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奕住，印尼前首富及糖王。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

黄奕住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为紫云派黄守恭后人。祖先曾任高官显职。后归隐在家务农。他幼时曾上数年私塾后失学协助父母种田。12岁时，他开始从师学习理发手艺。他和另三房兄弟统称糖王家族，是民国初期-50年代末的显赫家族。家业遍布各领域。仅于中国厦门就有160栋别墅，曾耗资百万元打造“中国第一别墅”。黄奕住不单是印尼首富，更是知名慈善家和爱国人士。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曾对中国厦门大学，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黄奕住与兄弟黄奕伦（伦公行事低调寡言，故少为人知），长子黄钦书，银行家胡笔江等创办了中南银行，厦门自来水公司，厦门电话公司，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和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正式成为厦门首富家族。

当时的旧中国，在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广大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生灵涂炭，农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因此，1884年，黄奕住抱着出外谋生闯世界的想法，随一批同乡人出海，先到了新加坡，不久又流浪至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最后，移居到中爪哇的三宝垅市。他到三宝垅之初，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幸得一些同乡之助，在街头巷尾设一流动理发摊，夜间则借宿在一间妈祖寺庙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地华侨称他为“剃头住”。

三宝垅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处爪哇岛的中心。它不仅是首都巴城（当代的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间的交通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黄奕住从事理发业，使他有机会与当地社会的下层人民及华侨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从而学习掌握了当地爪哇语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风俗习惯。经过几年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工作及生活后，他积蓄了一点钱，在一位老华侨魏嘉寿（后来曾被聘为三宝垅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及协助下，他借了一些钱作为资本，改业从商，充当肩挑小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窜巷，或到附近村镇叫卖。当时广大乡民及华侨劳动生产收入低下，因此，他采取了薄利多销、以货易货（乡民用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换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们代购、代售等便民措施，从而逐步取得了不少乡民及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买卖有所发展。

两年之后，适逢三宝垅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1800盾，每位租赁摊位的商人出资65盾，黄奕住此时也用多年积蓄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佐哈尔市场地点适中，1890年即已发展成为与另一个叫贝达马芝的市场并驾齐驱的著名贸易中心。1898年，该市场已有240个摊点。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的。黄奕住在其妻蔡缰的辅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经营，生意取得较好的发展。不久，他将摊位扩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随着生意的经营发展，黄奕住买了一辆马车，经常亲自驾驶到附近村镇地区收购廉价土特产及推销商品。

1 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黄奕住还曾将在新加坡购置的房地产向黄仲涵押借，解决了一定的周转困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航运恢复，糖价开始回升，甚至一日数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黄奕住的“日兴行”库存的蔗糖不仅畅销一空，而且还利用此大好时机，大量购进和大批输出，获得空前的暴利。其资产增至数千万盾。黄奕住（日兴行）、黄仲涵（建源公司）、郭锦茂（锦茂栈）和张盛隆（昌隆栈）成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与此同时，三宝垅华侨糖商为了相互协作，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瑞远栈、信丰号、合昌号、联成号、隆美号及瑞庆号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共同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据1920年2月4日三宝垅中华商会会议记录记载：“华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综计获利共有30万盾左右，除捐助各埠中华会馆经费及各项办事费、律师费等之支出外，尚存实银19万盾，公决该款作为华商糖局永久基金。

荷兰殖民政府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不少损失，因此，战后加紧了对其殖民地印尼的人民和广大华侨的剥削压榨。早在大战结束前夕的1917年9月26日，荷印殖民政府即制订了所谓“战时所得税条例”，其中规定凡是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因此，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又下令华商必须补交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时所得税，以及其他因战争影响而停征的税收。荷印殖民政府此举是妄图一箭双雕，达到掠夺华商合法财产及排斥以至扼杀华侨工商业的目的。

1912年，荷印殖民政府即以此为名，要征收糖王黄仲涵的“建源公司”3500万盾的“战税”。黄仲涵被迫避居新加坡，最后客死其地。同样，荷印殖民政府也曾下令要黄奕住的“日兴行”补交各项“战税”1500万盾。事实上，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其他华侨糖商在过去5年间都已照章纳了税。荷印殖民政府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对侨商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当时，荷印殖民政府有政策规定：凡是荷兰国籍民，享有减税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曾以此动员黄奕住加入荷兰国籍，从而可减轻交纳此“战税”。日本驻三宝垅领事也企图乘隙而入，拉拢和分化华商，邀黄奕住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护”。但是，黄奕住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识破荷、日等国企图“恩赐”和笼络的目的，予以蔑视和拒绝。黄奕住从此事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的孱弱无能，无法保护华侨正当合法权益，广大华侨和华商始终处在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的艰难境地。他意识到荷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税率，将来辛苦经营所得，也是尽充外库，徒劳无功，于是决心“业成返国”。当时有的朋友曾对他的返国之举劝说道：“中原多故，不如此间乐。君雄于赀，何地非乐土，为终焉计，不亦善乎？”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者乎？且我国地大物博，建设易为功，畇畇离甸，宁非乐土？天下事在人为耳。”黄奕住和其子黄钦书、黄浴沂等商量处理了在印尼的产业，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易经理，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业务，把三宝垅的不动产业划归其妻蔡缰及女婿许春隆接管后，于1919年4月5日，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返回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定居。

