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是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的服装的总称，与当时中原地区宽大博带式的汉族服饰，有较大差异。后亦泛称汉人服饰以外的外族服装。胡服一般多穿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

胡服进入华夏，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族群的入侵，推行胡服骑射。胡服与当时中原地区宽松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裤子紧窄，腰束郭洛带，用带钩，便于骑射活动。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在进行这次服制改革前，也有一些顾虑，他知道要改变周公、孔子传下来的衣冠礼仪之制势必会受到谴累，于是便和先王贵臣肥义俗之

为了给全军作出表率，他自己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也采用了部分赵国服饰，如《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秦灭赵惠文冠

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汉末三国时期蔓延全国的大瘟疫和频繁的战争，使中国人口减少过半，西晋时期，塞外诸民族大量内迁，八王之乱后，国力衰弱，内迁诸胡趁机纷纷叛乱，在华北相继建立多个政权，并互相厮杀持续百年，史称五胡乱华。各塞外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按照本族习俗制定服制，到了北朝时期，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废除了胡俗，并以汉服为礼服。

北魏孝文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北魏孝文帝在位，曾禁止鲜卑胡服。《资治通鉴·梁敬帝太平元年》：“﹝ 齐显祖 ﹞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宣和遗事》后集：“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妇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识之。”

这位皇帝五岁时登上帝位，国家政事长期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出身汉族，她的生活习俗对小皇帝带来很大影响。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死后，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首先将首都从北方平城迁至中原洛阳，随即开始了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改革。他奖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共同改革鲜卑旧俗，禁止30岁以下的官员说鲜卑话，将鲜卑复音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本人也改姓为元，对服饰的改革更不遗余力，明文规定鲜卑人穿著汉族服装。一次在街上看到还 有妇女穿著鲜卑孝文改制

胡服流行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女子流行穿胡服骑马。它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

唐代流行于西域地区以及波斯等国的胡服卡弗坦，卡弗坦形制为锦绣浑脱帽，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著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据说唐玄宗、杨贵妃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人人学元稹《法曲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回纥汗国

据王国维氏《胡服考胡衣。如仁宗庆历铜绿

所以，宋徽宗

明朝驱逐了蒙古统治者，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当然十分重视，在刚建立政权时，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时还不许使用胡语、胡姓。后来政局相对稳定，有关诏令逐渐减少。明朝的曳撒和贴里则吸收了蒙古服装的元素。

清代满洲人统治中国后，推行剃发易服本朝满服。因此，清代的汉族妇女仍可穿著汉族服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中晚期，汉族妇女的服装逐渐满化，男子服装也有所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长衫的出现，与满洲男装不同的是，长衫是左右开衩，无马蹄袖。

胡服的一大特征是短衣齐膝，这种服装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史记·赵世家曰：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胡服的冠帽上常常有貂尾，这是由于北地寒冷，冠的造型则如簸箕，赵国接受了这种冠式，并进行了一些改制，如将原来用于御寒的貂尾改为冠上的一种饰物，插在冠的两侧，并加以金珰附蝉。几年后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赵惠冠饰的形象，在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铜镜上有所反映。

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腰带，以皮革制成，它与一般皮带的不同之处是在皮带上装有几个金属制成的饰牌，每个饰牌下连着一个小型铰链，铰链下套一个金属小环。这种小环是专为系佩杂物而预备的。因为游牧民族居无常所，平时生活所需物品，都要随身携带，帐具、炊具等大型器物多拴在马上，而一些小型器物如刀、剑、针筒、手巾、磨刀石等，则只能佩在各人身边，这种缀以小环，挂于杂物的皮带，就被称之为蹀带。西域将装有带扣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时，考虑到它的便利，也引进了这种腰带。

汉代的胡裤源自波斯沙瓦的影响。沙瓦波斯文为شلوار ，转为罗马字为shalvar，在波斯语里就是指的裤子，印度写为Salwar，土耳其写为Chalvar。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

唐代胡舞盛行，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譬如从西域康国胡旋舞杜佑所编的《通典皮靴，白袴石国胡腾舞

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蹲舞运动节奏而发出和谐的声响。这种服装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妇女在模仿这种舞蹈时，也采用了这些服饰。

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中，都绘有穿这种服装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的腰间，还系有一条革带，革带上还附缀以若干条小带，这种革带就是南北朝蹀带的遗形。

唐代最常见的是波斯胡服卡弗坦（خفتان），胡服卡弗坦是一种棉或者丝制的，长至脚踝的长袖风衣，腰间用带系拢的正装。对不同等级的胡人，也有颜色、花纹、扣子的区别。它对中亚和西域影响很大，不仅仅向北影响了维京人的民族服，西域的吐火罗人也穿，通过丝绸之路也影响了唐朝时尚，可能对满人的马褂也产生过影响。

除这种胡服以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对汉族妇女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回鹘装的流行。回鹘为维吾尔族榆林窟壁画上还可看到：其制和长袍相似，也用翻领，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则比较宽大，下长曳地；领、袖等处也镶有宽阔的锦边。脚上则窄著软底翘头锦鞋。

元代蒙古族有一种长袄，以毡革、彩锦或苎丝制成，交领窄袖，下长过膝;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彩丝捻成细线，横缀于腰数道，既可藉此束腰腰线

彭大雅《黑鞑事略紫绀徐霆在这段记载下加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耳。又用红紫帛拈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草木子服制中颇具特点的一种服装，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郝经《怀来醉歌一撒青金

清代旗装本指旗人所穿的长袍，包括官吏的蟒袍、行袍、常服袍等，都在其例。按清代礼俗，皇帝百官参加祭祀和庆典，都穿长袍。后妃命妇朝袍、蟒袍则不属其类。

清初妇女的旗装实物，在内蒙古白音尔灯荣宪公主墓曾有出土，墓主为康熙皇帝之女，这些旗装都以绸缎制成，上施彩绣，圆领、窄袖，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由此而下，逐渐放宽，下摆部分则异常宽大，在领子上还镶有一道狭窄的黑边。到了清末，经过200多年的演变，旗装的样式渐变得袍身宽敞，外形平直，高领宽袖，领、袖、襟、裙镶有宽阔的花边。

辛亥革命后，上海女性受到西方剪裁的影响并对原来的旗装作了不少改进，如将袍袖收小，袍长缩短，衣边改窄，腰身收紧，并在腰、臀部位采用了曲线，使之更为适体，变成了我国近代妇女的主要服式。

胡服之中，有所谓马卦者，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赵国采用了这些服饰，极大地方便了作战，军事力量也逐渐增强，并于公元前296年，相继灭了中山、林胡、楼烦以及雁门，向北扩展了上千里疆土，使赵国一跃而成为强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