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福时（越南语：Nguyễn Phúc Thì，1829年－1883年），原名阮福洪任（Nguyễn Phúc Hồng Nhậm），越南阮朝第4任君主（1847年—1883年在位），年号嗣德（Tự Đức），因此通称“嗣德帝”。

阮福时生于阮圣祖明命十年（1829）八月二十五日，父为阮福绵宗（后来的阮宪祖阮福暶，即绍治帝），母为范氏姮（后来的仪天章皇后，即慈裕太后）。他即位前的名字为阮福洪任，是阮福绵宗的次子，有异母兄阮福洪保。绍治帝即位后，阮福时出居私邸（善庆堂），绍治三年（1843）正月被册封为福绥公，并迎娶刑部尚书武春谨之女武氏缘。

据后来阮福时所撰的具有自传性质的《谦宫记》碑文记载，他出生时，母亲身体虚弱，卧床数月，而保姆未能妥善照顾自己，虽然自三岁起就由母亲亲自抚养，但从此就体质孱弱。绍治七年（1847）六月，阮福时忽然出痘，生命垂危，直到八月才勉强恢复。由于他“气血弱，身体常瘦”，所以没有生育能力，终其一生，膝下无一儿半女。

阮福时自幼受到母亲范氏的严格教育，挑选师傅教他读书，并要求他一言一行都符合礼度，不许他嬉游，阮福时每天早晨去学习，中午回来，如果遗忘或懈怠，就会遭到范氏的责骂，如果没有熟读所学内容，就会让他熟读为止，否则就算面前有戏剧也不许观看。在范氏的严厉教导下，阮福时对四书五经和诗赋韵律烂熟于胸。相比而言，阮福时的兄弟们有的不爱学习，有的年幼无知，只有阮福时一枝独秀，能在绍治帝面前出口成章，因此得到绍治帝的青睐。不过，阮福时又嫌他的师傅们都只是老秀才，学问不精，“仅堪训蒙而已”，甚至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于是转而对骑射感兴趣。据说阮福时射箭功夫极佳，“屡能命中”，绍治帝亦对此十分欣赏，常让阮福时侍射，并让他任意挑选御用弓矢。

当时，阮朝效仿清朝不立太子，从原则上来说，皇位当归属长子安丰公阮福洪保。洪保不仅年长，而且身体健康、仪表堂堂，并于绍治五年（1845）生下儿子。阮福时（洪任）不仅体质孱弱、无法生育，而且还性格内向，“寡言多羞”，遇到除了至亲以外的宗室或大臣也极少寒暄，作态如同一个命妇，因此在朝中缺乏人脉。不过，阮福时的优势在于其母范氏健在，备受绍治帝宠爱，后又位居贵妃，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之主，而洪保早年丧母；此外，阮福时饱读诗书，勤奋好学，也颇得绍治帝的欢心。据记载，绍治二年（1842）绍治帝北巡河内、接受清朝册封之际，本来打算让阮福时留京监国，而这一般认为是储君的信号，因太皇太后（顺天高皇后陈氏珰）的反对而让洪保留京监国，阮福时随自己北巡。绍治五年（1845），洪保生子，绍治帝大喜曰：“五代同堂，天家臻此美福，自古希闻。”命内阁破例支给皇长孙俸禄。不过绍治帝又赞扬清朝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是“以贤不以次，合尧舜之道而兼禹启之传”，因此他对选择皇储的态度可谓暧昧不定。

绍治七年（1847）八月，绍治帝终于病倒。九月十七日秘密召见重臣张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维浃，宣布将传位于皇次子福绥公洪任，并且任命这四人为辅政大臣。十天后，绍治帝驾崩，张登桂等宣读遗诏，洪任乃依圣祖明命帝所定制度，选取“时”字作为自己继位后的新名字（此后阮朝讳时为辰），十月三日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并改明年为嗣德元年，是为嗣德帝。

嗣德帝继位后，还需要举行“邦交大礼”，即接受清朝册封为“越南国王”。之前阮朝嘉隆、明命、绍治三帝都是前往越南故都河内举行“邦交大礼”。嗣德元年（1848），山兴宣总督阮登楷、河宁总督尊室弼以维护国体、节省经费为由，奏请将“邦交大礼”举行地点移至京师（顺化），嗣德帝采纳其议，向清廷请求在顺化举行册封仪式，得到道光帝恩准。嗣德二年（1849）七月二十二日，在册封使广西按察使劳崇光的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书，获册封为“越南国王”，他也是最后一位接受中国册封的越南君主。

嗣德帝继位后的顾命四大臣中，张登桂号称“顾命良臣”，身兼八衔，权倾朝野。他与阮知方不睦，在嗣德三年（1850）把阮知方支去南圻充当经略大使，而武文解、林维浃又是张登桂的党羽，所以掌权的实际上只有张登桂一人。嗣德五年（1852）十二月，张登桂等三名辅政大臣提出还政，嗣德帝批准其请求，开始独立处理政务，尽管如此，张登桂仍在朝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直到嗣德十八年（1865）去世为止。

嗣德帝以次子继位，“外朝皆以为疑”，甚至举行登极大典之际，有不少官员不肯排班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按剑押班，说：“先帝弥留，预定储副，我等奉诏尊扶，有不奉诏者，自有典宪！”于是众官才排班罗拜。最不满的当属嗣德帝的长兄阮福洪保，他于嗣德四年（1851）欲叛逃海外，被抓回圈禁。嗣德七年（1854）正月，洪保因再次谋反事泄而自缢。洪保曾企图勾结天主教徒和法国传教士，但传教士不愿卷入其中。尽管如此，嗣德帝认为天主教徒就是洪保的同党，所以加深了对天主教的敌视。从嗣德四年（1851）开始，嗣德帝下达一连串禁教令，升级了对天主教的迫害，诛杀法国传教士多人，从而提供了法国入侵越南的口实。

嗣德帝治下的越南，国计民生已大不如前。嗣德帝刚继位时，工部左参知张国用就指出“民间财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嗣德五年（1852）三月，嗣德帝亦对“钱荒兵缺”的局面忧心忡忡，令诸臣商量对策。加之自然灾害频仍，北圻连年堤溃洪灾，导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嗣德三年（1850），嗣德帝鉴于“频年饥荒，民穷为艰”，下令释放乂安作乱的130余名百姓。嗣德七年（1854），镇守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称后黎朝皇族的黎维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适的辅佐下起兵，骚扰山西、河内、北宁一带，叛乱虽很快被平定，但北圻地区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中。在越南国内如此凋敝紊乱的情况下，法国以阮朝迫害天主教为由，纠合同样有传教士死于越南的西班牙，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

