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旧时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即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尊重。避免利用名字进行人身攻击，而冒犯君主或尊亲超然的地位。该词语出自《淮南子·要略》《颜氏家训·风操》《蒲剑集·屈原考》等。《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

避免触犯忌讳。

《淮南子·要略》

君王或尊亲为了显示威严，规定人们说话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而以别的字相代替。

1、回避；避忌。

《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

唐 张鷟《游仙窟》：“下官起，谘请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拟申论，犹自不敢即道，请五嫂处分。’五嫂曰：‘但道不须避讳。’”

《醒世姻缘传》第十九回：“小鸦儿也不消查考，晁大舍也不消掩藏，唐氏也不用避讳。”

清 曹雪芹 《红楼梦》第三四回：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的连畜生不如。

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三回：他是骂他外孙女儿，我才刚也听见了。这种东西说话再没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懂得什么避讳。

陈登科《风雷》第一部第三二章：“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没有啥的避讳。”

2、谓帝制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

北齐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

宋 庄季裕《鸡肋编》卷下：“而唐冯宿父名子华，及出为华州刺史，乃以避讳不拜。”

蔡东藩 《清史演义》第一回：“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

郭沫若《蒲剑集·屈原考》：“始皇名政，别人一定要避讳。”

3、修辞学上辞格之一。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

4、指所隐晦的事。东方朔《七谏·谬谏》“恐犯忌而干讳”。

5、在死者名前称讳，表尊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讳宗元”。

6、不愿说出或听到某些会引起不愉快的字眼。例如旧时迷信，行船的人避讳‘翻’、‘沉’等字眼。

7、回避。例如：都是自己人，用不着避讳。

一说起源于夏商时期。钱希言在《戏瑕》中提出，避讳之俗夏商时已有之，证据是《山海经》中往往把夏后启写作夏后开，这就是夏人避讳的实例。但陈光坚《讳源略说》一文以为，避讳起自夏商的证据不足，《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字，都直书不讳，如《尚书·五子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咸贰。”太康是继启之后的帝王，可臣下并不避讳。《山海经》《楚辞》中之所以避启为开，乃是汉朝人按当时日趋严格的讳法，抄书时避汉景帝刘启讳所致。

一说起源于西周。《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也说：“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因此，宋代洪迈《容斋三笔·帝王讳名》提出，避讳之制始于周代，但仅在本庙中避讳。生者避讳是很不严格的，当时有所谓“读书不讳”、“临文不讳”、“不讳嫌名”等，如《诗经·雝》“克昌厥后”以及《诗经·噫嘻》“骏发尔私”中的“昌”、“发”，都没有避讳。

一说起源于春秋时期。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避讳》主张避讳习俗始于东周。其理由是，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避讳之风兴起后，造成晋废司徒的官职，宋改司空为司城，鲁国改掉具、敖二座山名。他们都出生在西周末年，如果当时已有避讳之俗，为什么要为他们取那样的名字呢。陈光坚《讳源略说》也力主避讳之俗起自春秋时期。

避讳之风至唐、宋和清朝，极为盛行。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

一是帝王，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讳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三是避圣贤，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避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不名母名也。

又如苏轼祖父名“序”，即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

《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便产生了避讳的方方面面：

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国讳案例

主动改名或不避讳

皇帝即位后不少主动改为生僻字，是为一种为减少麻烦的方式。

清代入关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

避讳和文字狱

顺治以后，有清一代竟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多有涉及避讳的奇谈怪论。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又称私讳。

如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

南齐谢超宗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饮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恐怕没有谁因为听到与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在我国古代，这种事情却屡见不鲜，这样的人也因此会获得别人的尊敬呢。

这种方式也会成为排挤异已、打击仇敌的一种手段。南朝梁时的殷均，因恬静好学，官至国子祭酒。武帝命他娶了永兴公主，但永兴公主很不喜欢他，每次召入，都命人在墙壁上写上他父亲的名字，而在古代，这样的人也是层出不穷的，并以此为荣。

袁德师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断著作郎；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甚至不参加可以使之“快乐”的活动，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就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诋毁。

家讳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

《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薛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凡避讳者，都须找一个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的父亲讳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著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讳“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题上真是费尽了心思。

中国民间流行着这样一个巧媳妇的故事：有一个巧媳妇的公公叫王九。有一天王九的朋友张九、李九，一个提着一壶酒，一个拿着韭菜来请他喝酒。因为王九不在家，请这个儿媳妇代为传话。等王九回来，儿媳妇对他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

好在是个巧媳妇，倒也拐弯抹角地把话传清楚了。若是遇上一个笨点的媳妇，结果会怎样。传说一个女人的丈夫亲属中有叫羊、狼、河、芦等名字的。一次她告诉丈夫在河的对岸的芦苇丛中有狼在窃羊时说道：“看呀，在潺潺者的那边的索索者当中，一只嗥号者正在拖走一只咩咩者。”这恐怕是避家讳的极致了。