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著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　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著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著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领导人，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奕住在任期间花了不少心血，且还慷慨解囊，出资协助。1916年3月15日，黄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黄仲涵等共同发起创办第一间华侨中学“华英中学”。黄仲涵担任该校董事会担保人，郭春荣任董事会主席，黄奕住任财政委员之职直到回国为止。“华英中学”的建立，为中爪哇各地华侨子弟升入中学深造、学习中文和英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董事们共同努力，经费较充裕，师资力量较强，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华侨子弟人才，始终是爪哇著名华侨中学之一。

1920年黄奕住返回祖国以后，对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作了许多捐献。1920年，他即在家乡南安县楼下乡创办了斗南小学。1923年又创建了斗南初级师范学校，为家乡小学培养师资。在他的影响及推动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斗南学校从创办直至黄奕住逝世为止，所有经费“均由他独资供给，虽匪患频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顿”。1912年，他又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中学”。他每年不提供经常经费三分之二，直至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慈勤女子中学才被迫停办。黄奕住还独资捐建了厦门同文学院一座教学楼，该楼命名为“奕住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黄奕住捐赠10万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门大学图书设备费国币3万元。为了纪念和表彰他热心教育的义举，1931年6月，在厦门大学的主楼“群贤”一楼刻下了“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石碑文，以资纪念。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还先后对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他前后购置3万元图书给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兴办教育及文化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幼失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焉。”此外，他还捐资17000多元独修闽南古刹及泉州开元寺著名的东、西塔中的东塔，以保护文化历史古迹。至于泉州顺济桥的修筑及对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业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详列。1921年10月，他捐献3万元助济华北遭受旱灾之灾民。为此，当时中国政府曾赠予“急公好义”的牌匾嘉奖。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灾，他也捐助赈济灾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总之，他一生对“四方之慈善事业踵门劝募者，靡弗乐为之应，琐之不胜枚举也。”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在此期间，黄奕住还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厦门沦陷前夕，他考虑到鼓浪屿地区小，难避敌人及汉奸耳目，决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蛰居期间，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为痛心。他“每闻时事，即悒悒不乐，谓天下不相中国，降此鞠凶，呼钦书（其子）兄弟，告之曰：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竭涓埃之极，乃卒未酬所志”，而引为毕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

黄奕住的一生经历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辈华侨、归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一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榨而无以为生的中国农民，被迫出洋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心经营，从一位剃头匠、肩挑小贩而成为富有的侨商，从一位自发的具有淳朴乡土观念的中国移民而成为自觉的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及家乡、积极支持资助并直接从事祖国及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的爱国华侨领袖、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受到广大华侨及乡亲们的推崇。他毕生“行事既善，声闻以广”。回国后，“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盖举国中朝野，咸于府君（黄奕住）敬礼有加焉。”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等原因，黄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做一名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直到临终之际，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遗志，忠于祖国。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

黄奕住的子孙后代现还在鼓浪屿，海外等地生活。

大宅

黄奕住- 王和（原配）

- 蔡缰娘

12个儿子（齐掌黄聚德堂）

黄钦书[大爷] (历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常委、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

黄浴沂[二爷]

黄世华[16爷]

女儿：黄萱(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助手)-周寿恺

-黄萱女儿：周函

二宅

黄奕伦

长子：黄世九[七爷]

黄世九长子：黄种瑶

三宅

四宅

遗训

余来自田间，深知社会疾苦，赋性质直，见义思为，生平关于教育、慈善诸端赞助，向不后人。亦指定专款，俾能继续供（贡）献人群。

1、创办上海中南银行；

2、日兴银号；

3、1923 年，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黄奕住认股40万元）；

4、1929年，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黄奕住独资100万元）；

5、1930年，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

6、1901年3月17日馆创办中华学堂；

7、华侨中学“华英中学”（与黄仲涵一同创办）；

8、1923年，创办斗南初级师范学校；

9、于鼓浪屿创办“慈勤女子中学”（后因抗战厦门沦陷而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