嗣德十一年（1858）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搭乘14艘军舰来到越南沱灢（今岘港）的法西联军3000余人（法军约2500余人，西班牙军约450余人）在越南守军回复最后通牒的期限过后，炮击沱灢，拉开了法越战争及越南近代史的序幕。随后法西联军登陆，占据安海、奠海等多处要塞，越军统帅黎廷理阵亡，顺化岌岌可危。嗣德帝改派阮知方为广南军次总统，领兵抵抗法军，阮知方确立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筑莲池屯要塞，设伏出击，多次取胜，法西联军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因此法军统帅黎峨在嗣德十二年（1859）初率主力部队转进南圻，于正月十六日攻陷南圻重镇嘉定（今胡志明市），定边护督武维宁自杀殉国。当时，英法组成联军入侵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以占领嘉定不久后，法军主力就调去中国战场，留下800人驻守嘉定附近之右平堡。南圻天主教徒纷纷响应法军，“多有乘势吓扰平民，又或结伙为洋守御及探报者”，法军得以在此立足。

嗣德十二年（1859）六月，法国出于缓兵之计，提出议和，张登桂、潘清简等重臣也主张“战不如和”、“罢兵息民”，于是嗣德帝同意与法国议和。法国提出开港通商和传教自由，不为阮朝所接受，到嗣德十三年（1860）春，和议破裂，越军试图收复嘉定，但未能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军舰30艘、士兵万余人全力进攻南圻。嗣德十四年（1861）正月，法军攻破嘉定大屯及暂省（临时首府），越军统帅阮知方受伤，嗣德帝改任阮伯仪为统帅。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仪与法国议和，法国又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嗣德帝反对，于是法军于十一月攻取边和。嗣德帝又起复阮知方来代替阮伯仪，但已无济于事，法军于嗣德十五年（1862）二月攻取永隆，南圻即将全境陷落。与此同时，法国传教士潘勒林怂恿天主教徒谢文奉从香港回到北圻，自称后黎朝皇族黎维奉，纠合数万人造反，法军下士杜瓦尔潜入造反队伍中加以指挥煽动。嗣德帝鉴于后院失火，被迫派潘清简、林维浃同法国议和，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九日（6月5日）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圻东部三省（嘉定、边和、定祥）及昆仑岛给法国，并向法国、西班牙赔款400万银元，还有开放通商口岸、天主教传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从此，越南被迫打开了国门，并走上了殖民地道路。

阮朝与法国缔约后，嗣德帝召还南圻前线的阮知方，又任命他为西北军次总统，让他马不停蹄地奔赴北圻，镇压日益蔓延的谢文奉等“土匪”的叛乱。另一方面，嗣德帝对《壬戌和约》十分不满，尤其是割让土地和承认“邪教”（天主教）更令他痛心疾首，想法设法赎回南圻三省，于是在嗣德十六年（1863）五月派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国，直接向法皇拿破仑三世交涉。法国起初答应有条件归还，与潘清简草签新约，然后却又反悔，嗣德十八年（1865）正月正式接管南圻三省，嗣德帝束手无策，只能屈服。

嗣德十七年（1864），阮朝与法国签订《壬戌和约》的消息传开，在越南引发轩然大波。当年科举考试，各地考场发生“闹场”事件，士子们群情激愤，上书呼吁将天主教徒和洋人斩尽杀绝，并以“主辱臣死”之义要求与法国决一死战，同时将矛头对准潘清简等人，称他们在交涉中已被法国收买、与天主教徒狼狈为奸，要求将其明正典刑，否则拒绝应举。嗣德帝对首唱者处以杖刑，并将未能成功晓谕士子的一些省份的督学罢官。与此同时，嗣德帝的堂弟阮福洪槢愤于《壬戌和约》之丧权辱国，上书请领兵杀尽天主教徒，嗣德帝斥其“躁妄”，不予理会，其后洪槢欲起兵清君侧，诛杀负责对法交涉的潘清简、陈践诚等人，并屠戮天主教徒，但没敢行动，到嗣德十七年（1864）十二月事泄问斩，改从母姓称武槢，同党阮文院等凌迟处死，数名宗室成员卷入其中并被处死。据法国传教士的报告，大部分官员都同情洪槢，支持嗣德帝的只有四、五名主和派重臣。

经过一连串内外变故后，嗣德帝的健康状况也遭到沉重打击。自嗣德十八年（1865）起，他因体弱多病而连续八年不亲自祭祀。后来他在《谦宫记》中写道：“回思当日，羽檄交驰，机务填委，日夜寝馈失节，如痴如醉，至今惊魂犹未定，而羸疾日更加甚，又不幸卒遭急病，绝而复苏，于是头运（晕）目眩、脚软腹滞，诸虚症悉见，祭祀不能亲，政不能勤。”于是他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为自己选择“万年基”，营建陵墓。督建官员阮文质待下苛刻，服役军民苦不堪言，编造歌谣曰：“万年是何万年，城筑士兵骨，壕挖人民血。”段征（又作段有征，明命帝之子从善公阮福绵审的女婿）、段直兄弟唆使营建陵墓的民夫、士兵去攻打皇宫，弑杀嗣德帝，迎立阮福洪保之子丁导（阮福膺导）继位。他们以禁军将领尊室菊为内应，嗣德十九年（1866）八月初八日率千余人兵分三路打进皇宫午门，侍卫胡威、阮盛等拼命抵抗，及时关闭内廷左右厢门。段征等占据太和殿，用轿子载着丁导入宫，准备将他扶上皇位，轿子在半路上被胡威喝退，胡威又指着陵墓工所士兵说：“汝等甘从逆乎？”于是人心大乱，胡威趁机将段直刺倒，紧接着援军赶来，逮捕段征等人，平息叛乱。事后，尊室菊服毒自杀，段征、段直等十三人凌迟枭首，丁导及其母、妻、子、女皆处以绞刑。

