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亦称“军事共产主义”，是苏俄在1918—1921年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剥夺资产阶级，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施国有化，小工业企业则实行监督；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贸易，实行产品实物供应以及主要消费品配给制；取消货币和核算制，实行总管理局制，国家直接给每个企业制定产、供、销计划；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

从1918年3月到1921年11月，苏俄政府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国内敌人的战争，史称“三年国内战争”。其间，为赢得胜利、保障新生政权，列宁和苏俄政府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模式，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21年4月21日列宁撰写的《论粮食税》中。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俄国本来就是一个粮食生产国，农产品是俄国出口的主要支柱，占73.7%。然而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革命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剧烈变动，造成1918年1月开始粮食部门始终无法完成计划采购量（低于15%）。由于粮食收购无法按照计划完成，粮食供应也就相应减少，新首都莫斯科与大城市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面包，有时甚至一星期都领不到粮食，新政权只能将剩余的土豆粉和面包干发给居民。与此同时，猖獗的黑市贸易更加剧了这种粮荒局面。由于黑市价格是国家收割价格的25倍，所以连贫农也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对此，1918年5月9日，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决定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固定价格制度，并没收富农的粮食。为推行这一制度，苏俄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参加的征粮队，到1918年底，征粮队队员达到8万人。可是粮荒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1918年底，强制性征粮对象扩大到整个农村。

1919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粮食收集制法令，规定：“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份向居民征收”，征收价格则是固定的，要求在6月15日之前全部完成，否则将进行各种形式的惩处。此举后来又扩大到其他基本食品，如肉类、棉花等。余粮收集制的原则本来是“贫农不收，中农酌情征收，富裕农户多收”。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却由于指标问题而扩大了征集范围，“余粮”有的时候变成了农民的“全部粮食”，而且使用的手段也大多是暴力式的，向农民支付的卢布也因为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而贬值。正因如此，通过余粮收集制，粮食的征购量出现了明显上升，1917一1918年度为7340万普特，1918一1919年度为10790万普特，1919一1920年度为21250万普特，满足了战争时期苏俄红军与城市居民的口粮。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一些企业已经实现了国有化，例如银行、铁路、外贸、商船、大工业等。1918年春，列宁曾想暂时停止国有化，发展一段资本主义经济，以便让工人学习管理知识，然而国内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想法。工业原料在战争爆发后十分匮乏，不少大型企业不得不停工歇业。为在战争时期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1918年6月，苏俄人民委员会宣布加速工业国有化步伐，不仅推动所有大型企业国有化，连中小企业也必须被国有化。为此，人民委员会设立了总局管理体制，由各个管理总局负责管理各项经济生产。到1920年底，共有52个管理总局，分别管理面粉、火柴、水泥、纸张等领域。这些管理总局直接控制后者的生产企业。企业无须进行经济核算，只需完成管理总局提出的计划即可。这便是最初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此政策下，国有化的推进十分迅速，1920年底，国有化企业已经达到37226家。

大批工人参加红军，走上前线：城市工人因粮食危机而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这样一来，从1918年秋天开始，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便已出现。对此，1918年10月，人民委员会开始实行劳动手册制度，以此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同口粮分配挂钩。12月，颁布《劳动法典》，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劳动义务，不从事公益劳动者，有关机关有权进行强制措施。1919年4月，在莫斯科一喀山铁路上，一些工人提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了其他工人的广泛响应，列宁称之为“伟大的创举”。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不仅让劳动义务制具有法律效力，还成立专门的总局来负责管理义务劳动。这种体制实际上十分适合军事状态，有利于尽快并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

为了集中和统一物质分配，从1918年夏天开始，苏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关于组织居民各种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供应》《关于对某些食品和日用品贸易的国家垄断》等，从而让国家对烟草制品、食糖、茶叶、咖啡、食盐、火柴、纺织品、煤油、鞋子、钉子，甚至肥皂进行全面控制。彼得格勒从1919年8月开始就禁止所有18一50岁的男子从事贸易，1920年初封闭了所有市场。私人贸易被取消后，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分配体制。1918年下半年开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就实行按照体力强弱原则的实物定额配给制：(1)特重体力劳动工人，每人每月36俄磅：(2)其他各类工人、负责工作人员、手工业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人每月25俄磅：(3)职员、学生、12一16岁儿童每人每月18俄磅：(4)其他居民，主要不劳动者每人每月12俄磅。与此同时，货币由于贬值（1920年底，1卢布只有1918年7月的1/188,1913年的1/13000）而失去了原有作用。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人民银行：11月，通过了《关于取消若干货币结算》的法令，所有费用实行物物交换，或者以免费的形式进行结算。

总而言之，战时共产主义具有五大特征：(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2)国家经济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3)对劳动力进行强制分配：(4)推行经济生活的实物化，废除商品及货币关系：(5)分配领域中严格按照阶级原则和社会原则。

这一政策是在战争和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它对捍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国内战争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中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例如把“余粮收集”变成了“粮食收集”，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业国有化的推进太快，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活力：义务劳动从提倡转向了强制等。

更为糟糕的是，当国内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仍然深信该政策的效力，希望以此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便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问题。1921年3月，曾在十月革命期间支持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暴乱，这场兵变虽然被镇压，但也迫使列宁等高级领导干部开始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以反思，进而促成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20世记80年代中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次研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高潮，其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持这种意见的以复旦大学的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旧俄国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政权万能论以及宗法式的情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侵袭的结果（注：杜立克《喀琅施塔得叛乱及其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杜立克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

此外，也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成绩有限，错误严重”。

这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谢有实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注：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另外，许多人的文章也强调，战时共产主义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国家独立。

王斯德、叶书宗认为，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离开了历史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注：王斯德、叶书宗《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张培义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实施的不同阶段，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使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生产力下降（注：张培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总结》，《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1期）。

此外，张驰、黄济福都具体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功过、经验教训（注：张驰《如何评价苏维埃国家的战时共产主义》，《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黄济福《也评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