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革命是指1917年俄国境内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统称，这些运动最终灭亡了俄罗斯帝国并建立了苏维埃俄国。在1917年3月（儒略历2月）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临时政府掌权。同年11月（儒略历10月）的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取得最后胜利。

俄国二月革命（1917年3月）是一次爆发于圣彼得堡、自然普及的革命。混乱中，杜马（俄帝国议会）的成员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国军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无法压制革命浪潮，而后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正式赋予了临时政府权力。由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领导的苏维埃（工人的会议），最初同意由临时政府统治，但坚决要求拥有能影响政府及支配多批国民军队的特权。二月革命的背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军事严重受挫之时，国境内充斥着军队与哗变。

一个双权鼎立的时代因而确立，其中临时政府握有国权，而由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国民组织苏维埃，则拥有下层社会平民与左派的拥戴。在如此暴动与罢工频繁的混乱时期，临时政府决议继续未完的战役，反之，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派系选择放弃先前投入于战争的心血。布尔什维克将工人民兵部队组织为红卫兵（后来的红军），并对其强力控管。

在十月革命（公历9月）中，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的苏维埃联手推翻了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自命为各政府部门的领袖，并夺取农村的统治权，设立契卡镇压异己。为结束战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布尔什维克党与非布尔什维克党旋即爆发了苏俄内战。战火持续了数年，最终由布尔什维克获胜。革命为苏联的建立铺了路。许多著名历史事件接连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上演的同时，国内各城市、少数民族之间及农村也如火如荼地推展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而在乡郊地区，则由农民接管、并重新分配了当地领土。

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与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结果并未造成人民和社会从专制桎梏下的大解放。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联盟国家，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多数非俄罗斯人也未得到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时代把这种制度推向极端，使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制度虽使苏联的经济、文化、国防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却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国家完全的现代化。

1917年的俄国革命无疑是本世纪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对于这次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评论。肯定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反对者则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二战后一系列欧亚国家也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转。1991年底，那个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的苏联却匆匆解体。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告一段落。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革命红旗被旧俄国的三色旗所取代。苏维埃制度改变为杜马制、总统制共和国，经济上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对历史的分析和评论往往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还在1989年，在苏联就出版了一本《1917年的十月：伟大的世纪事件还是社会灾难？》的争论文集。在苏联解体和俄国转轨以后，争论就更热烈了。在这些争论中概括起来还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历史规律性的表现，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观点则完全否定那次革命的历史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早就开始的从上而下的改革会把俄国引向完全现代化的道路，人民就不会像在苏维埃制度下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究竟应如何评价1917年的俄国革命呢？笔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表现为曲折复杂和千姿百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历史学家不能抱怨历史，也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根据资料去追溯和再现历史的过程，分析其内在联系，总结经验和教训。十月革命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一次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问题在于这次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存在着某种相悖的现象。我们应该研究这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它对人们提供的教益。

二月革命同十月革命截然分开。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人们习惯于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为沙皇俄国，也简称沙俄。这个简略的称呼其实鲜明地反映了位于欧洲东部地区俄国历史的实质与特点。沙皇专制制度是旧俄罗斯的基本制度。沙皇既是世俗皇帝又是俄国希腊正教的最高首领，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主宰。沙皇不仅凌驾于农民、贵族和群臣之上，而且也凌驾于法律和信仰之上。沙皇的个人意志、他的诏书和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独揽国家的全部事务，不受监督，对法律、人事、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私人诉讼都有最后的裁决权。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强化的过程，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古拉一世从思想理论上把东正教、独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实行严密的警察统治，禁止任何异议或不满的批评，书报检查十分严厉，严密监视大学，连哲学课也被禁止。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止国人出国旅游，来往旅客和出国留学都要严格审查。这种无限制地干预一切的君主专制政体完全变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以后，它就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全然相抵触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1902年所指出的：“君主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

对于沙皇专制制度，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论著。这里只想指出这个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国家农奴制度。过去我们说过，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里还要指出，正因为这一点，俄国的农奴制度便是一种国家农奴制的形态。沙皇不只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是贵族农奴主的最高政治代表，而且以沙皇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构成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国家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国家不仅收取农民人头税，而且还管理着将近一半的叫做国家农民的农业人口。国家农民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农奴。属于贵族的农奴不仅每周要给主子进行3-4天的强迫劳动，而且国家用法令保护贵族对农民享有很大的特权。贵族甚至可以拆散农奴的家庭或将农奴送进监狱。俄国的农民完全被束缚在贵族的庄园和村社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进城要带证件，农民要成为其他阶级是很困难的，除非给国家服兵役取得了军功。

