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之治，或者称至元盛世、至元之隆，是指忽必烈时期出现的治世。

至元盛世这个称呼提出，最早是1984年《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的《忽必烈与至元盛世》一文，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也是承认元朝有存在盛世的韩儒林论点的延续。自此以后，用“至元盛世”或“至元之治”代称元初盛世的称谓，滥觞于中国元史学术界。学术界在讨论元代历史问题时，称“至元盛世”实乃稀松平常之事。

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一书，也将“至元之治”与贞观之治、永乐盛世并列，列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13世纪初，蒙古族在中国的北方兴起。其首领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1260年三月，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这就是元世祖。1264年八月，改年号为“至元”，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自此至1294年，统治长达31年时间。

忽必烈时，元代版图十分广大，“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尤其是西北方面，伸展到了难以计算里数的地方。中国辽阔疆域，就是在元代基本上定下了轮廓。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在行政区划方面实施行省制度。元朝的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直辖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称为“腹里”。其他地方划为十个行中书省，分别称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又简称省。开始时蒙古统治者在一些地方设行省作为临时的军政机构。忽必烈灭南宋以后才逐渐把行省的建制固定下来。

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中的省制发源于元代。不过元代每个行省的辖区要比眼下的省大得多。当时的行省是皇帝的派出机构。其官员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品级也相当，设氶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一员。行省的主要官员直接向皇帝负责，行省以下，则有路、府、州、县。

与前代相比较，元代的行政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许多边陲地方。岭北、辽阳、甘肃、四川、云南和湖广等省的边地，在元代如同内地一样设置了行政机构，征收赋税。例如辽阳行省下设有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以及库页岛。

除了已设行省的地方以外，元廷还对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

蒙古兴起时天山南北一带有畏兀尔亦都护的政权，依附成吉思汗。忽必烈继位后，为镇压西北诸王的叛乱，以阿里麻里（今霍城西北）为军事重镇，并一度在这里设置行中书省。灭宋后，忽必烈进一步加强对天山南北的治理，1281年在哈剌大州设立北庭都护府，1283年又设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元廷在这里立屯戍、征赋税，其治理方式基本上同内地一样。

从9世纪中叶起，西藏长期处于割据纷争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兴起的时候。13世纪40年代时，驻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喇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建立了密切联系。1253年，忽必烈从凉州延请八思巴到他在漠南桓州的王府。他即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主要依靠八思巴实现对西藏的治理。至元初，他设总制院，后又改为宣政院，由他任命的国师执掌。宣政院一方面要管理全国释教僧徒，一方面要管理西藏的军民财谷等事体。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宣政院设有多处宣慰使以及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

1260年三月，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四月，颁布了即位诏。他在诏书中指出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五十余年中，大兴武功而缺乏文治，所以决心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采取是推行汉法。

建立年号、国号和礼仪制度，并把都城移向中原地区。即位不久，1260年五月，他就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1264年八月，他改年号为“至元”。其后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的意思，表示国家疆域的极其广大。1266年他在燕京设立太庙，祭祀祖宗；1270年制定朝仪，采纳中原的礼仪制度。大蒙古国的都城原来是漠北的和林，1263年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八月，又改燕京为中都。起先以上都为主，但从1266年起积极在中都营造新的皇宫和城墙，1272年命名这个新城为大都（包括原有的中都），这就是北京城。

建立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确定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大蒙古国有自己的一套国家制度，但比中原王朝的体制要简略得多。忽必烈继位以后，命刘秉忠、许衡考定前代典式，参照当今情况，逐步确定了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在中央，1260年四月正式建立中书省，执掌政事。1263年设立枢密院，主管军务。1268年设立御史台，主管对百官的纠察。平定南宋后增置江南行御史台，后又置陕西行御史台。在地方上，即位之初就设置宣抚司，后改称宣慰司，主持日常军民政事。又设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御史台或行御史台。遇有征伐，在特定地区设置行枢密院，是临时机构。忽必烈订立制度，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而且尽量录用了故老旧臣，山林遗逸和具有才学的人。

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并设立国子学，用汉文化教育其子弟。未统一时，忽必烈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聘请的儒士不断向他讲述儒学的道理。即位后，他对儒学大师更加器重。中统初，即以王鹗为翰林学士，起草重要诏书，后又成立翰林国史院，由王鹗主持。1267年四月，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同年十月，又命许衡为国子监祭酒，此后，许衡长期在燕京主持国子监的教育工作。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各地的学校也有了恢复以至发展，这就有利于中原文化的保存和儒士的培养。

