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孟武（1897年—1984年4月13日），名本炎，字孟武，福建福州人。政治学家。

萨孟武出身于著名的福州萨氏家族，其始祖为辅佐元世祖经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属西突厥部落葛罗禄）答失蛮，元代中期赐姓萨，后为蒙古族同化，明后更“从汉俗，弗称氏”。故如今其后人有的自认蒙古族，有的自认汉族。因先祖曾世居雁门，故常称雁门萨氏。元代末期一支迁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

家族中人才辈出，包括元朝诗人萨都剌，明朝宣德年间礼部侍郎萨琦，近代更有萨孟武的叔祖——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和中山舰殉难时的舰长萨师俊等。

1897年生于福州安泰河边朱紫坊。

1903年入家塾，同学中有堂兄师俊、堂弟本炘和胞弟本钧。

1905年就读第二公立小学。后因鼠疫辍学。

1907年-1911年就读明伦小学，同学中有本铁、本刚、本栋、本澄等。

1911年入林长民所办私立法政附中。

1912年留日，入成城中学三年。曾与吴清源之父吴毅同住，学会围棋。

1916年补习一年后入第一高等学校。一年后转到第三高等学校。

1921年-1923年，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获法学士学位。

1924年回国，在上海以译书、撰文为生。曾主编反对共产主义的杂志《孤军》（后改名《独立青年》）一年，同人中有何公敢、周佛海、郭心嵩、陶希圣等，多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期间曾在大夏大学兼课。

1925年，开始编著《中国社会政治史》（1944年出版）。

1927年与《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政治部宣传处，任编辑科科长。主任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

1928年在南京中央军校任编辑部主任，上校衔。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总教官陶希圣。

1930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任专职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随政治学校迁芷江，再迁重庆。

1946年-1948年，赴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

1949年后到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当选“立法委员”。

《三民主义政治学》、《新国家论》、《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政论衍义》、《中国宪政新论》、自传《学生时代》、自传《中年时代》。

本书原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初版于1969年9月，增补5版于1987年3月。凡6篇35章，论及先秦政治思想、秦汉政治思想、魏晋南北朝政治思想、隋唐五代政治思想、宋元政治思想、明清政治思想等。自称“偏见不少”，“不免参以著作人的价值判断”。

葛荃以“基本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幻的影响”评本书：“在中国台湾地区，1949年前后，一批学者移居台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幻的影响，得以延续下来。（《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萨孟武一生思想的亮点，在其“国家主义”之信仰：他以为近代以来之“国际关系”，“全为弱肉强食之世界”，西洋所谓“世界主义”，所谓“人道主义”，是不涵盖“吾华人民”的；甚至西洋所称之“人类”，亦不包含“吾华人民”。故中国当以“国家主义”自救，使一般民众“皆有国家意识，努力求国家之统一，努力刷新国家之政治”。目标是“强中国家，使彼辈强者认吾辈为人类，记忆吾辈为人类也”……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史。本书旨在网罗民国时期的学术精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成果提供读本。本书是一部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幻影响的学术著作。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萨孟武先生以研究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引领读者深入贾府的家庭生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家庭，剖示传统社会的文化与伦理格局，演绎社会风气的流转，见解精微，启人心智，是一部别开生面、言近旨远的大家小书。

自序

本书固然是回忆，而在回忆之中，又夹以许多感想。感想也许有的流于偏见，但由于这种偏见若能给予青年读者以一种暗示，读者由于暗示，能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则作者不胜荣幸。

本篇回忆只述到大学毕业时为止，一篇极平平凡凡的回忆，人是平平凡凡的人，事也是平平凡凡的事，不值得赞扬，也不值得漫骂，写了出来，不过供人茶余饭后开心而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自序

本篇回忆是继续《学生时代》而写的，由回国，写至来到台湾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满十六年，在日本满十一年，在上海满六年，在南京满七年，抗战军兴，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带，约有一年，在重庆满八年，在广州约二年，住在台湾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国三十七年，现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书所述乃来到台湾以前的事，还是平平凡凡，既不谩骂别人，别人谩骂亦不反驳。但过去人俗风俗，尽量叙述，因为返到大陆之时，这种人情风俗也许都改变了。