俄国有一种为国家服役的制度。贵族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要根据其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贵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务。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阶级。为国家服役的人不论是贵族或平民、军人或市民都不过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个俄国人对沙皇不是献身就是献财。俄国政府经常垄断商业，从事银行和信贷活动。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许在工厂和商业中使用农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部门中90%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的农奴。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工商业者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照样受沙皇政府的统治和制约。一旦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沙皇会不顾一切地将他们逮捕、下狱，没收财产。

这种把全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变成奴役对象的国家农奴制度，是近代国家中最落后的形态之一，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农民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剥削，是历次革命的主力。随着近代工业而出现的工业劳动大军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沙皇专制制度奴隶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动员和组织的革命中坚。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同沙皇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沙皇专制制度则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纲领。即使贵族也对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满。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贵族青年发难的，而这次革命实际上便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不论是民粹派的革命运动，还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说，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对沙皇政权、争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沙皇俄国的另一致命的赘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顾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依然热衷于争夺新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结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使沙皇政权垮台，而且也使临时政府失败。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不断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确实使俄国在国家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审判制度和义务兵役等四项重大改革，曾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使俄国在19世纪的后40年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期。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连极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发表了设立国家杜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进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为什么没能拯救这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这是因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历届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改革和革命所经历的途径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则应是一样的。改革同样要排除妨碍社会前进的阻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基本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有序的集权制度，并没有触动俄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触及俄国的社会问题，要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改革审判制度等办法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加强君主独裁和他的精神权威。一旦碰上波兰起义和剌杀皇帝这两件对沙皇及其权威具有威胁的事件，改革便急剧放慢甚或半途而废。

其次，俄国的改革受沙皇个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恶的绝大影响。遇上一个有眼光、有才略并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实施，而遇上一个守旧、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从已有的基础上后退。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后，暴戾凶残、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就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晚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庸碌、狭隘、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和性格软弱、头脑迟钝、顽固的尼古拉二世

第三，在俄国的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虽然有2000多万农奴从私人地主手中获得解放，分到一小块土地（平均不到3俄亩），沙皇在这次改革中极力维护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仅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部分土地割给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而且农民还要为自己的小块地付出很高的赎金。这次改革仅仅是为国家着想，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关怀。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中。政府授权村社维持治安，征收税款和赎金。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许农民离开。村社实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轮作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由于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给农户的地块越来越小。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改善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土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891-1892年的大饥荒引起了新的农业危机。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许农民退出村社，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并尽量把皇室和国家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农户分得了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截止1915年，从村社中独立出来的农户共约250万户，共有1690万俄亩土地变为农民私产。斯托雷平是要支持农村中的富裕户建立独立田庄，以便在农村中培植一个支持沙皇政权的中产阶层。结果分给农民土地的一半，通过各种途径落入富农手中。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贫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俄国的改革中也没有得到解决。亚历山大二世只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和州设立了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对中央的政权机构并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机关后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日俄战争以后，国内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1905年10月，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的杜马。但当政府取得了镇压革命的成效以后，尼古拉二世反悔了，发布敕令规定：杜马根本法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强。斯托雷平诬指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又解散了这届杜马。第三届杜马选举时，沙皇政府让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多数，实际上使这届杜马成为御用工具。最后一届杜马连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反对战争也被沙皇投入监狱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国家杜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事实证明，改革主持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障碍。只要沙皇专制政权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从沙皇改革的现实自然会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沙皇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实行地方自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的立宪政体。事实上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大部分就是从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民主党早在1905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制订了一项比较激进的纲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时还要求实行以有限赔偿没收私人庄园在内的社会改革。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揭露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建立进步联盟的主张，不能说对二月革命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国家杜马虽然是沙皇的装饰品，但杜马的建立以及它与沙皇之间的斗争就证明沙皇专制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马成员策划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导致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成长。知识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和革命的具体策划者。同时，沙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进入了军队，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穿着军装的农民就成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么，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权，转向十月的原因在哪里?还能不能说沙皇专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来临的。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线大本营。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势，革命迅猛发展。国家杜马委员会乘机对他施加压力，并派代表规劝其退位。革命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响仍然在。用列宁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几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连临时政府的总理及主要部长的人选也由杜马代表报他钦定。而且作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仍然原封未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还任命了接替他的总司令。其他如总参谋长、各战区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将领各任其职。正是由于有这支军队存在，临时政府才得以坚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只要沙皇军队还存在，就时刻存在着革命失败和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就在1917年的8月下旬便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以军事力量恢复专制的事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前线进攻的失败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造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首都卫戍部队和部分前线的士兵，为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还和沙皇的将领所领导的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应该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告完成。