当时，法国不再援助北圻乱党，北圻局势亦趋于稳定，阮知方在段征之变不久后班师回朝，切谏修陵之事，并请下诏罪己，嗣德帝拒绝下罪己诏。除了发生在首都的谋反事件外，南圻局面也日益恶化，法国索要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到嗣德二十年（1867）七月出兵占领，经略大臣潘清简自杀，南圻至此全部沦陷。

嗣德帝接受清朝册封后，清朝南方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一系列民变，中越贡路不通，两国关系受阻。随着清朝平定南方民变，嗣德帝于嗣德二十一年（1868）重新派遣如清使。另一方面，遭到清军围剿的两广民变势力纷纷涌入越南北圻沿边诸省及红河流域，啸聚一方，攻城略地，占山为王，主要有“延陵国”领袖吴鲲（吴亚终）及其分化出来的黄崇英之黄旗军、刘永福之黑旗军、盘文二（盘文义）之白旗军，此外还有苏国汉（苏四）、陆之平、李亚生等匪帮。越南北兵怯懦不能战，南兵又水土不服，根本不是这些“清地股匪”的对手，总督段寿、副提督阮曰成等多名文武大员相继阵亡。在恢复对清关系之际，嗣德帝向清廷乞师会剿，得到同意。嗣德二十二年（1869），广西提督冯子材率三十一营出镇南关剿匪，平定吴鲲，此后清军屡次来北圻剿匪，直至中法战争为止。另一方面，阮朝在嗣德二十年（1867）招安刘永福，利用他来对付其他“股匪”，刘永福先消灭了白旗军，接着打败了黄旗军，垄断了红河上游的关税，成为北圻最强大的势力。嗣德帝初授刘永福百户、千户等低级武职，嗣德二十六年（1873）擢为保胜（今老街）防御使。此外于嗣德二十三年（1870）任命黄佐炎为谅平宁太统督军务大臣，与清军及刘永福合作剿匪，嗣德二十五年（1872）七月命阮知方再赴北圻，充宣察董饬大臣，负责调度指挥北圻剿匪事宜。

就在北圻匪乱未靖之际，法国势力又从南圻伸向北圻。法国商人涂普义试图开辟从红河通往中国云南的航路，在嗣德二十五年（1872）十月借口为清朝云南提督马如龙运送军火，乘坐挂着中国龙旗的两艘蒸汽船、一艘炮舰、一艘帆船强行从东京湾驶入红河，不顾越南当局的反对，穿越北圻抵达云南。嗣德二十六年（1873），从云南回到河内的涂普义得寸进尺，又改换法国国旗，欲通过红河向云南运盐，遭到越南方面的坚决阻止，嗣德帝请法属交趾支那（南圻）总督游悲黎干预，游悲黎趁机染指北圻，便派海军上尉安邺前往北圻，名为召还涂普义，实际上却是强迫阮知方向法国开放北圻。阮知方拒绝，安邺率100余名武装人员于九月三十日攻占北圻首府河内，阮知方战败负伤，绝食殉国。十月，安邺又在越南天主教徒的内应下夺取海阳、宁平、南定诸省，并同黄旗军相勾结。刘永福闻讯，率黑旗军驰援河内，斩安邺于纸桥。法国派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顺化和北圻善后，同意交还河内等城池，嗣德帝决定同法国妥协，令刘永福罢兵，等法国人撤离北圻后，又于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同法国缔结《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除了规定越南开放北圻和红河外，还声明“大南国大皇帝系操自主之权，非有遵服何国”，同时又规定越南如果要与他国建交，必须事先通报法国，法国有权帮助越南平息内外变乱，并派遣“钦使”驻扎顺化。从此不仅北圻门户洞开，越南也在事实上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此时最令嗣德帝头疼的不是法国，而是北部的文绅运动。《壬戌和约》之后，天主教徒公开活动，越南国内的“良道”（良民和道民，“道民”即天主教徒）冲突日益严重。安邺侵入北圻后，北部各省天主教群起响应，引发文绅阶级的不满。安邺被杀后，北部文绅们开始大规模报复天主教徒，尤以乂安为最。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乂安文绅在秀才陈瑨、邓如梅的领导下，号召“平西（法国）杀左（“左道”，即天主教徒）”，土匪陈光浣、张光首、阮辉琠也与之合流，他们屠杀上万天主教徒，占据河静省城，声势颇为浩大。嗣德帝被迫借师助剿，在法国海军的援助下，终于在九月镇压了此次文绅运动。

与法国缔结《甲戌和约》、镇压北部的文绅运动后，黄旗军领袖黄崇英于嗣德二十八年（1875）七月被清越联军生擒处死，北圻局势随之暂时平静，但仍有不少零星匪帮继续活动。当年十月，海阳商政管理阮有度提出北圻三大难，即危害农业的“堤政”问题、造成匪患的“流民”问题、法国觊觎红河通航及上游开矿的“商政”问题。终嗣德一朝，也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恢复北圻的安宁秩序，从而给法国以干预北圻的可乘之机。

《甲戌和约》之后，嗣德帝虽然实行对法协调路线，但并未将本国视为法国保护国，依旧向中国称臣纳贡，请中国出兵剿匪，并试图扩大外交，牵制法国。法国起初采取维持越南现状的方针，到嗣德三十三年（1880），法国终于决心对北圻采取积极政策，落实对越南的所谓保护权。嗣德三十四年（1881）八、九月间，法国逼迫越南驱逐“违约阻商”的刘永福，否则法国将于明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要求驻扎保胜的刘永福远离红河商路，刘永福不应。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法国派海军中校李威利率500士兵远征北圻，企图消灭刘永福，在河内遭到河宁总督黄耀的抵抗，三月初八日，李威利攻破河内，黄耀殉国，此时法国陷入埃及危机中，指令李威利不得轻举妄动，李威利遂于五月将河内归还越南，但借口黑旗军尚在而滞留北圻。三月，嗣德帝看到三宣（指北圻山西、兴化、宣光三省）季册兵有7500余人，叹息道：“如此数多，岂不足办？但不尽心耳。有臣如此，可叹也！”

