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共一大代表，后成为卖国巨奸。

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凉水井镇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人最初给他取名周福海，后改名周佛海。少年时的周佛海在乡下读私塾。

1913年周佛海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4年进入长沙兑泽中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联合中学。

1917年5月，周佛海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后，在好友邓文伟、何亚雄、谢伯林等人的的资助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谋生求学。在上海的湖南会馆，老乡建议他去日本勤工俭学。

1917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的黄浦港乘船去了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回到日本后，周佛海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一大会议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周佛海为副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书记”。陈独秀回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周佛海返回上海后不久，《时事新报》揭出他十几岁时就在乡下结了婚，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与组织告别，干脆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湖南老乡帮助下，也考入该校。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听劝告，第二天即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精卫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精卫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可以说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

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同年7月7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权汪伪汪伪国民政府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伪国民政府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汪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汪伪国民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汪伪国民政府警政部长、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国民政府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并非想抗日救国，而是为自己的将来寻找出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将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介石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尽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

1946年9月16日，在陈公博被枪决三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羁押在宁海路23号军统局看守所。

1946年11月7日，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1917年5月，一次学校提前上课，家住远处的学生赶不上课期，周佛海就带着学生去找学校评理。青年时期的周佛海年轻气盛，一拳击落了老师办公桌上的水杯和文具，后来又扯掉学校给他记大过的公告牌。此事在校园造成很大的影响，周佛海因此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成长和求学环境的变化，激起了周佛海拼搏奋斗的豪情壮志。

关于周佛海最终能获得蒋介石的特赦，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说，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杨淑慧找到陈布雷，请陈设法安排她径自拜谒蒋介石，哀恳蒋介石以国家元首身份，使用约法（当时的“宪法”）赋予的特权，对周佛海加以“特赦”或减刑。

陈布雷一生虽行事守分守法，可是他看重旧情，对当年相交至深、朝夕相处的首席助手周佛海，无论如何不能置身事外，见死不救，乃乘蒋介石在召见他时，破例向蒋请求。而蒋介石念及周佛海当年扈从之勤与战后助守京沪之功，也不能全然无动于衷。于是在陈布雷安排下，于1947年2月某日，周佛海妻子乃得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陪同，前往南京黄埔路官邸晋谒蒋介石。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

蒋介石皱着眉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便以低缓的语调对杨淑慧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杨淑慧得到蒋介石的许诺，趴在地上又磕了三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眼泪随毛人凤出了官邸。

二说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帮的大忙。陈果夫、陈立夫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笃厚。二人找到蒋介石，以周佛海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使国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顺利还都，不无微功，请蒋介石准予减刑或缓刑，蒋介石被二人说动了。

还有一种说法：周妻杨淑慧放出风声，态度强硬，称：“如老蒋出尔反尔，执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声名狼藉！抗战期间，委员长曾给过佛海几次手谕，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保险箱内。如佛海被执行，我就将它在报章上公布，让天下人看看，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某人是如何勾结汉奸的！”

蒋介石闻知，为不使自己“领袖人格”受损，便下了对周佛海死刑改判的特赦令。

周佛海著有《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给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蒋大为青睐，将此书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

1947年3月27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这首诗里，不难看出，周虽然被改判无期徒刑，但心仍不死，希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妻子：杨淑慧

儿子：周之友

周佛海有一个哥哥周佛生，一个妹妹周佛珍。父亲周奎久，在曾国藩属下做事。母亲姓马系福建人。1909年，父亲周奎久在前往福建赴任路途中病逝。

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直接掌握一支伪税警团，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

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转而又与昔日屡次反击的汪精卫合污，组成汉奸卖国政府，成为历史唾弃的大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