921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孙中山说道：“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作‘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或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处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州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想到一处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

元代

1271年元世组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按中国传统改名为“大元”，或称“大元大蒙古国”，是为元朝的正式开始。

蒙古人建立的的元朝创设了“行省”制度，现今的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都在行省的管辖之下。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同时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土司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辖。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尤其是元朝首次实现了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范围的的大统一和把以前的中原王朝无法统一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在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民族分化政策使得全国民众反抗其统治，这个封建国家仅仅存在了89年。

晚清

中华民族的最早使用单指汉族，其内涵其为汉族并以炎黄遗族、华夏族为代称或另称的同义词。而自雍正《大义觉迷录》提出以文化地理为区分中华以后，“中华”一词逐渐由汉族扩展到更广阔的含义。

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辛亥革命之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蒙古、回（指今新疆境内使用突厥语系语言并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藏等民族。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外蒙独立

1911年12月1日，一些外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中国清朝中央政府外蒙古办事大臣驻地）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叛国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民初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可是融合论是背叛了民族学，民族的融合必须是“一切被融合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完全消失，被融合民族的消亡”。显然，谈融合就是否定了56个民族的存在。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但是一个民族的融合必须是语言文化宗教习惯的融合。从政治上谈融合势必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不耻。

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理解是正确地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对于民族的理解。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乃中国作为国家共同体的一个国族概念。由于现代中国自晚清迄今的历史及政体更变，此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及争论，如孙中山革命时，关于满族人是否为要驱逐的外族，还是五族共和之一的民族。“中华民族”一词的演进也因此反映了近百年来国族与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议。“中华民族”其内涵是否为汉族还是指国族，成为对汉本位、大汉族中心的主要疑虑。因此，此词不同于“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等于有外显的种族及文化的象征，而是有外显政治象征，如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反映了做为国家共同体的国族概念。

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这也是对民族的正确解释。

中华文化可指“中华传统文化”（以汉族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族文化”。

若以公民身份国族定义中华民族，则该词包含由中华民国宪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中国人的国族。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乃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合为一体。例如芮逸夫曾诠释孙中山之说，将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说是“三位一体”。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更愿意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太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即使这些词最初都是仅仅指汉人。

大约在5000年前，当华夏族（汉族旧称）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叫法。“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有疑义）“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

“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唐代在法律中也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由于海外华人常拥有中国之外的国籍，因不同的国籍法则有不同的国籍及侨务政策，而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人主张采取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如中国台湾当局的作法。1956年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周恩来明确采取单一国籍的政策，以避免东南亚诸国对华侨华人政治忠诚度的疑虑。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委会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专有名词，指“认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人”。侨委会号召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并期望华侨教育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民族区别处于混乱模糊状态。为了使中国各民族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这一阶段首先认定了（包括历来公认的）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拉祜、高山、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羌、撒拉、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保安、裕固、塔塔尔等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在第一阶段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识别工作引向深入。本阶段对上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所剩族体名称（183个）进行逐一研究，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赫哲、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名为德昂）、独龙、京、毛难（后改名为毛南）、门巴；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已确定的53个少数民族中。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阶段中，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至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增加到56个。

第四阶段：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本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除继续为一小部分族体的认定进行调查研究外，主要进行民族成份的恢复、更改和某些族体的归并工作。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份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朝鲜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民族。

包括僜人、蔡家人、菜族人、老品人、八甲人、夏尔巴人、土克曼人、摩梭人、克木人、穿青人（根据国家民族政策身份证标示为“XX人”，如“穿青人”）等未识别民族。

中国全国总人口包括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和台湾地区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67390人，占8.89%。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0378693人，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人，增长10.26%。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的总人口数为1409778724人，汉族的人口数为1284446389人。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统计，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其中汉族1159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1064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1％。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1692万人，增长了11.22%，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增长了16.70%。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91.99％下降为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8．01％上升为8．41％。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下同），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他们是：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等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人口在百万人以下10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傈僳、佤、畲、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等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布朗、撒拉、毛南、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基诺等族。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有7个民族，他们是：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珞巴（按实地普查区域的人数计算）等民族。另外，还有未被确定民族成份的人口，共73.4万多人。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有两个特点：

第一，小聚居大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1200多个民族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地区也居住着不少汉族，其比例也相当高，如内蒙古、广西、宁夏三个自治区的汉族人口都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新疆的汉族人口也占40%。同样，在各汉族地区也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近20年来，少数民族杂、散居人口增长快，民族杂散居的县市越来越多。

第二，分布范围广，但主要集中于西部及边疆地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各民族平均分布在30个省区，其中29个民族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拥有56个民族的省区有11个，占全国31个省区的35.5%。尽管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很广，但其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云南、贵州、新疆4个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之和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再加上辽宁、湖南、内蒙古、四川、河北、湖北、西藏、吉林、青海、甘肃、重庆和宁夏，以上16个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91.32%。

城里的老胡同，乡下的古村落，作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遗忘的角落，它们保存了中华文明最悠久、也最鲜活的记忆，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冯骥才）

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语是汉英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将会越来越多。（周海中）

中华民族根本就不会被任何文化所同化，我们一定会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很难考证，盛唐文化有多少是原创的，你还真不好考证当年世界的中心，有多少东西是吸纳了许多文化的精华做了拷贝之后流传开来的。（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