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同时载于《申报》等。为配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和尊孔读经的宣传，申称：“要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提出要由中国文化之史的发展去检讨西化东渐后中国文化动摇的原因，指陈以往种种运动失败的症结，主张今后的文化建设应以中国为本位，断言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力图恢复以“固有道德”（如四维八德）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胡适曾指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作者的精神”。陈序经更是直接提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主张相对抗，由此引发了30年代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论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

文中指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一目的依据的是“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的现实。王新命等把文化与“中国”、“中国人”紧紧关联，显然是以文化建设促进政治的独立、社会的改进。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王新命等提出“不守旧，不盲从”的建设原则，“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号召鼓舞式的“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该文体现了王新命等试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来整合各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不同主张，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论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从追求“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意义。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胡适曾指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作者的精神”。陈序经更是直接提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主张相对抗，由此引发了30年代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