家讳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无怪乎古时的人对讳咿恐避之不及呢。但比起国讳，家讳中寄寓着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带有更多的自发生。

实际上也是家讳，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讳，如《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于世。”内讳也就是“妇讳”，《礼记·曲礼上》载：“妇讳不出门。”

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表平民百姓，从和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才愤愤不平地把这个挂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

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

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旧时官员，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专制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

吴大臣滕牧丁固二人。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为固。二人互相避讳改名，也是一特例。

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南宋的钱良臣也有讳其名，他的小儿子颇聪慧，凡经史中有“良臣”二字的，读时均改为“爸爸”。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原想尊敬，反成辱骂了。

还有一位老兄姓赵名宗汉，他把“汉”字据为已有，规定下属及其家人遇到其它地方的“汉”字，都要改为“兵士”。一天，他老婆去拜罗汉，他儿子正在跟老师学习《汉书》，仆人向他禀报时说：“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老师，在教《兵士书》。”

这种自讳其名，其实只是自抬身份罢了。

另一种个人讳是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者并没有要求，但一些下级官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们的权势或为拍马屁，而避其名讳。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这种个人讳，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得到礼法的承认，而且这些官吏的权势也有限，并不像皇帝那样至高无上。所以国讳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这种个人讳的屁股还是可以摸一摸的，尤其是碰上一些不畏权势、敢于犯上的人。

宋朝宣和年间，有一个人名叫徐申干，任常州知府，自讳其名。州属某邑的一位县令一日来禀报，说某事已经三次申报州府，未见施行。因为话里出现了一个“申”字，于是徐知府暴跳如雷，大声喝斥说：“作为县令，你难道不知道上级知州的名字吗。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谁知这位县令是一位不畏权势的人，他马上大声回答说：“如果这事申报州夜而不予答复，我再日报监司，如果仍不见批复，我再申报户部，申报尚书台，申报中书省，申来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罢休”。他不管犯不犯讳，雄赳赳地说了一连串的“申”字，这才扬长而去。这位知州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无法定他的罪。

但在封建时代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为尊者讳”的紧箍咒紧紧钳住了人们的思想，像这位县令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有些人就因为犯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名讳，而受到了处罚。

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马上插话说：“万里昨日到”。这使当地太守感到很狼狈，便下令将这位歌妓送往监狱。当时像这位歌妓一样命运的人一定数不胜数的。

古人常需避讳，他们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改字法、缺笔法和空字法。次要有两种避名称字和改变称呼。

改字法是用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以用同义字为最多。此法在秦汉时期已经使用，后代继续沿用。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时，改“正月”称“端月”。这是因为秦始皇名政，与正月之“正”本是同一个字，因而避讳。汉武帝名彻，汉朝为了避讳，将二十级爵的最高一级“彻侯”改称“通侯”。

对于帝王或圣贤之名，众所共讳，称为公讳。公讳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如下几种：

南齐萧景先原名道先，避太祖道成讳，改名景先。三国时的南京本来叫建业，因避晋愍帝之讳业，一夜之间便改成了建康。唐避太宗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避高宗讳，改成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五代吴越，避开国之主钱镠讳，把石榴改名为金樱改刘氏姓为金氏。更有趣的是，汉时因避女强人吕后之讳（雉），雉改称野鸡。山药蛋本来叫“薯蓣”，因避唐代宗讳（予），改名为“薯药”，到宋代，天子英宗名曙，薯便成了禁忌，薯蓣最终有了“山药”这一名称。

此外，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封建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采用“难知而易讳”的原则，多取单名，尽量用冷僻字，如唐僖宗名“儇”（xuān），明穆宗名“载垕”（hòu），武则天自造名字“曌”（zhào）。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炟，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叡（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缺笔法是用本字而省缺笔划。此法大约始于唐初，宋代以后颇为盛行。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于志宁碑》为避讳，书“世”作“卅”孔子名丘，为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清雍正以后，规定书孔子之名作“丘”。

空字法是将本字空而不写，或画以“□”，或书以“某”字，或直书以“讳”字。如汉景帝名刘启，在立他为太子时，有司因避讳而曰：“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史记·孝文本纪》）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唐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唐人撰《隋书》，为避讳，书隋将韩擒虎作“韩擒”，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书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在传抄或翻刻时，误为“韩擒”、“王充”。

即遇人名犯讳，则避用其名而只以字称。南朝刘宋，王懿字仲德，王睿字符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因此以字相称；房玄龄等撰《晋书》，避唐高祖讳，避名称字，所以公孙渊就称公孙文懿，刘渊就称刘元海，褚渊就称褚彦回。

避讳起于周，定于秦汉，盛于唐宋，极于有清，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古制，形成了完备而严苛的避讳制度。

避讳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演化为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工具。它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而且给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戕害。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避讳制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但它所体现的封建等级观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