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作者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古代中国传统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人（今邓州穰东镇张寨村）人，公元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当时，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不久，原书亡失。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躁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 个，《金匮要略》载方262 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 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中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梁兴扬道长参考《伤寒杂病论》《辨伤寒》

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考，《伤寒杂病论》成书大约在公元200年前后，因为历史久远，并因连年战乱，再加上《伤寒杂病论》初成书时受限于传播途径，此书流传并不广泛，以至如今所见《伤寒论》各版本均有缺失。比较流行的、公认具有研究价值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个。

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和《脉经》本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由于战乱频仍，在仲景逝世不久，原书便散失不全。曾任魏、晋两朝太医令的王叔和搜集该书遗卷，并整理、重新编次。因非原书全貌，且内容多为伤寒病的辨证论治，故更名为《伤寒论》，共10卷22篇。据考证，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时间，距仲景去世不过二三十年。王叔和还将《伤寒论》的内容收入其所著《脉经》之中，今人有称《脉经》所收录的《伤寒论》为“脉经本《伤寒论》”。

千金本《伤寒论》（又称唐本）

唐代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仅引证了《伤寒论》少量内容，尚未将全貌收入。但从他“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说法来看，《伤寒论》的确在民间流传，是“诸师”所有，而不是个别人所收，但大家将其视为秘典珍藏，不轻示人。至孙氏晚年撰《千金翼方》时，收载了《伤寒论》的全部内容，载于卷九、卷十中，今人称之为“千金本《伤寒论》”，也有称之为“唐本《伤寒论》”。

外台本《伤寒论》

唐代王焘著《外台秘要》，收录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也收入了可以在今本《金匮要略》中见到的一些内容。因此推测，王焘所藏可能是《伤寒杂病论》的另外一个版本，并非得自王叔和所传，今称之为“外台本《伤寒论》”

康治本《伤寒论》

康治本伤寒论，系唐朝时期手抄卷子本，卷末有“唐贞元乙酉岁写之”的字样。19世纪中叶在日本发现，是康治二年沙门了纯抄录，全书1卷，仅存65条，50方。系从伤寒论中节录出来，但文字与之后的宋本互有异同。据推测此本应与唐代医官考试有关。唐代，国家设医官选拔制度，其中伤寒论的占到总成绩的1/5，于是应试者为求方便，将考试部分抄录习诵，于是有此本。

康平本《伤寒论》

康平本《伤寒论》，是日本后冷泉天皇康平3年2月17日侍医丹波雅忠据家传本抄写的。该版本比宋本早了3年，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文献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本中的一些原文，在康平本中，是以注解、注文的形式出现的。康平本抄录时，有顶格、退一格、退二格的格式，顶格为原伤寒论仲景原文，退一格、退二格则均为疏注。这对后世研究《伤寒论》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宋本《伤寒论》（又称治平本）

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高宝衡、孙奇等人校订了《伤寒论》，并在大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刊行。《伤寒论》自此方有定本，此即宋本《伤寒论》，亦称治平本《伤寒论》。初科大字本，装订精良，但售价过高不易普及。后由高宝衡等建议，又刻小字本。但可惜的是，宋本原刻，无论大字本、小字本，如今均已不见。

赵刻本《伤寒论》

明代赵开美，本是富商，又习医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赵开美出资行刻《仲景全书》（此书初仅收录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此后收入宋英公《伤寒类证》、又收入《金匮要略》，后经友人赠送宋本《伤寒论》，方知成无己所注伤寒论已经远非原文，于是又加刻《翻刻宋版伤寒论》，后将此四部合订为《仲景全书》，并将《翻刻宋版伤寒论》置于全书之首。）一部，该书第一部分，即《翻刻宋版伤寒论》，此版本依照小字版宋本伤寒论摹刻，据考字体字形均类原版，故应该非常接近宋版《伤寒论》之真面目。此本如今被称为“赵刻本《伤寒论》”或“仲景全书本《伤寒论》”，国内高等院校教材，即以此版《伤寒论》为底本。

此本尚存五部原本，其中一部存于北京图书馆，一部存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范行准先生家藏一部《仲景全书》，后由范先生捐献给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此三部为同一版的刊本。