关于回忆录，人们喜欢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于说明我与那一位要人，有什么关系，我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这种文章，阅者大率不喜欢看，而且看了觉得头痛，故我尽量舍去不谈。由平平凡凡的事，认识当时的民风土气，这是本篇的写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替天行道”，为梁山泊的口号。这个天道观念不但涵义复杂，而且性近玄学，我现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观念，由此说明梁山泊终是草寇集团，没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例如黄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长，而有熊氏又是当时最强的氏族，所以黄帝同时又为中国的元首，其他如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都是他们当时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许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内，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同样，由氏族演进为国家之时，元首也须慈爱其臣民。家长要管束其子弟，必须立身以正，足为子弟的模范。子弟服从，一家就可统一，而有相当的威力，而能压服氏族。氏族既已压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别的氏族，而组织国家。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根据。

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就是他们仍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所谓“仁政”就是由此而产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但是国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点，在家族之内，父子关系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谁都不能变更。反之，在国家之内，君民关系却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的自然，于是又发生了谁是君、谁是民的问题。

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扩充之以观察万物，古代中国人不但用家族现象观察国家，且用家族现象观察宇宙。家有家长，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国有元首，元首亦须慈爱其臣民，同样，宇宙之内，亦有一个主宰，而能慈爱万物。这个宇宙的主宰，中国人称之为天，日月照临，风行雨施，这就是天的慈爱。天是宇宙的主宰，人类社会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社会也受天的支配，这种天道思想由来甚久，《尚书》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后”之言。而把这种观念组织为一个有系统的学问者则为汉儒董仲舒。在秦汉时代，法家思想最见流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思想也见用于政治之上。法家主张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这样，要束缚人主于法律之内实非易事。儒家主张人治，希望人主任贤使能，使“贤者居位，能者在职”。但是决定谁是贤能的权力又属于人主，“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豁而愚子胥，故灭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权力乃如汉顺帝所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主既有如斯权力，而法治与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发生以前，学者只有求助于“天”，于是董仲舒就应用阴阳家的学说，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见到天象，有所警惕。他主张：“春秋之治，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同时又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复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后，吾国政治并不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也未受儒家学说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国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阴阳学说，吾人观廿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苍苍者天，不能直接统治人民，必须授命于一人，令他代天统治，这个人就是天子，天子为天的儿子，代天统治人类。但是天是慈爱的，所以天子必须体天之德，同家长爱其子弟一样，爱其赤子；否则天命不祐，天必夺其帝位，以另给别人。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章句上》）

但是天不能言，何由知道谁人能够体天之德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凡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欢迎，都可以视为受命于天，而为天子，所以在上文所引万章与孟子的对话，又继以下列文句：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入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同上）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泰誓下》），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欢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聪明的人常能体天之意，施惠于民。不过人民二字尚觉空泛，“人绝对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欢迎”，但是至少必须得到最有势力的人的欢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巨室（土地贵族）最有势力。那末，秦汉以来，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中国本来是个农业国，秦汉以来，又是个官僚国，而中国所以成为官僚国，又由于农业国的生产条件而来。何以说呢?中国经济乃是闭锁的自然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最容易产生割据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又不许割据局面的存在。因为中国农业的基础是筑在水利经济之上，这个水利经济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协力，而后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据，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筑坚固的堤防，而不顾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还是要溃决的。汉明帝时尚有“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之诏。兼以农业依靠水利，齐桓公会诸侯于阳谷，以“无障谷”为盟约之一。所谓无障谷是谓“无障断川谷，专水利也”。水利的独占亦可破坏中国的农业。由于这个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以组织官僚国家。这样，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而取得统治权。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是官僚国，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农民也有很大的势力，谁能够得到士农的欢迎，谁便可得天之助，而为天子。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士农的欢迎呢?于此，我们又须研究他们两者的生活状况。