李威利入侵北圻、占领河内后，嗣德帝就决定向清朝告急求援。清廷早已关注法国在北圻的动向，不能对法国侵略中国南疆门户坐视不管，在接到李威利占领河内的消息后，命令清军以剿匪为名进驻越南北圻各省，同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展开谈判。嗣德帝欢迎清军，指示北圻官员说：“清兵如来，我为东道，应随宜款接，探察要得体，毋失其心。”又应李鸿章要求，派范慎遹、阮述赴天津参与谈判。不过入越清军并未发挥明显作用，中法谈判也陷入僵局。嗣德三十六年（1883）二月，得到700援兵的李威利在重据河内之后，攻占南定省城，清朝官员唐景崧劝说刘永福出兵抗法，四月十三日，刘永福斩李威利于河内纸桥，法国决定报复越南，派海军少将孤拔领兵直捣顺化。

在法军来到顺化之前，嗣德帝的人生就走到尽头。从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下旬开始，嗣德帝身体状况不断恶化，饱受背痈和噩梦折磨。他梦见阮福洪保、丁导等人抓他的背，为此在皇家寺院天姥寺举行忏悔法会，并邀请洪保幸存的一个女儿出席。嗣德帝收养了三个侄子膺禛（育德帝）、膺豉（同庆帝）、膺登（建福帝）为养子，膺登最聪明，也最受嗣德帝宠爱，而长子膺禛则不成器。尽管如此，嗣德帝鉴于洪保的悲剧和时局的艰难，在最后关头决定传位于长子膺禛。六月十四日，嗣德帝召见大臣陈践诚、阮文祥、尊室说，亲传遗诏，称：“膺禛固是久学长成，正名亦久，但微有目疾，秘而不宣，久恐不明，性颇好淫，亦大不善，而国有长君，当此辰艰，舍此将何以哉？朕万岁以后，其以皇子瑞国公膺禛继大统，即皇帝位。”任命陈践诚为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为同辅政大臣，并且要求庙号不得称“祖”。六月十六日，嗣德帝撒手人寰。死后庙号成祖（建福帝继位后改为“翼宗”），谥号继天亨运至诚达孝体健敦仁谦恭明略睿文英皇帝，葬于谦陵。嗣德帝对后事的安排并未达到共济时艰的目的，在他死后两年时间里，阮朝更换了五位皇帝，而越南也彻底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嗣德八年（1855），绍治年间所修的《大南会典》修成，嗣德帝接着命令整理其事例，于嗣德二十一年（1868）刊行了《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标志着阮朝官僚体制的完备。

嗣德朝的政治主要特点是因循守旧，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各衙门遇事互相推诿，惯于欺上瞒下，行政效率很低。嗣德帝抱怨道：“向来凡有重事，事交佥议，屡迟延不决，闻诸臣互相推诿缄默，止得三五群坐，交头附耳，相与细说，及大臣问之，则以难为对，惟待人先倡，从而附会之，画记而退，何其闲甚，以致紧务或竟日不决，或连日不成。”贪污腐败之风也日益盛行，北圻“土匪”公然以“杀尽贪官污吏”相号召。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场乱象，嗣德帝除了屡次对百官下谕戒饬、向全国下诏求贤、调整奏咨文书流程等隔靴搔痒的措施外，并无整顿吏治的有效办法。

法国入侵越南以后，嗣德帝对官僚体制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他效仿清朝总理衙门，设置处理洋务的“商舶大臣”，以适应开港通商的局面。但是商舶大臣并无独立权限，需要与原有的中枢机构机密院会商，构筑起“院舶体制”。不过，嗣德帝并未对政治展开进一步的变革。越南已有像阮长祚这样的先觉者提出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潘清简、范富庶等一批出使外国的大臣也呼吁实行改革，嗣德帝对于这些改革建议并非一概屏斥，但由于朝臣因循守旧及财力不足等原因，这些建议均未能得到落实。

嗣德年间，财政拮据，尤其是经历了法越战争，阮朝还背负巨额赔款，北圻又长年处于战乱中，所以嗣德帝不得不想方设法开发财源。法越战争后，嗣德帝出台了囚犯赎罪的条例以及士民捐官的条例，又陆续解除各类矿禁以课税，但收效不大。最重大的举措是于嗣德十八年（1865）决定弛民间鸦片之禁，征收鸦片税，每年可征收302200贯。此举遭到潘清简、武仲平、阮知方、黄佐炎等众多大臣反对，连慈裕太后都认为不宜，但嗣德帝除了禁止士大夫吸食鸦片外，依然坚持征鸦片税。

嗣德二十八年（1875），嗣德帝鉴于北部（河静省以北）私田多而课税轻的状况，下令统一全国税率，将南部地区的税制（上等田每亩征40升、中等田每亩征30升、下等田每亩征20升）推行于河静以北各省。之前北部各省私田税率分别为上等田26升、中等田20升、下等田13升，公田则分别为80、56、33升，此举引发北部各省怨声载道，北宁布政使潘廷评请求收回成命，但被驳回。

在对外贸易方面，嗣德帝即位之初，停止了如东（派官员去广东）、如西（派官员去南洋）采办货物之举，所需货物由华商包办。开港以后，嗣德帝逐渐恢复如东、如西。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正式解除阮朝开国以来的海禁政策，允许越南人出洋经商。

嗣德年间，阮朝的军事状况每况愈下，武器陈旧，兵额不足，士气低落。法越战争前，越军仍以“棍枪”这种冷兵器为主，每队50人只有5人拿着旧式鸟枪，全年只有一次演习射击。百姓争相逃避兵役，如南圻“民生沃饶之区，游惰成风，不乐居兵”“有田产之家，如闻缺兵，携眷逃之邻境”。法越战争对阵法军之际，越军“怯敌成风，遇敌即走”。嗣德帝对于这些状况并无有效措施，甚至到了嗣德三十四年（1881），嗣德帝还在申定操演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象马阵法”。