忽必烈推行汉法，使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后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农业封建文明，使蒙古在中原的统治。长久下去。

忽必烈对各级官吏的任用和调整尤为留心。他极为注意任用贤能，惩治贪污。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诏，但凡有不勤于工作的官员，无论汉人、回人，一律诛杀，籍没其家。另有大量以贪污、盗窃罪名被处死的。忽必烈的为政宗旨是：“顺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他还规定，如果官吏受贿或仓库官进行侵盗行为，台官“知而不纠者”，那将按程度轻重论罪；各级官吏犯赃罪的，“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如不及时揭举，则与受赃者一同论罪。

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只有半壁河山，必须灭亡长江以南的南宋，才能实现统一。

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忽必烈致力于巩固汗位，建立元朝中央集权体制，对南宋只求维持现状。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使者向南宋宣告自己即位的消息，并商谈与宋宰相贾似道达成的和议。但是，贾似道却独断专行，扣压使者消息，使南宋安于现状，没有引起重视。1261年夏，潼川安抚使刘整投降元朝，刘整为南宋骁将，熟悉南宋防务，他向忽必烈献策，建议先攻占襄阳城，由汉水入长江，可以平定南宋。忽必烈十分明智地采纳了刘整提出的正确方略。从1268年起，忽必烈派何术、刘整等攻襄阳，1273年，襄阳终于失守，守将吕文焕投降。1274年六月，忽必烈发布伐宋诏书，命左丞相伯颜和平意政事阿术统帅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决心统一江南各地。临行时，忽必烈告诫伯颜：“古时候，只有曹彬善取江南。你如果能做到不杀，就是我的曹彬。”

伯颜与阿术由汉水趋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军前锋；同时，由合答、刘整等进驻淮西，分兵从东路取扬州。1275年三月，伯颜进占建康，率军直逼临安，大军压境，南宋官员接连逃遁，仅有少数将领抗击。南宋朝廷再三遣使求和，表示称臣，只求存留境土。1276年正月，议和未成，伯颜便进驻临安东北，宋帝赵㬎无可奈何，遣使上表投降，伯颜应允，将其送至上都，忽必烈召见后，废其帝号。

此后，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保护宋朝后裔赵昰、赵昺流落广东，元兵追寻至海上，1279 年正月，困在海上的残宋朝廷在元军攻击下迅速崩溃，南宋灭亡。

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从10世纪初开始，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延续达300多年之久，忽必烈则彻底改变了这种分裂状态。

忽必烈确立了“内立诸卫，屯田阅武，居重御轻”的方针，对蒙古汗国时期在中原推行的游牧分封领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即位之后，改变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而下一统到底的制度，改变由都元帅节制探马赤军和汉军的制度，设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次，他花费三十多年时间，一边建立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同时以蒙古军“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遇征伐则遣之”，逐步确立了中央宿卫军（侍卫亲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作为保卫元朝中央统治政权的重要核心武装力量。第三，为了防止汉军世侯拥兵自重，他改变汉军由私家掌握的状况，或令汉军世侯易军为将，或令汉军世侯改任民官。对蒙古军的军官世袭制（怯薛军）也进行了改革，核心职位仍可世袭，但军队因调动分合而不再始终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倡使用铁火炮等新式武器，发展进攻型的、独立的水军和炮军，实施多兵种协同作战。他还注意用南宋降将训练军队，学习南宋在军训方面的长处。第五，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军屯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保证军队资粮的供应。

在中国历史上，漕运是指王朝把各地的赋粮运到京城。漕运可以是陆道，可以是河道，也可以是海道。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盛产粮食，但京师往往在北方，因此漕运就成了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元代的漕运以海运为主，元代京师设在大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而当时的海运条件又比较成熟，海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元廷对海运十分重视，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1291年，有关机构归并为二个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当时在造船和航海的技术上也为海运提供了条件。海运的船，最大的可装载八九千石。他们对海道上的潮汛、风信、天象等的变化规律都有仔细的观察和切实的认识。由于当时有较高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又不断改进航道，因此海运事故很少，漕船绝大多数都能安全抵达。在元代，每年都有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海和渤海的海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元代的漕运虽然主要依靠海道，但也重视利用河道，进一步改善了南北之间的运河交通。