此外两部一在沈阳，一在南方，均为私人所藏。

中国在1982年成立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对中国古籍进行整理，《伤寒论》整理主要由任应秋先生和刘渡舟先生负责，后于1991年出版《伤寒论校注》一书，即在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基础上，综合《金匮玉函经》等尚存的书籍，进行的简体化、校勘、注释。

成本《注解伤寒论》

成无己在宋版伤寒论的基础上，全面做注，著成《注解伤寒论》一书。金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刊行，这是第一个系统注解《伤寒论》的版本，人称“成注本”或“成本”，该版本经明代汪济川校勘，又几经翻印，因其既有原文，又有注文，便于学习，故流传较广，以致很长时间内，人们只知成本，而不知宋本。但成本注解时，删去了宋本《伤寒论》的子目，对后8篇原文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编，使人们已经看不到宋本《伤寒论》的原貌。不过他对《伤寒论》主要内容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人称之为“成本伤寒论”

《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

宋代校正医书局除刊印宋本伤寒论之外，还校勘刻印了《金匮玉函经》8卷，金匮玉函经和《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特点是条论于前，会方于后（此本共八卷，前六卷均为伤寒论原文，后两卷收录方剂）。人称“玉函本”或“别本”。后经清代陈世杰复刻，流传。

此外，大宋校正医书局还刊印了《金匮要略方论一书》，据宋臣《金匮要略方论序》中云：“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偶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者、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于是《金匮要略》始有定本。王洙所见蠹简，应是《伤寒杂病论》的另一个传本，宋臣将其杂病以下部分校勘刻印，自此《伤寒杂病论》正式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桂林古本，又称《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或称《仲景十二稿伤寒杂病论》，传为仲景46代玄孙张绍祖秘藏之珍本，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传于其徒左盛德。据左盛德序云：“余闻吾师张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稿，与吾所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不相类。或为叔和所篡乱，或疑为宋人所增删，聚讼纷如，各执其说。然考晋时尚无刊本，犹是传抄，唐末宋初始易传抄为刊刻，遂称易简，以此言之，则坊间所刊者，不但非汉时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

该版本争议较大，多有认为其为伪作者。如郝万山先生，认为此本多半为后人伪托。

但视之为真本者，亦有如蔡德元先生、黄维翰先生、周禹锡先生、黄竹斋先生等，均对该本较为推崇。蔡德元先生说：“非单因自序是圣师裔孙所珍藏，且卷符十六者，主要是内容全面、章节合理、句无语病、载方无轶”且对通行版本种种疑问，“读罢古本，皆瓦解冰释矣。”，此外，台湾学者对该版本较为推崇。

该本流行于世的，主要为1939年刊印的白云阁本（1980年重印并补刻三页勘误表）。广西人民出版社本（1960年出版竖排半简体版，1980年重版简体横板）。台湾中医药整合研究小组本（此本以广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为底本，繁体化、竖排）此外还有黄竹斋会通本（《伤寒杂病论会通》）存世。

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本为后人伪作的可能性较大，主要原因是认为此本太过完整，对宋本中凡是历代医家存在争议之处均有改变，所以多认为是后人综合历代医家之言所著之伪作。当然也有持反对观点的，则从用药分析、用字分析等等，来断此书多半为梁代之前的著作。如“大黄香蒲汤”方中“香蒲”一味，梁代陶隐居曰：“香蒲，方药不复用。”以此证明该书成书应在梁代之前。等等例证不一而足。

但不论该书是否伪作，其对于学习《伤寒杂病论》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敦煌卷子本

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考古发现四万余件手写本和少量木刻本古籍。国内外学者视之为珍宝，而医学文献，只占了敦煌出土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中5.202号残卷，即医圣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之残卷。卷首尾均残脱，仅存103行，计30条条文。但此本是证实《伤寒杂病论》原为一书的一个佐证。一般名为“敦煌甲本”或“敦煌卷子本”。此外在在甘肃、四川等地也有类似出土，但均残脱过甚，不及宋本。