法越战争后，嗣德帝亦尝试将越南军队进行近代化改造，尤其重视蒸汽船的导入。此前越南在明命年间虽制造过蒸汽船，但早已破败。嗣德帝在嗣德十六年（1863）就派黄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国人学习蒸汽船的制造，三年后又派20名工匠去嘉定的法国造船厂学习。此外，从嗣德十八年（1865）到嗣德二十五年（1872），越南陆续购入了四艘蒸汽船，嗣德帝赐名“敏妥”、“顺捷”、“腾辉”、“远通”。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又从法国获赠5艘蒸汽船，嗣德帝赐名“利载”、“利济”、“利达”、“利用”、“利泛”，并御制《利船记》以纪念。这些蒸汽船在嗣德年间常用于剿灭海盗，此外也用于如东、如西等业务。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读到香港新闻日报上所载的强国之法（造船、铸炮、学话、练兵），决意施行，并以“学话”（学习外国语言）优先。嗣德末年，嗣德帝又试图借助清朝来派人到西方各国留学，并请清朝派人到越南传授铸炮、造船技术，或越南人去清朝学习。不久后，嗣德帝就去世，法国也控制了顺化，嗣德帝的军事改革计划彻底落空。

嗣德年间，越南北部匪患严重，阮朝官军无力镇压，除了乞师清军、招安黑旗军外，嗣德帝决定给当地土豪以兵权。于是从嗣德二十八年（1875）起，陆续在北部各省设置山防衙，任用出身当地的高官为山防使，命他们屯田自卫。山防衙体制在改善匪患上并无显著效果，但在咸宜元年（1885）后的抗法运动（勤王运动）中却发挥重要作用。

嗣德帝是阮朝最为博学的一位皇帝，他常常秉烛夜读，学问修养堪称阮朝历代皇帝之最。他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儒学，积极推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为了将儒学和汉字进一步普及民间，他本人在晚年时曾写了两部教学及学术的著作，分别为《嗣德圣制论语释义歌》及《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编成时，适值法国入侵，阮朝无暇付梓刻印。至成泰十年（1898）才刻印颁行。两书是阮朝后期官方的标准汉越字典，当中的注音为当时越南学界的标准音。

嗣德帝还重视向民间推广儒家伦理道德，法越战争进行中的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命令制定朝堂皇亲部署军营相见相遇及乡饮酒、男女婚娶诸礼。嗣德帝借鉴清朝宣讲圣谕的活动，于嗣德十五年（1862）御制《圣谕训迪十条》（敦人命、正心术、务本业、尚节俭、厚风俗、训子弟、崇正学、戒淫慝、慎法守、广善行）。此时阮朝已被迫解禁天主教，嗣德帝担心越南人民纷纷信仰天主教，决定让各村社的乡绅讲训条，“以感化多少定赏格”，从而抵制天主教的渗透。嗣德二十四年（1870）又将《训迪十条演义歌》译为喃字以便普及民间，翌年六月刊行，要求上至皇亲百官，下至诸社村民人手一本。嗣德帝还打算大张旗鼓地宣讲，但因考虑到天主教解禁而只令收藏。

嗣德帝热衷修书，他任内修成的最负盛名的书籍是《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该书编纂工作从嗣德九年（1856）开始，于嗣德三十四年（1881）修成。编纂期间，嗣德帝亲抓实干，他效仿清朝乾隆帝亲加批注，除了在御批文字中对事件和人物作出认定或评价外，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授意和裁定凡例，一是给这部书划分编写的历史时期。

除此之外，嗣德年间还编修了《钦定大宝鉴》、《钦定字典分类》、《大南文苑》、《大越文选》、《熙朝文选》、《大南一统志》等，不过这些书多数都未能在他任内完成或刊行。

嗣德帝在科举考试中增开雅士科和吉士科，选拔有文采的人出来做官。法越战争后，嗣德帝认为“国子监贤士所关，近因海疆有事，教学不专，何以成材得人”，于是下令让“学行纯备”之人充任国子监教师，淘汰怠惰之人，增补品学兼优者入读。针对当时有钱人为了通过“课试”（朝廷每年四月和十月给各学堂学生开设的考试，通过考试者可以免除赋役）而竞相行贿考官的不良风气，嗣德帝在嗣德三十年（1877）申定“士子考课法”，命令严格落实。

阮朝自明命以来，视天主教（越南称“爷苏教”、“道教”）为邪教、左道，严加禁止，嗣德帝也不例外。他认为“爷苏之说，尤为无理，甚至男女混淆，行同禽兽”，加之阮福洪保曾与天主教徒往来，因此嗣德帝在位初年加强禁教力度，处死多名传教士，引发法越战争，天主教徒纷纷协助法军。《壬戌和约》后，天主教解禁，天主教徒（道民）公开活动，与其他越南官民（良民）之间的冲突日甚，到嗣德二十七年（1874）爆发了反洋教的文绅运动。嗣德帝将其镇压下去后，允许将“良民”改称“平民”，“道民”、“莠民”改称“教民”，标榜一视同仁，调解双方纠纷，彻底改变了天主教政策。

嗣德帝在位时期，越南阮朝仍然保持着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即位之初，嗣德帝依例派刑部右参知裴樻等赴北京告哀请封，同时准备北巡河内，完成“邦交大礼”（册封仪式）。嗣德元年（1848），越南山兴宣总督阮登楷、河宁总督尊室弼提议向清朝请求世袭国号、停止册封，或移至首都顺化举行册封仪式，嗣德帝不许，阮登楷再上一折，其理由有：一、河内是“安南”故都，阮朝和“安南”是不同的国家，故不宜在河内行礼；二、顺化离河内太远，“千里巡幸，不无意外之虞”；三、取消北巡可以节省经费、纾解民力。阮登楷预计清朝必定答应，并说“倘清果以道路之难，又将听我永膺世祚、停其册封，则国体益尊、民生久利，尤为计之得也”。嗣德帝采纳了在顺化册封的主张，以河内宫殿年久失修及“主少国疑、不敢擅离国都”为由向清朝请求在顺化册封。道光帝恩准其请，嗣德帝闻讯大喜，对复命的裴樻等人说：“一接国书，他已听允，这系交邻大义，尤于国体有光。”于是给使臣升一级官并厚加赏赐。嗣德二年（1849）七月，嗣德帝在顺化接受清朝册封为“越南国王”。嗣德三年（1850）三月，嗣德帝得知清朝道光帝驾崩的消息，辍朝五日，这也是阮朝皇帝唯一一次主动为清朝皇帝举哀。

