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是2015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经纬。 [1] 本书讲述了从炎黄到21世纪的中医发展历程以及中医遇到的问题。

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是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依靠古代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已经发源。

古代传说常把医药保健的发明归附于某些神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实际上可视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原始人群有巢氏构木为巢，居住在树上，后来又发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

传说中的医药始祖是神农氏和伏羲氏，传说神农神农尝百草

据2000多年前多种文献记载，古代常用砭石作为治疗器具。砭石是具有锐利边缘或突起的打制石器。这本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当它被用来刺激或切开人体某一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时，人们称之为砭石。为保证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渐向制作精细化、形态多样化发展。

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多种古代的医用砭石，如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磨制石器，长4.5厘米，两端分别为半圆形刃和锥形，可用于切开或针刺。

砭石用于治疗，一般被视为是中医针刺疗法工具和外科手术工具的起源。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砭石逐渐被金属制成的针具或刀具取代。

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早文字资料可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辞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时期的许多医学知识和医学活动。甲骨文中，殷人对人体表面构造的认识已比较具体，并记有20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关于生育、梦的内容。有病则求神占卜，是当时的常见现象。这一时期巫师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以及为人祈福禳灾的大权，因而此时的巫、医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祷祝，但也有的巫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经》中就记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记载，可能是当时的名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自然和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的势力逐渐消退。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不少真正的职业医生，如医和、医缓、扁鹊巫祝

先秦时期的卫生保健也有较大的进展，这可以从当时公共卫生工程得到证实。在殷墟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了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陶水管。齐国的故城临淄(今属山东)探明有纵横十条交通干道，均配备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巧、规模宏大，为世界古城排水系统所罕见。河南登封发掘的战国阳城遗址中，发现一套陶水管道设施，其结构类似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先秦的文献中还载有水源的选择、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洁措施、室内除虫灭鼠、室外除草清扫，以及驱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卫生预防知识。

个人卫生方面则提倡养成洗脸、洗手、洗足及沐浴的习惯，并认识到沐浴对治疗的意义。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壶、盂、勺、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饮食卫生，提倡良好的进食习惯被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调节情绪、谨慎起居、运动身体(导引、按摩等)也被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对人体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诊治等方面的认识已有长足发展。现存最早的医书中已经将经脉系统化(见马王堆汉墓医书)，药物疗法和针灸等外治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十分活跃，从而为医学家建立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医学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内经》、《难经》是此类著作的现今仅存者。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秦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引进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贯串医学多方面的进展，构成中医初步的基础理论体系。

哲学思想和医疗实践的结合促进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理论体系明显地超越于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充分地指导着以后的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

阴阳、五行是先秦哲学的两个名词。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

阴平阳秘调整阴阳。

作为一个总纲，阴阳被广泛用于归纳邪正、盛虚、脏腑、经络、脉象、寒热、气味、表里等众多不同层次的医学内容,沟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许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内经》引进五行学说，将五行与脏腑、情志

《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脉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先秦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医的临证医学基本上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及散见于史书中的材料表明，战国末期至秦汉，临证经验大量积累并逐渐形成辨证论治的某些原则。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证医学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证论治原则已然确立，标志着临证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药物、方剂、针灸、诊断、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外台秘要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北宋政府组织校正的十几部重要的中医药著作，是古代中医文献的精华，也是宋以前医药资料的渊薮。经宋金元医家的研究和实践，又产生了一批个人著述，较好地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医学水平。明清时期的医书更加众多，在规模、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时期前进步。在医学流派的纷争、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清代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的兴起，以及人口不断增加等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代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四圣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吴医汇讲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延绵不断，医学也是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外域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学并未产生强烈冲击。16世纪后半期，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邓玉函等)利用医药进行传教活动。澳门主教卡内罗(Belchior Carneiro)于1569年在澳门创办了仁慈会和两所医院。随着欧洲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西方的医药理论和诊断方法等也相继传入，但对当时的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甚微。

19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腐朽没落，英国用炮舰迫使中国输入鸦片，并在1840年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洋医学的理论和技术被加速介绍到中国。许多传教士和医生在华行医、办学校、译书并创办刊物。

传教士在他们的诊所或医院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西医，中国也陆续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医。因此，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医队伍在不断扩大，产生了许多西医药学术团体。西方医学的理论和医疗技术，以及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西医队伍，对中医学来说无疑是强有力的竞争对象。

西医传入中国后，两种体系完全不同的医学的共存局面就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期间，接二连三发生了由政府当政人物出面主张废止中医的严重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扼杀中医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

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国医节。

中医在近代面临着社会乃至政府机构的一些压制和不公平待遇，同时又面临着西医学在学术上的竞争，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抗争。为此，中医界开始下力气兴办中医教育，在上海、绍兴、北京、广东等地办起了中医学校。

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校为利济医学堂，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此后，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1911～1937)期间，有过80多所中医学校。其中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甘仁、谢观等创办)、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张山雷等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药界人士创办)、北京国医学院(萧龙友、孔伯华等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等创办)等。

这些中医学校培养了大量高水平中医人才，为1949年以后中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近代中医界又积极编刊中医书籍杂志，组织中医药学术团体，以期使中医学术得到积极发展。在如何发展中医这一问题上，当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思想。中西医汇通派是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潮流，他们为在中医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为生存发展而奋斗的局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观，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肯定。在一系列保护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制定实施以后，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卫生部根据上述方针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医发展的重大措施，如建立中医医院,在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高等中医院校，举办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在卫生部设立中医司及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取消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种种限制等等。到60年代中医已有了长足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及中华中医学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科研、医疗、古籍整理、对外合作交流有了新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是在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从中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人民对防病治病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的核心是50年代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他们把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与中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成果斐然。这些成果对促进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首要工作。出版中医古籍原著是研究中医理论的重要条件之一，近40余年共出版中医书籍千余种。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医古籍。中医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受到重视。在学术刊物上开展的有关阴阳学说、脏腑经络、三焦命门、甘温除热、益火培土等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历史上各学术流派的总结，促进了中医传统学术的发展。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诊断学中的脉诊和舌象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藏象学说的本质研究，主要从单个脏器入手，研究得比较多的是脾和肾。肾本质和肾阳虚的现代研究已获得了进展，为治疗肾阳虚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可遵循的原则。对气的本质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针刺麻醉是在古典的针灸止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是中西医结合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深入探求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规律的同时，针刺麻醉的原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对经络实质的探索较多地集中在研究循经感传现象。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在广泛运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的同时，对辨证的科学依据和物质基础也有一些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些八纲和卫气营血辨证的物质基础。

此外，中医的治则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主要体现在探讨治则的科学基础，寻求可供检验和说明其科学性的客观指标。这方面的进展以活血化瘀和扶正固本两大治则最为引人注目。对治则的科学研究又反过来促进这些治则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中西医结合是当今临床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急腹症、骨科病、烧伤、泌尿科疾病、白内障、肛肠疾病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在药物研究方面，品种鉴定取得的成绩十分突出。中药的炮制、制剂、药理、药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中药里已挖掘和筛选了一批新效或高效药(如青蒿素抗疟及某些抗病毒、抗癌药物的出现)。中药复方

综上所述，中医学在经过5000年的发展之后，正在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医学之林。对中医发展经验和规律以及理论的探讨，必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