长沙古本

长沙古本为湖南浏阳刘世祯得自于江西张姓老者处，民国之前未见传世，此书来源近于传奇，一些人认为是伪作。刘世祯在自序中说明他在民国初年得到此书的经历：“先母之丧，以求葬地，漫游江西，於山谷中遇一人曰张老，皓髯而丹颜，逌然类有道者，即与倾谈，遂及医术。质以平生疑滞，应口疏通，余大骇服。张老亦深喜余精审善问，且曰：吾乐山林，不与人接久矣。家有古本《伤寒杂病论》，与世所传异，长沙旧文也。无可授者，今以授君，与君邂逅，亦前缘也。余谨受而读之，乃知今本讹脱错乱，注者纷纷数十家，而其理愈晦，亦何怪其然哉。後与宗族之友刘瑞瀜(仲迈)共读此书十余年。”

该书为白文本，共计十六卷，卷一、二为平脉法；卷3为伤寒例；卷四温病；卷五为暑、热、湿、燥病；卷六至卷十一为六经病；卷十二为霍乱痉阴阳易差后病；卷十三至十六为诸可与不可各篇。刘世祯为该书注解，至1905年草成，但后因战乱，注稿大半散失。至1924年，刘世祯与刘仲迈“积十余年之探索，推本师传之义，更互演绎”，由刘仲迈执笔，撰写《伤寒杂病论义疏》十六卷，于1934年印行，后多简称“义疏”。1999年刘炳凡先生主编《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收载此书，并再版，此书存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伤寒金匮卷》上册第七部分。

涪陵古本

涪陵古本，又称四川古本，是20世纪30年代后发现的《伤寒杂病论》抄本，1934年曾石印公之于世，但流传不广，见之者少。该书伤寒部分为《唐本伤寒论》，杂病部分则是在《金匮要略》基础上，又从《脉经》、《千金方》中选取有关内容增补而成，于仲景书中增加证论百余条，补充方剂百余首，皆为临证必备。此本对深入研究《金匮要略》和运用《千金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本与长沙古本、宋本、桂林古本合称四大古本伤寒论。

《伤寒杂病论》序（张机）

《伤寒杂病论》序（桂林左德序）

第一篇平脉法

第二篇辨脉法

第三篇六气主客

第四篇伤寒例

第五篇杂病例

第六篇温病脉证并治

第七篇伤暑脉证并治

第八篇热病脉证并治

第九篇湿病脉证并治

第十篇 伤燥病脉证并治

第十一篇 伤风病脉证并治

第十二篇 寒病脉证并治

第十三篇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第十四篇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第十五篇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第十六篇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第十七篇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第十八篇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第十九篇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篇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一篇 辨霍乱吐利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二篇 辨痉阴阳易差后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三篇 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四篇 辨疟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五篇 辨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六篇 辨咳嗽水饮黄汗历节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七篇 辨瘀血吐衄下血疮痈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八篇 辨胸痹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九篇 辨妇人各病脉证并治

该书编成后不久亡失，后晋王叔和轶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桂林本目录

此为桂林本目录，改本界内仍有争议，括号内篇目宋本，成本等均无，成本开篇有五运六气与脉相图，具体条目各版也不完全相同，可参见《伤寒论版本大全》《金匮要略版本大全》李顺保著。

平脉法——《伤寒杂病论》第一篇

辨脉法——《伤寒杂病论》第二篇

（六气主客——《伤寒杂病论》第三篇）

伤寒例——《伤寒杂病论》第四篇

杂病例——《伤寒杂病论》第五篇

温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六篇

伤暑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七篇

热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八篇

湿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九篇

伤燥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篇

伤风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一篇

寒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篇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伤寒杂病论》第十三篇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伤寒杂病论》第十四篇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伤寒杂病论》第十五篇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六篇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七篇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八篇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十九篇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篇

辨霍乱吐利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一篇

辨痉阴阳易差后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二篇

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三篇

辨疟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四篇

辨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五篇

辨咳嗽水饮黄汗历节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六篇

辨瘀血吐衄下血疮痈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七篇

辨胸痹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八篇

辨妇人各病脉证并治——《伤寒杂病论》第二十九篇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匮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总结了中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仍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现有教科书，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中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人，今河南南阳，汉灵帝时(公元168一189年)，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至于张仲景曾否做过长沙太守的事，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学者否定，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查。但是确有不少文字记载，说是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在中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怕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伤寒卒病论集》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僳，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