1289年，忽必烈派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等主持修筑了一条从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西南到临清（今山东临清以南）的新运河，引汶水达于御河，赐名会通河。这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河成后，经济州河北上的船只就可以一直航。行到临清转人御河，抵达通州。

会通河开竣后，不论是从河道还是从海道，南方的漕航都集中到了通州，但从通州到大都，还有一段陆路，运输也不便利。1292 年，忽必烈命令郭守敬主持修筑一条通州与大都之间的河道。经过一年河道修成，忽必烈看到河上“舳舻蔽水”，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河。从此，海运和河运到通州的漕粮都可以直接用船运到大都。从杭州到大都，完全由南北大运河航线沟通起来。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和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在元代是一条最重要的交通线。

河海运输的发展，无疑给商业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大都是全国的交通中心。从海道、河道和陆道有许多商品进人大都，使大都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南面偏东的文明门外是通惠河经过的地方，因而是“舳舻之津”。东南面的文化门外是江南客商聚居的场所。面西南的平则门则是“西贾之派”。城里有两个主要的商业区：一个在城中心钟鼓楼的周围，有缎子市、皮帽市、鹅鸭市、珠子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一个在西南偏西的顺承门内，称羊市角头，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等。当时的羊市角头是“人烟凑集之处”，可见牲畜的买卖非常繁盛。

交通的发展，导致了商业贸易的繁荣，这也是元代忽必烈统治时的一个突出成绩。从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业贸易额是非常高的。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引起农业的发展，统治者的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统治地位，缓和了阶级矛盾。

1251年，蒙哥汗即位前后，“汉地不治”、人口锐减的情况尤为严重，大量耕地被掠夺，成为了蒙古贵族的牧场。以中书省下辖的“腹里”为例，蒙古军队所占面积就达二十多万亩，仅都元帅察罕一人就占有耕地一万五百多顷。从1236年窝阔台括户邢州到1251年十多年时间里，邢州人口由一万五千户下降到五七百户，可谓“赤地千里，人烟断绝”。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总理漠南事务，通过推行汉法恢复农业生产。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确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针对蒙古贵族圈地为牧的情况，忽必烈多次下诏保护农田，诸如：中统四年（1263年）下诏，“禁诸道戎兵及世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1275年提出“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谁得其地而无民，其与谁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上述诏令对中原地区恢复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

当然，针对祖宗肇兴之地（蒙古地区），忽必烈在鼓励游牧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漠北哈拉和林等地修建城市；在称海等地屯田；调入大量工匠发展手工业；调动和籴数以万石的粮食维持游牧经济的发展。从大漠南北的经济状况看，游牧业和畜牧业还是蒙古族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游牧经济之外，农、猎、商等多种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被人描述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上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输之苦。”

从忽必烈农业立国的国策看，蒙古地区仍然实行游牧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改变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经济思维方面，忽必烈做出了很大努力，并最终确立了农桑立国的基本国策。这表明了忽必烈作为一位蒙古族领袖的高明之处，使元朝走上了“至元之治”的发展道路。

自1260年开平即位到1279年灭亡南宋，忽必烈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经济思维转向了以农桑为本的农桑经济。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提出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紧接着他下达命令制定很多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和法规。

经略漠南时期，姚枢被忽必烈任命为劝农使。至元元年（1264年）设十路宣抚司。至元二年（1266年），成立了劝农司，并下达相关人事命令，任命粘合、忙古带等人为地方各地的劝农使。四年后该司更名后被称作司农司，主要领导为张文谦。同年的年底将该司改称大司农司，增加官员如巡行农使四人、副使四人，任命大臣孛罗兼任该司长官。大司农的建立对元朝尤其是政权建立初期的影响非常大，史书称其成果非常显著，不仅恢复了正常的生产，还引导民众大量的开垦了荒地、开辟很多新的手工业领域。从这一点来看，司农司的设立的确厥功至伟。

至元五年（1268年），采取了新的官员考核办法，即若能很好地安抚百姓，使管理区域内的流民得到安置并让他们定居发展农业，成果显著的机构或个人将会得到奖励，反之将会面临批评和惩罚。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又下达新的命令，要求地方每一级达鲁花赤及相关官员重视农业生产，规劝百姓进行农业种植，以及“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委以新民长官，不妨本职常为提点年终通考农事成员，本管上司类申司农司及户部照验任满之日，于解由内明注此年农桑勤惰赴部照勘以为殿最，提刑按察司更为体察于敦本抑末，功效必成”。大司农司的派出机构和下一级机构要经常下基层进行视察，对于贪污腐败和懒政的相关官员进行及时的查处。实行奖励措施的同时，严禁以牧伤农事件发生。通过以上的规定，更好地保护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