嗣德五年（1852），越南贡期又至，嗣德帝派范芝香等出使清朝，恰逢清朝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这个使团也在清朝滞留三年才得以回国，此后中越朝贡关系中断十余年。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预备派黄善长等赴北京朝贡，清朝以“两广未靖”为由拒绝。直到嗣德二十一年（1868），嗣德帝所派的黎峻为首的使团才得以进入镇南关，恢复朝贡。嗣德二十七年（1874）。越法签署《甲戌和约》，虽然强调了越南的“自主之权”，但又声明“若从前有与何外国相交，往来通使，今应仍旧，不可变异”，所以即使法国人颇有微词，嗣德帝仍旧坚持四年一次朝贡中国，直到他去世。

除了朝贡外，嗣德帝还屡次向清朝乞师剿匪。虽然清朝土匪和民变势力涌入越南的现象早已有之，但在嗣德年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阮朝官军不堪一击，疲于奔命，嗣德帝遂频频求援于清廷。嗣德二十一年（1868），在恢复朝贡的同时，嗣德帝命使臣向广西巡抚苏凤文呈递请求清兵助剿的咨文，清廷予以批准，于是在嗣德二十二年（1869）派广西提督冯子材率三十一营出镇南关剿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平定了“延陵国”领袖吴鲲。余党黄崇英及其所率黄旗军继续扰乱北圻，嗣德帝又向清朝求援，清军乃于嗣德二十四年（1871）、嗣德二十八年（1875）两次出关围剿黄旗军，终于擒杀黄崇英。嗣德三十一年（1878），清将李扬才自称越南李朝皇室后裔，率部入越向阮朝讨回“祖业”，嗣德帝破天荒地亲自撰写上给清朝皇帝、皇太后的告急奏文，翌年冯子材领兵出关，剿灭李扬才。此后仍有陆之平、李亚生、覃四娣等中国匪帮继续活跃于北圻，清军又应邀于嗣德三十四年（1881）底出关剿匪，此后清军留在北圻，直至中法战争。嗣德帝并非乐见清军出入北圻，但无奈他手下的大臣和士兵太无能，所以嗣德帝对负责剿匪的黄佐炎、尊室说批评道：“远求清兵，系由尔等迟久，不能同心悉力办清，故不得已出此下策！”除了请求清军助剿以外，嗣德帝还利用接受阮朝招安的刘永福来对付其他匪帮。

嗣德帝长期将对清关系限定于朝贡和剿匪，无意让清朝介入越法关系。嗣德帝认为：“夫以大清尊（宗）国，而亦不能自强，则其他尚可言哉！”因此他在为赎回南圻的问题而备受折磨之际，也没有请求清朝的援助，甚至根本没向清朝通报。清朝也是以天津教案为契机，命广西太平知府徐延旭调查越南情况及越法关系，才了解到越南将南圻割让法国。而嗣德帝则是到了嗣德三十一年（1878）上奏清廷请求剿灭李扬才时才透露了南圻失陷。法国第一次入侵北圻后，越法签订了《甲戌和约》，嗣德帝也没有及时上报清廷。法国虽然通报清廷，但清廷自顾不暇，除了声明越南本系中国属国（被法方误译为“越南曾经是中国属国”）并继续帮越南剿匪外，并没有其他动作。

嗣德三十四年（1881），法国宣布要落实对越保护权并再次远征北圻，阮朝才出现了联清抗法的意向，朝臣们注意到清朝正在与日本就琉球问题展开交涉，故判断清朝也会为同为藩属国的越南而尽力与法国交涉。与此同时，清廷也从驻法公使曾纪泽那里得知法国图谋北圻的情报，认为“越南积弱已甚，为中国藩篱计，实不能以度外置之”，开始真正关注越南问题，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道员唐廷庚奉命去越南与嗣德帝接洽。十二月，唐廷庚抵达顺化，嗣德帝以“恐招外人疑忌”为由拒绝接见，由协办大学士阮文祥负责接待，并向唐廷庚提出三条请求——允许越南派使常驻北京以便联络各国、清朝为越南遣使各国提供方便、清朝保护刘永福。翌年春，李威利入侵北圻，嗣德帝数次向唐廷庚及两广总督曾国荃告急求援，清廷决定一面以剿匪为名派兵进驻北圻各省，一面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谈判结果是以红河为界划分中法在北圻的势力范围。嗣德三十六年（1883），嗣德帝应李鸿章的邀请，派范慎遹、阮述赴天津参与谈判，同时向李鸿章请求通过清朝学习西方技术以自强、请清朝协助越南与西方各国缔约以牵制法国、请清朝出兵进驻顺化以抵御法军。

清朝本来就认为越南不如朝鲜重要，加上《甲戌和约》让清朝在中法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清朝亦对擅自缔约的越南耿耿于怀，李鸿章指出：“法国于同治十三年与越南所定约款，越王并不先行奏闻，其受法所饵，乐为自主之国，不愿为中国统属，居心实不可问……今为法人所逼，始效秦庭之哭，求助上国，是何异子弟欺瞒家长，将祖业自行断送与人，事后乞怜家长，请为攘夺，其情殊堪痛恨！”李鸿章又认为“目下南、北洋兵船尚未练成，断断无可远派，且法国水师擅长，实非中国兵船所能制胜”，因此只派军舰在南海“遥作声势”，事实上拒绝了嗣德帝的求援。统领入越清军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也采取消极方针，声称因《甲戌和约》的缘故，中国只能“暗助”越南，嗣德帝直到病重之际都让人说服徐延旭积极行动，但徐延旭还是回到了中国境内的龙州。总之，嗣德帝联清抗法的意图落空，导致法国占领顺化、吞并越南，只是此时嗣德帝已不在人世。

嗣德帝的对法（初译“富浪沙”，1883年与中国接轨，改称“法”）政策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即位到嗣德十五年（1862），嗣德帝比前代更加严格地执行锁国和禁教政策，多名传教士被杀。嗣德九年（1856）十二月，法皇拿破仑三世（越南称“那坡离翁”）派到东南亚的孟狄纳累使团来到沱灢，向越南提出了建交、通商、传教等要求，遭到拒绝，使团在开炮示威后离开。嗣德帝加紧捕杀传教士，其中有西班牙（越南称“衣坡儒”）传教士遇害。于是法国纠合西班牙，于嗣德十一年（1858）入侵越南，引发了长达四年的法越战争。法军攻击顺化不成，南下夺取南圻重镇嘉定，嗣德帝命百官密奏筹洋方略，大致可分为四派：一是固守议和派，如张登桂、潘清简等人；二是和守相机而动派，认为有时也可以攻为守，如武德濡、范清等人；三是主和派，是些寻找理由“专言和”者，如黎止信、尊室常；四是主战派，提出各种分析和方略，“专言攻守”，如陈文为、胡士训等。嗣德帝赞同固守议和派主张，于是两次与法国和谈，但都破裂，南圻四省也相继沦陷。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潘清简、林维浃去嘉定议和。起初嗣德帝有意模仿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赎回广州之举来赎回南圻，并要求“土地决不可许，邪教（天主教）决不可公行”，结果潘清简等签订《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不仅规定越南向法西两国赔偿400万银元、开放沱灢、巴叻、广安三港，也答应将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割让法国，允许天主教传教自由。