士人就是知识阶级，他们利用知识，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识，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师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禄俸。若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士人都想做官。这种士人阶级产生于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生活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土地的收入；他们做官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门阀，所以他们与知识阶级不同）。然在当时，士人阶级的人数尚少，他们做官容易，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门人未曾以“仕”为问题，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战国时代，士人阶级已觉过剩，由是就发生了生存竞争，而令土人注意到“仕”的问题，所以在《孟子》里面，孟子门人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仕”为君子的职务。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岂但以“仕”为君子的职务，且又以“仕”为君子谋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听的说，在于行道，不好听的说，在于救贫。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于仕，所以圣主贤君要得到士人的欢迎，必须大开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当的地位。

农民的生活怎样?他们耕田，他们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来过度剥削。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所以明君在位，必须“不违农民”、“薄其税敛”，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君主能够这样待遇农民，农民亦必讴歌盛德，而愿为之氓。

总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他对于士人能够尊贤使能，对于农民能够薄其税敛，必可得到士农的欢迎，而成为天子。在吾国历史上，最能实行这个政策的，一是汉高祖，他于十一年下诏求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过鲁，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他于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诏求贤，诏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汉高祖入关之时，致力收罗人心。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入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执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汉兴，在财政极度困难之际，还是“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十二年以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明太祖于至正十六年，攻下应天，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入关之时。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

同时，又能安抚农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该地田赋。这种免租对于人心乃有极大作用，“奚我后，后来其苏”，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军来临，乃是理之必然。

聪明哉明太祖，对于士人尊孔招贤，对于农民，减租免税，士农阶级当然讴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过濠州和尚，而又做过流丐，他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举事，附郭子兴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明太祖才渐渐自树一帜，然既出身于和尚，当然可使士人怀疑，所以必须尊孔招贤，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经弃释归儒，而安其心。他又因为做过流丐，很容易使人误会自己为盗匪，所以每次攻城掠地，先则安民，次则减税，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够得到天下，是应该的。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第三十九回）。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泊过来借粮，准备抵抗（第四十六回）。试问这样行动何能收揽民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恶是怀”。梁山泊不能“施惠于民，当然民不怀德，民不怀德，当然皇天不祐”。这是梁山泊失败的原因。 ；（本文摘自随笔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唱童谣及听故事

我生于甲午战争后三年，戊戌政变前一年，即丁酉年。时为清光绪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我已看过两世纪了。

在中国，这是开始转变的时代，大家族开始转变为小家庭，手工业开始转变为工厂工业，家塾八股开始转变为学校科学，天子至尊开始转变为主权在民。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解放于大家族之外，解放于手工业之外，解放于家塾八股之外，解放于皇帝专制之外。而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

我记忆力颇强，幼年的事历历在目，我记得初次学步，时为阴历七八月早晨，太阳射在粉们，映至堂上，特见光亮。我又记得初次学唱童谣，时洪水为灾，家人都逃至楼上。十一叔教我唱童谣。什么“小鸟儿，啄波波”呢，什么“月光光，照池塘”呢，我至今还会唱。我又记得西太后万岁节，大约是在阴历十月间。福州城内最热闹的市区（南大街），一路天空均用白布为幕，下用红布缀成寿字。时为秋末冬初，天气晴朗。平时我们兄弟皆深居简出，虽在白天，也不许越出大门一步。此时乃各由乳姆抱至南大街，坐在店铺柜上，看高脚及许多化装游行。

在此期间之内，台湾已经割与日本．而列强又欲瓜分中国，我家许多叔父均赴日本留学了，后来也变成革命党。社会上流行一种爱国歌。我年龄尚幼，不知爱国歌之内容如何。一两年后，我同堂兄师俊（大我一岁）都会唱《圣人歌》。前数句为：“圣人圣人，至智至灵，大成玉殿，万古留名。”中数句为；“左手三千徒弟子，右手七十二贤人。圣人头戴珍珠冠，手执白玉笏，身穿银凤紫龙袍，脚踏虎豹两莲花。”我年龄虽幼，还会发生疑问，以为圣人左边的人太多，右边的人太少。而圣人穿戴有如庙里菩萨，不像是一个人。《圣人歌》最后数句是述十愿：“弟子有十愿，第一愿正心诚意，第二愿聪明在智，第三愿三场得意，第四愿四书学习，第五愿五经博览，第六愿大艺皆通”，第七、八、九愿已经忘记了，“第十愿天下太平”，继以“平平仄，仄平平，希望弟子都聪明，一鼓名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当时口虽能唱，其中意义未必了解。因为唱得烂熟，所以过了六十多年，还能默写出来。