忽必烈认为国家有必要实行屯田，屯田在军事上有很深远的影响。据史料整理比较，元代屯田的数量多达17万顷，其数量比中国历朝历代的都要多。

广大地区经过数十年战争后，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忽必烈开始开办屯田。屯田实施以后流民得以复业，田地得到耕种。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地的屯田，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更起了很大作用，如岭北行省开垦田亩达六千四百多顷，边远地区如谦谦州、益兰州（今俄罗斯土瓦自治州境）等地也发展了农业，漠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空前的盛况。《元史》记载：“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到至大时，全国屯田达百二十余所。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五千多顷。

忽必烈还实行劝农政策，使得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建立了劝导督察农事的机构，先称劝农司，后改为司农司、大司农司。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劝诱百姓，开基田土，种植桑枣”。而且规定将户口是否增加，是否开垦土地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历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招集逃亡，鼓励开星，发展屯田，兴修水利。这些措施实行以后，使中原地区长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得以恢复，有的地方甚至得到了发展。这种情况使中原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使蒙古社会制度的封建化有了新的物质内容。

忽必烈即位后，粮仓制度逐步完善。按其所在地区及用途，大致可分为在京诸仓（包括大都城内外千斯、相因等仓）通州河西务和沿河诸仓、迤北诸仓（大都以北中书省所属上都诸路及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诸仓）、中原诸仓、江南诸仓、义仓（即社仓）、供亿仓（中央各院、司、府的仓房）七大类；按其性质，则可分为供养贵族官僚、军队之用和赈济灾民、发展生产之用两大类。

赈济灾民和发展生产之用的粮仓主要是常平仓和义仓。常平仓始立于至元六年（1269年），其法：“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义仓亦是年立，其法：“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这两种粮仓的建立对农业生产是直接有利的。

元朝前期的统治者对兴修水利是很重视，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有时为了某一工程的需要，专门设了行都水司、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过都水监工作。至元初，他在宁夏地区任职时，修复了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多条河渠，使九万余顷田地重水得到灌溉。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此外，元朝政府为了加强漕运，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了白河、榆河。

建元初年，由于常年的战乱，大量民众逃离故土，四处流浪。严重的流民问题始终困扰各级政府，地方有很多办法帮助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赋税政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下规定，江淮地区凡是进行开荒的百姓，每家每户都给予免除六年的税役的优惠政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江南地区的新办法是政府出面承认民众开垦的荒地的相关权利，并且承诺三年内不对其进行相关的缴租和赋役。经过一系列的办法，各地区的农民大量开垦土地，各地百姓有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元朝初年的流民问题得到一定的遏制。

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忽必烈非常重视科技对农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借鉴前代农业生产经验，提出诸多科技兴农的发展措施。

到元代，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之忽必烈的重农国策，推动了元代农学家对相关知识的总结，主要是官撰的《农桑辑要》和《农桑杂令》，私撰有王祯的《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罗文振的《农桑撮要》等十余种农书。其中影响较大《农桑辑要》成书、刊刻于至元十年（1273年），代表了忽必烈时期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此书系“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以颁布天下。”《农桑辑要》共分七卷十篇，包括典训、耕垦、播种、瓜菜和果实、孳畜等内容。特别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方面，成绩尤为明显。以苧麻、棉花为例，“苧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木棉植于陕左，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正因为元代植棉业推广种植，才带来了元代纺织业的大发展。《农桑辑要》刊发后，成效显著，只要是农业种植，在该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科学培育办法。以至于后来英宗、明宗和文宗朝多次重印，可见其影响深远。

忽必烈秉持“农桑之事，以备旱为先”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开渠溉田。设置了都水监、河渠司管理机构。根据相关史料，元廷至少在至元二年（1265年）就设置了都水监，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重新设置该机构并任命郭守敬兼领监事。在中央设置都水监，在地方各级设置河渠司负责修水利以及日常的修缮，以及水车的修造，各自区域内如果有因条件有限而不能修水车的百姓，官府有义务供给相应的工具和原料。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命“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以增强水利设施对农业灌溉的作用。到了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在淅西又设置水庸田司，“专主水利”。在关中设置河渠司，负责水利。