第二阶段是嗣德十五年（1862）至嗣德二十六年（1873），嗣德帝的对法外交聚焦于收回南圻的问题，为此他派潘清简到巴黎直接与法国政府交涉，法国答应有条件归还南圻三省，也派驻暹罗领事何巴理来顺化谒见嗣德帝并商讨新约。但越法双方对新约都不满意，谈判遂归于流产。除了派潘清简谈判外，嗣德帝还采取暗中支持南圻抗法势力的策略，希望让法国知难而退。南圻沦陷后，百姓推军官张定为“平西大元帅”，领导义兵抗法，廷臣请求敕谕其勿轻举妄动，嗣德帝驳斥道：“人心如此，亦图回之一助，岂有屑屑诫谕之理！”后来法国要求越南抓捕抗法领袖武维扬（千户扬），嗣德帝却命令暗中庇护，留作后用。此外，嗣德帝还采纳机密院主张，试图将南圻人民抗法的消息传播于各国报纸上，以向法国施加舆论压力。这一切举措都无济于事，法国在嗣德二十年（1867）进占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经略大臣潘清简自杀，南圻至此全部沦陷。嗣德二十三年（1870），嗣德帝听说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的消息后，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效仿“汉文服尉佗、匈奴”之法，让商舶大臣以“仁心发为仁言”，修书吊慰交趾支那总督，并劝他归还南圻，回救本国。总督除了感谢吊慰外，没有其他表示，此时北圻遭遇清匪入侵，阮朝无暇进一步考虑南圻问题。

第三阶段是嗣德二十六年（1873）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因法国商人涂普义欲强行通过红河进入云南，嗣德帝一面派陈廷肃、阮仲合赴北圻交涉，一面派黎峻、阮文祥赴南圻请交趾支那总督游悲黎调停，游悲黎趁机染指北圻，派海军上尉安邺以调停为名侵略北圻，却被刘永福所杀，是为北圻变故。嗣德帝认为“刘团诱杀安业，特出自一辰计取，若堂堂正正与之角胜，想亦难于持久”，于是决定撤回黑旗军，并同法国妥协。法国此时派交趾支那司法官霍道生来顺化及北圻善后，同意交还被安邺占据的河内，嗣德帝对霍道生颇为信任，认为他“有心为我”，在法国归还城池后，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黎峻、阮文祥在嘉定与游悲黎签订了《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六月又缔结了《越法商约》。除了开放北圻与红河以及进一步扩大法国商权外，还规定越南与外国缔结条约之前必须告知法国，法国派驻钦使（办理公使）驻扎顺化，越南已在事实上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此后，嗣德帝采取对法协调路线，他在法国海军援助下镇压了乂安的文绅运动，又从法国获赠各种枪炮弹药和蒸汽船，并在法国指导下建立海关和港口管理制度，还派阮增阭、阮诚意出使法国，参加1878年巴黎世博会。但另一方面，嗣德帝与暹罗及更多欧美国家建交、扩大越南外交空间的尝试，则遭法国阻挠而失败。

第四阶段是嗣德三十四年（1881）至嗣德三十六年（1883）。此时，法国改变了维持越南现状的方针，决定对北圻采取积极政策，落实所谓保护权。嗣德三十四年（1881）秋，法国驻顺化钦使黎那告知越南《甲戌和约》中“虽无保护明文，而意义已涵”，交趾支那总督黎眉警告如果越南不能驱逐刘永福，法国将于翌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试图让刘永福离开保胜而未果。果然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就发生了李威利入侵北圻的事态。面对蛮横的法国人，他痛叹道：“将以一和字，始终误我邪！”于是决心对法采取强硬政策，联清抗法。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李威利被刘永福击毙，嗣德帝闻讯大喜，在加封刘永福为三宣提督的同时，拒绝把李威利等人尸体还给法国。法国为报复越南，派海军少将孤拔领兵直捣顺化，孤拔抵达前，嗣德帝即已去世。

柬埔寨（越南称“高蛮”）在明命年间曾为阮朝领土，绍治年间变成属国（同时称臣于暹罗），约定三年一贡。嗣德四年（1851）、嗣德七年（1854）、嗣德十年（1857）柬埔寨按期朝贡，嗣德帝应柬埔寨请求，归还战利品佛经，但拒绝归还乌门、七山、巴川、坚江等土地。嗣德帝命曾打败柬埔寨的阮知方镇守南圻，亦令柬埔寨“感畏威德”。

嗣德十二年（1859），柬埔寨国王安东（诧螉敦）遣使进贺慈裕太后五十大寿，阮知方请加赏柬埔寨王母以怀柔，被嗣德帝拒绝。翌年，柬埔寨以擒拿占族叛乱领袖为名入侵南圻，与法国人勾结，不久安东去世，柬埔寨发生内乱，但骚扰仍然不断。法越战争期间，法国曾提出柬埔寨不再向越南朝贡的议和条件，廷臣反对，嗣德帝认为法国非要如此也只能答应，不过要求法国保证柬埔寨不得入侵越南。后来《壬戌和约》中无此条款，但嗣德十六年（1863）法国就强迫柬埔寨成为其保护国，柬埔寨与越南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阮朝的属国只剩下西原的水舍、火舍。

越南与暹罗在明命年间因对老挝、柬埔寨的争夺而交恶。法越战争后，嗣德帝试图与暹罗复交，但又希望暹罗先提出请求。直到嗣德三十一年（1878），暹罗以送还越南镇宁府官员为契机致书请寻旧好，嗣德帝遂派阮协报聘于暹罗。其后暹罗欲遣使答谢越南，却被法国阻挠，只好雇佣法国人将礼物送给嗣德帝，嗣德帝修书回复。