小孩都喜欢听故事，尤其喜欢听鬼怪故事。讲故事给我们兄弟听的，是本铁（小我三岁）奶嬷，她姓陈，我们叫她陈嬷。白天她有工作，讲故事都在夜里。夜里讲鬼怪，我们又爱听，又害怕，都挤在她的床上。又怕鬼怪由床后，伸出双手，把我们抓去，大家又争匿床的中央，听陈嬷讲盘古分天地，讲叶向高故事，讲许由故事，讲罗隐故事。其中，罗隐故事最感兴趣，罗隐是贫穷小孩，只有嬷嬷，爸爸早就死了。一天一位看相的人在门口看见罗隐，即告诉罗嬷嬷。你要好好看管罗隐，此子相貌不凡，以后可以做天下第一人。罗隐嬷嬷说，天下第一人就是皇帝，吾子自做皇帝，我要把石臼打破底。我们听了之后，就问：“什么叫做石臼打破底？”陈嬷说：“石臼破底，当作枷，枷在人的项上。”我们大家都说：“好重呀。”陈嬷又说：“不但重。而且压死人。”罗隐嬷嬷时在厨房煮饭，此话给灶神听了，即往玉皇处报告，谓罗隐母亲太过残残酷，其子若做皇帝，恐天下百姓将受其害。是晚罗隐睡到半夜，甚似有人把他五脏换去一样，甚见苦痛，即告诉他的嬷嬷，他的嬷嬷用手掩住罗隐嘴巴，城其不要说话。这样，罗隐的身体虽然换了，而嘴巴却未曾换。这叫做“皇帝嘴，乞食身，因为皇帝嘴，所以他说话都极灵验。说人穷，人就穷。说人富，人就富。说人贱，人就贱。说人贵，人就贵。说人死，人就死。说人生，人就生。因为乞食身，罗隐就以讨饭为生，一天一位贵人诞辰，罗隐到他门口，讨点钱用。他唱道：“富贵兼寿考，金玉又满堂，三代祖父孙，门大好开丧”，人家喜事，而罗隐乃说“开丧”，那贵人家奴就用棒子把罗隐打出去，罗隐说，我现在不管你们了，看你们自生自死。自此以后，人们有活到一百岁的，有的未及成年即见夭折。没有罗隐这句话，人们都可活到一百岁。我们听了之后，大怪那贵人家奴多事。陈嬷又继续说：“罗隐是皇帝嘴，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看，我们家里如有糖果，就引来蚂蚁，而饼店糖又多，饼又多，乃无一只蚂蚁，就是罗隐说过了。你们再看粪何等的臭，而挑粪的人竟不闻臭，这也是罗隐说过了。”我们问她“罗隐说什么话”，陈嬷说：“忘记了，一天罗隐上山斫柴，因为倦极，乃睡在岩石之下，醒时看见岩石摇摇欲坠，不觉说道：‘好危险呀，这个岩石若塌下来，我就没命了。’话未说完，岩石果然塌下来了。罗隐埋身于碎石之下，身死了，只露出头部，伸出舌头。此时来了一只乌鸦，一只喜鹊，乌鸦吃了说坏话的一半舌头，喜鹊也吃了说好话的一半舌头，所以今日乌鸦一啼，家里就发生不好的事；喜鹊一叫，家里必有喜事。”此种童话，我们兄弟均深信不疑。（摘自《学生时代》）