制定水利灌溉法规。至元七年（1271年）元政府在《通制条格》中规定“随路皆有水利，有渠已开而水利未尽其地者，有全未曾开种并创可挑撅者。委本处正官一员，选知水利人员一同相视，中间别无违碍，许民量力开引。如民力不能者，申覆上司，差提举河渠官相验过，有司添力开挑……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水之家均补还官。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这条记载可以看做是元代水利灌溉的法规。至元八年（1272年）忽必烈特意发布诏令：“近为随路可兴水利，遣官分道相视见数，特命中书省、枢密院、大司农司集议得，于民便宜益，皆可兴开。为此，今降圣旨，仰大司农司定立先后兴举去处，委巡行农官于春首农事未忙，秋暮农工闲慢时分，分布监督本路正官一同开挑。所用人工，先尽附近不以是何人户，如不敷，许于其余诸色人内差补……若已兴水利未尽其地，或别有可以开引去处，画图开申大司农司定夺举行，劝农官并本处开渠官却不得因而取受，非理骚扰。”该诏令对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做出具体规定。

元代的水利建设大多数完成于忽必烈时期。据统计，有元一代，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多处，这些水利设施的修复和重建极大地促进了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

至元七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通制条格》，规定了元朝的典章制度，其中的卷十六《田令·农桑》“劝农立社事理条画”是元政府管理农业生产的法律规范，对恢复元初的农业生产成效明显。该立社令文：一是关于农业生产的种植种类、水利保障；二是农业生产的监督管理；三是社会救助等。从运行机制看，形成了以元朝农村基层组织——村社和社长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恢复、完善村疃制，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以“年高、通晓农事”者为社长，专门负责本社农业生产，是司农司所属农业管理的基层组织，实行“优赏”“责罚”。对于本社村民“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在“农隙时月”组织社学，劝本社子弟入学，学习“孝经小学……大学论孟经史”等。从社长的职责看，一方面劝课农桑，另一方面勉力学校，实现农业生产和伦理教育相统一的目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具体规定农桑、树艺栽种的对象、数量、方式和方法。对于近水之家，规定养殖鱼、鸭和栽种莲藕、菱角等副业的主体、地段等。该规定对于水利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尤受欢迎。在辅助农业生产的水利灌溉方面，规定凡是能利用的水资源要“许民量力开引”，要利用河渠农闲时间“碾磨”。

在社会救助方面，规定每社设置义仓，完善仓储赈济制度，由社长主之，用于丰年储粮，灾年救济。针对影响农业生产较大的蝗虫灾害，规定了较为详细的灭绝方法。如果社内村民发生“病患凶丧”的情况，规定社众之间要“并力耕种”，相互帮助，以及“均助补买”的方法。对于无地流民，规定了政府提供荒地供其耕种等问题。

元代的村社制最初在北方中原地区推行，灭亡南宋后，又推广到了江南地区。村社制的推行对元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力不足等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

元代前期经济社会发展与忽必烈推行的重农国策有着密切关系，体现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熟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轨迹，体现了元代蒙古族文化发展的新特征。

宋朝末年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民众无法发展农业。于是在中统三年（1262年）元世祖下令要求地方引导大家开垦荒地发展农业。若有失地农民或者生产资料不具备的，地方各级官府都有义务对这些农民进行必要的帮助。在史书中有记载，1262年有一大批定居在应州的人中有将近200户缺乏生活来源及必要的生产资料，于是官府就下令赐予这些人相应的生活和生产必需的用品。至元十二年（1275年）“丁丑，以襄阳官牛五千八百赐贫民”。《元史》当中多次提到对百姓的怀柔之策。各地农民在各项举措的感召下，纷纷开始在各级官府的帮扶下进行农业生产生活。

为了防止“人心离散”，至元十三年南宋投降、元朝占领江南地区后，即下令免去南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当时，姚枢曾指出：“盐铁酒酤榷始于汉代，其后因之不废。今方新附，若复征之，人心必离散”，废除南宋苛税虽出于害怕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但客观上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至元和大德年间，元朝政府曾多次下令减免全国或地方的地税和地租。

在祖宗肇兴之地，这一办法深刻的变革了当地人游牧的生产，成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道路，长年累月的变化中农业生产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资料远远超出曾经游牧生活的获利，并且长期的定居生活避免四处迁徙，也有利于人口的发展。