广大俄国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打倒专制沙皇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便人民有面包吃。但是，这些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决。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捡了一个政权。它没有实力，因为一些成员同沙皇政权之间有着各种关系，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靠哗众取宠成为不着实际的社会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权应有的果敢与魄力。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期望于革命的东西都未得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抓住了形势的这一特点，继续“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十月武装起义一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法令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残暴的沙皇恶贯满盈，犹如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下面是满腔怒火的俄国人民，一旦火山爆发，旧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毁净尽。严格说来，二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立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自由与权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与纪律的正确观念，也没有民主的素养和习惯。所以，当时自由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律和规则，完全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光政府就有三个，除了通常说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面已提到的军队司令部也是一个权力中心。随着沙皇的被打倒，俄国大地上一下子党派林立，各类组织不计其数。革命前就存在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民自由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人数较少的劳动团都成为政治上最活跃的政党，而且这些党派又都分裂出各种派别。孟什维克就有占主流的中派集团、左派国际主义者、统一派等，还有近于孟什维克国际派；新生活派。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纲领派。在立宪民主党中，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也分裂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还有一个后来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群众性的组织和机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前线的军队委员会、舰队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商业工会。还有全俄合作总社、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以及临时政府根据普选制选出的市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还在活动。还有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贵族、地主的组织，还有教授、新闻记者的组织，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队委员会，圣乔治武士团等等。

众多的党派和组织代表了众多的政见和主张。正像我们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看到的，俄国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机构，到处在开会，到处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种传单和宣传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过多的政党和组织，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就变成为无序的民主、极端的民主，变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集中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实际力量也没有任何权威，在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反对声中，多次发生危机，不断改组。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摇摆不定，无所作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政党大都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利用了当时的民主条件和无政府状态，发挥了自己队伍的长处，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得了政权。

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

191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革命结束了长达300年的沙皇统治，使沙皇主导的通过普鲁士式的道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告一段落。革命也使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在俄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尝试终于失败。1917年的革命开创了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

俄国的社会主义并非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俄国人民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就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走投无路，社会主义因而成为很有影响的思潮。俄国在19世纪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全国一直在激烈的争论和探索国家的走向。由于俄国存在着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农村公社卡夫丁峡谷在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新秩序未能建立起来，国家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端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使国家频临崩溃的边缘。由乱而治，由无序走向新的有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明确地提出，社会民主党争取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他批判俄国的经济派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列宁强调，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二月革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他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政权

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在发言中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列宁立即插话反驳说：“有这样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全部政权。”9到1917年的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全部政权就落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

按照当时公开宣布的文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叫做苏维埃政权。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 10根据这个决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正式政府似乎还要由立宪会议产生。这届政府，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是由清一色的布什尔维克组成的。不久，列宁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权；。12从这一解释看，苏维埃政权仍是多党政权，只是政府是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党组成。事实上，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苏维埃的领导人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的。在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以后，其他政党就逐步被排除出苏维埃，不只是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而且就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不久都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在苏维埃年代，实际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后来正式改名的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一党政权。在苏维埃年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季诺维也夫

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政权，利用这个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一个方面。

怎样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呢?在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四月提纲》中，列宁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是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两本小册子。这时已是布尔什维克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调节消费；实行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不劳动者不得食列宁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初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先例。俄国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农民仍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设，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建立由国家垄断的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二个方面。

关于俄罗斯帝国这一历史遗产，列宁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支持或承认了芬兰民族自决民族压迫的。至于到了社会主义，他认为民族有了融合的基础。所以，在1922年底，在列宁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6个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三个方面。

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世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开始，他试图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实践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1921年以后又实行新经济政策：放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恢复市场，允许农民经济比较自由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和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国营企业里也实行经济核算制，让苏维埃经济同农民经济按照自由工商业的原则在市场上结合和交换。后来，列宁又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实行合作制，要改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制度，吸收工农代表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发挥技术专家在国家管理部门的作用，反对个人专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行政手段，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在最后所设想的是至少在几十年中要形成一种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各民族真正平等、人民群众能够对国家机关及其最高领导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