本土情怀

拜岳麓书社所赐，在大陆读书人眼里，萨孟武的名字几乎与中国三大古典文学名著连在了一起。“来访《<；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作者萨孟武”，此为当年萨镇冰访萨孟武未遇留下的字条。如今，若问起萨孟武为何许人，应者大概也会来上一句“《<；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和《<；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作者”。对于一名政治学家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悲哀。说悲哀，我并非责怪读者的口味，或对他们的选择有意见，而是不满于萨孟武的宪法学和政治学论著在大陆出版界被长期忽略。纯学术性著作的销路虽然比不得畅销书，但萨孟武对制宪权与修宪权性质不同的区分，与时下学界正走红的卡尔·施密特之论述似有暗合，不借此东风出版萨孟武的理论著作，实在可惜。

退而求其次，萨孟武的回忆录也算值得一读，可聊补遗珠之憾。两册小书中有许多片断，涉及法律与政治，虽为一鳞半爪，然见微知著，依旧让我们得窥萨孟武的政治理念，在无专著可读的条件下，权作解馋之用亦无不可。谈到华侨之能够聚敛巨额财富，萨氏明言，此必仰赖于“帝国主义者”的保护，即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并特别指出“保护”不仅是禁止个人侵犯个人财产，而是禁止政府侵犯个人财产。言及日本的司法独立时，萨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俄国皇太子访日遇刺，刺客行刺未遂而被捕，日政府希望法院判处刺客死刑，以不得罪俄国。然日本刑法仅有“凡企图伤害日本天皇及皇太子者处死刑”的规定，俄国皇太子不属此列，故法院认为刺客不宜判处死刑，虽政府与法院多次交涉，法院终未屈服。岂料，不仅日俄邦交未有恶化，欧洲各国因日本司法能独立，纷纷取消领事裁判权。萨氏感叹道：“由此一事，可知外交无须一意逢迎，只要我能依法办事，外国不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钦佩。”此类与法或政治相关的事例，星散书页间，在在可拾。

读完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萨孟武的本土情怀。从自己幼年求学到成年后教育子女，萨孟武一再强调文言写作的重要，并痛感欧化语言对中文写作的毒害，以至于明言自己讨厌新诗，并将读新诗喻为“尝胆”。旧塾中学童摇头晃脑读古文，他也承认有其道理，因为“读得烂熟了，头摇得合节了，文章自会做出来。”话说得有些偏激，但也显露出萨先生耿介可爱的一面。读名人回忆录，就为见其真性情，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文章反而读来索然无味，使阅读快感大打折扣。

1935年萨孟武与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引发与西化派的论战，他的本土情怀也在此一行动中得到明确表达。近70年后，一份《甲申文化宣言》同样闹得沸沸扬扬，无果而终。此类文化论争，实在无趣，鼓捣一份宣言出来就能捍卫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日韩的勃兴靠的是宣言吗？如此捍卫文化传统，与那些反文化传统者，思路的起点毫无二致，仿佛传统可以像衣服一样穿上或脱下。萨孟武的本土情怀赢得我的好感，恰不在其参与宣言之发布，我更看重的是回忆录中那些极具个人化的表达。萨先生安详平和的心态，浸淫于传统中的那份陶醉，让人感到传统之亲合力，却完全没有宣言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引发我共鸣的正是无数微小事例，而传统也藉此涓滴而成。

出于本土情怀，萨孟武熟谙中国历史，同时又留洋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自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便是一部回忆录也写得开阔而毫不拘囿，并常在一笔带过的叙述中别具识见。抗战胜利后，美国希望国共和谈成功并组织联合政府，萨孟武认识到此事之不可能，反驳一美国人道：“你们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为什么不讲和谈，而必以干戈相见。”同一时期，夏济安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国共双方下令停止冲突，一般人很乐观，我悲观。”日后，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萨与夏的判断。

一部回忆录，若少了各类八卦，就会淡而无味，萨孟武自然没有忘记添加佐料，除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轶事，甚至在书中言及鬼神之事，此类野狐禅则需翻书细品了。

诗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说洞明皆学问，西游水浒更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