嗣德初年，对所有西方国家采取排斥政策。嗣德三年（1850），美国（越南称“麻离根”）船抵达沱灢，请求通商，遭到拒绝。法越战争后，嗣德帝逐渐开始考虑与更多西方国家建交以制衡法国，如嗣德二十五年（1872），德国驻香港领事请求与越南修好，嗣德帝派阮政去香港报聘，并将购买的德国蒸汽船命名为“远通”，表达通好各国的构想。不过德国的政策是把法国的注意力引到东方，所以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对法协调路线，并未与越南建交。两年后的《甲戌和约》中，规定越南与其他国家缔约必须事先通知法国，越南的外交因而受到制约，仅在嗣德三十二年（1879）同西班牙签订商约，而西班牙迫于法国压力，也只是让驻华公使兼任驻越公使。后来嗣德帝希望借助清朝来联络西方国家，但未能实现。

嗣德帝刚会说话，就握炭频画于墙壁，看到的人感到惊异，便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写‘状’字。“即状元的状。有一次，绍治帝让诸子回答自己名字的含义，嗣德帝根据自己所学的训诂知识回答道：“洪为重大，任为负荷。”绍治帝微笑着打趣道：“重负者何？樵薪耶？”

嗣德帝酷爱作诗，史载他“万机之暇，多作诗文，落笔成章，不假思索”。他曾“敕诸地方察举妇人能诗文者充教内庭”，以便后宫妇女能够陪他作诗。他甚至将写诗融入治国理政之中，久旱降雨就作喜雨诗，期待胜仗就作望捷诗，乃至大臣议事、出使及将士作战，他都会赋诗下赐，以示鼓励。嗣德帝还将诗歌运用于外交场合，他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赋诗赞美李鸿章，以期他能帮助越南，托唐廷庚转交：

天相中朝寿老成，拳拳忧爱壮犹宏。

柔怀岛国扶文教，颃颉曾公播令名。

海润惠覃千里浃，嵩高神降两贤生。

斗南每切瞻韩愫，愿借东风达远情。

李鸿章则以“及时自强、归诚天朝、误订法约”之意次韵回复：

山河表里本天成，寄语贤王建树宏。

朝汉尉佗犹有志，帝秦辛衍太无名。

雕题部落三关控，尝胆君臣百虑生。

垂老伏波还矍铄，五羊南去不胜情。

嗣德帝非常爱读史书，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有一次嗣德帝读《明史》，发现松江府有谄媚魏忠贤者建德馨祠，便下令将宫中表德殿德馨楼改为明德楼。他在训谕中总是引经据典，对各种中国历史人物信手拈来，要求文臣学习赵广汉、诸葛亮、裴度等人，武臣学习赵充国、冯奉世、郭子仪、李光弼、曹彬等人，宗室学习汉代东平王刘苍、宋代濮王赵允让等人，自己则以汉文帝、宋仁宗为榜样。法越战争后，嗣德帝专门印发唐书中李泌、裴度、李绛三名中兴名臣的传记，让一品至四品官员30人一本，号召群臣向他们学习。他还两次将乾隆御批通鉴下发全国各个学堂，要求士子认真学习。

嗣德帝不止关注中国史，也重视本国史。他对士子“惟知有北朝（指中国）之史，本国之史鲜或过而问焉”的状况表示担忧，因此才决定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他不仅亲自批注，还御制《越史总咏集》并予以刊行。但总体而言，嗣德帝更多引用的还是中国史。

嗣德十九年（1866），法国召开万国博览会（越南称“斗巧场”），邀请越南参加。嗣德帝也想搞一个世博会，对大臣们说：“我亦开场，要洋人齐赴呈能，有益否？”大臣回奏：“西俗以机巧自夸，又有意东往。我若招之，恐各国同来，多有不便。”嗣德帝予以采纳。

嗣德年间，法国吞并南圻全境，嗣德帝欲赎回而未果，《甲戌和约》的缔约等于彻底承认了法国对南圻的占领。嗣德帝乃于嗣德二十九年（1876）以“故疆未还”而下诏罪己，并称“朕不幸赍志以殁，虽臣庶有不忍斥，援例祔从世室，则朕有罪人，不应污玷其列，苟强为之，魂魄亦不甚安矣。宜黜别之，勿加尊谥，以示万世人君有过之大戒，使朕得与有过之臣分谤共耻，是朕之志也”。嗣德帝本欲“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经群臣反复劝谏，才没有将此罪己诏公开。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打算将国号由“大南”改为“大兴”或“大化”。机密院大臣认为：“兴字虽美，而稽之事寔则未赅；化字既兼本始，又合南音，想为妥善。惟当今多事，人心易摇，傥一违之，俗见讹言，恐莫能遏，请俟事简后行。”嗣德帝采纳，最终未改国号。

相传，清朝皇帝曾赠送嗣德帝一只仙鹤，嗣德帝如获至宝，宠爱无比，在其脖子上贴上“天子鹤”的标签。有一天，“天子鹤”逃出御花园，闯入民宅，被民宅的狗咬死。嗣德帝龙颜大怒，欲处死民宅主人。有一个叫范丹桂的御史作诗劝谏曰：“鹤不能言，犬不识字。鹤入民院，犬忠于主。鸟兽斗争，幽明何与？犬吠鹤死，罪归于主；鹤啄犬死，将何律处？”嗣德帝悔悟，赦免了民宅主人。

嗣德帝创作的诗文集和各种书共计103部。包括《嗣德御制文集》68册，《御制越史总咏集》10卷、《嗣德御制诗》初集20卷、二集15卷、三集20卷，此外还有喃字著作如《嗣德圣制论语释义歌》、《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等。

嗣德帝去世后葬于谦陵（嗣德陵），位于顺化市水春社上坡村。陵中所有建筑物和景观都带“谦”字，如自谦门、鸣谦堂、和谦殿、流谦湖、冲谦榭等。嗣德帝解释道：“吾何取之谦乎哉？……夫谦者，敬也，让也，有而不居，屈己下物者也。以予之蒙耻负罪如此，让莫大焉，屈莫甚焉，有何才能功德而不居乎？”再加上修筑谦陵时雷震和谦殿以及段征之变等“天谴人怒”，因此他“不得不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