在列宁社会主义体制最后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的相悖现象在这以后更加明显了。

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同列宁奠定的基础无关。斯大林把列宁时代形成的基本制度推向极端，变成了有斯大林时代特点的新制度。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执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季诺维也夫的口中，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而在斯大林的实践中，共产党专政就是总书记个人的独裁和专政。列宁强调苏维埃主要依靠暴力，斯大林就提出不断地开展和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权力机关，滥施暴力，不仅把所有政治对手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打倒在地，从肉体上消灭，造成了千百万冤假错案，而且把全国人民也置于强大权力机关的束缚之下。列宁提出用苏维埃政权行政管理、由国家统一分配消费资料、全国人民都为国家服务和依附于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认真分析起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列宁至少有以下的不同。

一、列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始终把俄国的革命和建设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进程中去思考。在1905年他就提出，俄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能否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1917年，他坚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将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多次说过，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欧洲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变成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被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必然使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带上浓厚的俄国国家和民族的色彩。斯大林把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看作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障碍和旧制度复辟的主要危险，这就必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标定在加强国防和准备反击侵略上，实际上就只能走上军事强国主义道路。

二、列宁要瓦解压迫占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民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在国内建立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已取得独立的国家，废除沙皇政府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说，列宁要同沙皇帝国彻底决裂，结束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的传统。斯大林则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衣钵，他不仅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总书记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集权的仍然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极权国家，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失去应有自主权，而且把已经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重新并入苏联，还同希特勒德国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夺取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乘机攫取了德国、日本、芬兰和中国的部分领土。斯大林还把他的强权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实际是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恢复了帝国。

三、列宁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派。他比较全面地学习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参加俄国问题大讨论，批判旧俄国的历史传统，揭露沙皇制度。他批判民粹派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托尔斯泰的非暴力运动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他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侨居国外多年，深受欧洲民主制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和熏陶，尽管他是个集中主义者，但在党派斗争中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以法国大革命为鉴戒。在经济建设上他也多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他主张公有制但并不留恋俄国的村社制度。对于小农，他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斯大林则更多地继承了俄国的历史传统。他欣赏彼得大帝的用野蛮的手段对付野蛮。他甚至崇拜伊凡四世的残暴。他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革命、正确与错误都完全对立起来绝对化。他把沙皇俄国时代束缚农民的村社制度以及使全国人都处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地位甚至对政治犯实行苦役和流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下来。所以，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斯拉夫派。

笔者之所以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主要是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上来说的。因为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解体了，苏联社会主义并没有达到国家完全现代化的目标。尽管这样，笔者并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俄国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完成了一次产业革命，同时大大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国家的国防力量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也不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影响了国家民主化和社会文明化的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上的畸形体制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

分析了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之间的相悖现象以后，应该从中引出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要正确地对待政权问题。列宁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苏联成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学习榜样，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被视为缺乏革命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得而复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途夭折的实际教训，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权也并非万应灵丹，苏联共产党恰恰是把政权力量用过了头而走向了反面。还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两层含义。任何事情都有个客观条件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政权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两重性。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掌握政权以后时刻都要正确使用，决不能以为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应该主要表对生产者、对人的解放上。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首先要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和充分的公民权利。要达此目的，就要建立民主产生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法律程序。政府应根据各阶层的普选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讨论和通过的法律产生，而且依法治国，还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避免个别人用不正当手段篡夺它，也才可以避免因领导人的才智、信仰、品格等因素造成历史的逆转。

第二，要使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对人类历史用不同的方法打开段落进行研究是人类认识上的大进步。马克思以社会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但任何方法都只表现自己的特点，不应该是排他的。比如，关于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的概念，就逐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所认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现代化就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完全是一个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俄国的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缺点都是没有解决政治民主化和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政治民主化拖了后腿，造成沙皇政权垮台又使苏联解体。所以，要较快地实现现代化，体制现代化是关键，一定要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要形成先进的社会意识，摒弃救世主哲学。这里所说的社会意识不只指通常所理解的指导思想，而是作为维护人类生存、维系社会关系、体现人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作为社会公德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有意识创造的，肯定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人民群众从实际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流。认为先进的社会思想只能由少数先哲创造并从外部灌输给人民，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救世主哲学。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那些否定意识作用的恰恰把个别人的意识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沙皇俄国只有统治者的国家意识，没有形成人人都遵循的社会意识，俄国就只有特权而没有公民社会。革命后，新的权威崇拜代替了旧的权威。领导的思想变成社会的思想。千百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决定。这就必然造成权力意志、个人崇拜，给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弥补的负面影响。因此，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摒弃救世主哲学，也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