一系列办法的支持下人口规模稳步提高。在前人的研究中可知人口数比北宋时超出一千余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为元代农业发展补给了重要的资源—劳动力。与此相关联的是粮食也在不断地增产增收，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认为，元代亩产比宋增长了9.4%。余也非在《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中，指出元代粮食产量比宋代增加38%。以江浙为例，每年上缴政府的税粮占到全国税粮总数的三分之一。

忽必烈在位期间，效法唐太宗礼招儒士的遗风，礼召名儒张德辉北上，张德辉又引荐姚枢、吴澄、许衡等二十余名儒士。他又下诏兴修孔庙，支持印刷儒家经籍的注释本。中统三年（1262年），特差杨庸为孔子庙学教授。至元十九年（1282年），宣召孔子第五十二世嫡孙、宋末衍圣公孔洙赴阙朝见，多有奖谕，特授宣命国子祭酒，提举浙东道学校事。

元代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在天文学、农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技入才。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与统治者大力提倡和重视紧密联系着的。

元代著名的科学家是郭守敬。1262年，郭守敬得到忽必烈的召见，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忽必烈大为赞赏，任他为提举诸路河渠，修筑了许多水利工程。1276 年，元军攻下南宋后，忽必烈决定制定新的历法，成立了专门机构太史局，郭守敬等人便着手修改制定新历。他们根据大量的实测资料，参照前代历法内容，运用数学新成就，作成新历，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天文常数值。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科技方面做出了其他重大贡献。

忽必烈统治时期，在地理学也有很大成绩。统一中国后不久，1280年，忽必烈就命都实为招讨使，对黄河河源进行了实地考察。从1286年起，忽必烈命札马刺丁、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志书，1291年书成，名《大元大一统志》，共七百五十五卷。后又扩充到一千三百卷。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志书，可惜全书亡佚，只有一些残卷存世。从残卷和后人引述的内容看出，它采录了大量资料，构成了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部巨著。此外，忽必烈时的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朱思本，通过参照书本和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舆地图》，对元代及后代的地图绘制做出了贡献。

元代的农学也有发展。元世祖忽必烈时，就有一些农书相继问世。前面已经提到，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劝农政策。为此，他在中央设置了司农司，专门管理农业。司农司为了推广当时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撰写了《农桑辑要》一书，1273年，该书编成，共七卷，约六万字，对当时元朝统治所及的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做出了比较好的总结。它记述的栽桑和养蚕方法，十分周详，超出了以前的农书。这部书编成后，元廷曾多次刻印，颁发到全国各地，对元代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元世祖时有一位农学家王祯，写成《农书》。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业的各方面问题，对南北方农事进行了分析比较，而且绘制了大量的图，这在农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些优异的科技成果，不但在国内得到广泛推广，而且还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科技文化的发达做出了贡献。

忽必烈不但建立了元朝，而且统一了全中国。从此结束了中国从五代开始的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君临全国的封建王朝。忽必烈基本上采用了汉法来治理汉地，同时又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蒙汉各族文明之间的渗透和影响，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和交融，都使得当时在他的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既延续了汉族农业文明的主流，又呈现着多元的性质。正因为忽必烈在统治之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元代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呈现了一段比较繁荣发达的而貌。

至元时期的汉人大臣王恽：“今国家疆宇民数，远胜汉唐”；“今海宇一统，自尧舜汉唐以来，未有如此之盛”。

元朝中期进士，《明史》总裁官宋濂的老师吴莱：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元末词臣苏天爵曰：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

书画家赵孟頫：世祖居潜邸，延四方儒士，谘诹善道，故能致中统、至元之治。

明朝初徐一夔：我朝许文正公尊信其说而表漳之遂有至元之治。同时代的清江先生贝琼，亦有希望元末之人能复“至元之盛”的期待。

明英宗正统元年进士刘定之先后讨论了汉唐宋元历史上的几段盛世的结束过程，其中也提到了元朝的“中统、至元之治”。

景泰五年进士何巧新在史论中认为元世祖能不分身份的拔擢南人士大夫，故而能有“至元之盛”

总体来说，元朝的统治被称为“宽纵”，对社会高层，元朝政府体现了相当的善意，可是对于普通民众，元朝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虽然短暂出现了“至元之治”，但是与其他的治世比起来，至元年间的所谓治世确实不够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