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原是古代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古老民族，从中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

粟特（Sugda，Soγd）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人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

粟特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充当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中介，西方文化的东传、中国文化的西播都有赖于他们的媒介作用。且粟特人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民族，汉唐时期大量粟特商人移居中国内地，文献中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诸多踪迹，也有不少考古遗存遗留至今，如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墓主人都是入仕北周政权的粟特后裔，曾担任“萨保”要职。洛阳等地也发现不少粟特后裔的墓葬或墓志，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等更是著名的粟特后裔，曾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总之，外来的粟特人群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粟特人迁居中国内地后，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以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河西、关中、中原为中心，尤其集中于河西诸镇、长安、洛阳、太原等几个大城市。而南方地区关于粟特人活动的记载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南北朝对峙时期，粟特人到达南方的道路被阻隔了，无法大规模移民南方。至于唐代文献所记载的活动在长江中游的粟特人，一部分应是经由海路辗转长江及其支流而来，另外也有零星北方南下而来者。在南北朝时期，南北的对峙并未完全阻隔“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自北方南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粟特人南下的主要通道当是越秦岭、沿汉水而下，襄阳是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从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到5世纪初的刘宋时期，百年之间不断有北方士族南迁，他们是为了躲避中原和关中战乱而来。由于南迁人口众多，南方政府专设侨置州郡以处之，设在今湖北襄阳的雍州便是考虑了来自关中的移民。十六国时期康因、康穆父子先后在前秦、后秦为官。后秦灭亡后，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举族南迁，居住于襄阳岘山之南。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移民，乡族三千余家，人口估计在万人以上，由于人数之众，刘宋政权特地为他们侨置郡县，以原籍为名——华山郡蓝田县，仍以本族首领康穆统领之。关中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亚粟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正史中只记载了康氏一族移居襄阳的史实，从当时北人南下的趋势看，移居南方的粟特聚落应该不止康氏一族，数量也可能不止三千家。

南朝梁时西域贾胡，尤其是中亚粟特商胡活跃于蜀汉及吴越一带。《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郫县在今成都西北郊。文中提到的“西城”，陈寅恪先生认为为“西域”之误。何妥父为细胡，可以推知何妥家族应为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何国人，也即粟特胡人，由此说明梁时蜀汉之地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

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趁吐蕃内乱，联合粟特人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守将，收复敦煌与瓜州，遣使上报唐朝。在归义军时期（851—1035），粟特人仍然活跃在政教两界，如张议潮时期的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奕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康通信，张氏统治晚期的节度左都押衙安怀恩，继吐蕃三藏法师法成在归义军初期讲经传法的管内都僧政曹法镜，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甚至914年接替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很可能就是一个粟特人的后裔，他东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西嫁女儿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由此改善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开通河西老道，让丝绸之路再次畅通。

粟特人，中国史籍习称的昭武九姓，其原本居处的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国，如康国（飒秣建，今撒马尔罕Samarkand）、安国（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米国（弭秣贺Māymurgh）、何国（屈霜你迦Kuşāņika）、火寻（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国（羯霜那Kashāna）等等。其中以康国为最大的宗主国。其姓氏以安、康为主体，包括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史书记载的有安禄山、史思明、康进德、曹令忠、曹野那、何伏帝延、安玄朗等人。

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栗特人所筑，安国，此人似即出身安国的突厥化粟特人。

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早就创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其复数形式则为suliya，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粟特人所筑。

粟特人是中亚的商业民族。他们广泛活跃于丝绸之路上，对东西贸易贡献颇大。他们也是萨珊银币东传的主要输入者。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来华者众多，携带大量萨珊银币进行经贸活动，使萨珊银币流入草原与绿洲丝绸之路。北齐、北周和隋唐时期，粟特人更多出现在突厥、铁勒等游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队首领马尼亚赫（Maniakh）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但活跃在西突厥所到之处，利用突厥的军事活动开展丝绸贸易，而且还受命于西突厥可汗室点密，作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为突厥与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积极扩展了丝绸贸易范围。这些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的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就是自身携带的萨珊银币。伴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萨珊银币行用范围扩展到草原游牧部族，进而弥漫于欧亚草原，形成了草原银币贸易圈。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

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袄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了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例如“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了。

随着有关粟特人进入中国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实证不断被发现，特别是虞弘、安伽墓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潮，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2003年6月发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出土石刻图像内容涉及汉文化、祆教和佛教等，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至“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 以得利多为善”。学成了更须独立生活。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官府。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

粟特人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性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

粟特人属剪发型民族。《魏书·西域传》记“康国丈夫剪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亦云“此中胡国并剪发”。按波斯发型为剪发齐 项，粟特人大约也是如此，《康国传》记其女子盘髻，然品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则为梳五辫，左右各二，脑后一，则妇人的盘髻也是由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国人还有以发油美发的习俗，杜环《经行记》记粟特人“以香油涂发”。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1记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则皂衣。”黑色乃丧服的颜色，忌服用。由于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级的差别，其余花色亦各凭所好，所谓“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夹用绿花，一般戴尖顶虚帽，大约是古塞人遗俗，有的帽子还有前檐；曰卷檐虚帽，便于遮阳远视，宜于长途旅行。其服装以窄袖紧身为特征，讲究突出身体线条，玄奘记其人“裳眼褊急”，刘正言诗云“胡衫双袖小”，就是这一特征的显现。粟特人的腰带特别讲究，有所谓万钉宝钿金带，即在革带上装饰以各种珠宝，上佩刀剑，品治肯特壁画对此有生动描绘，下穿长筒革靴，便于跋涉风沙，舞伎则穿锦软靴，刘正言诗云“弄脚缤纷锦靴软”，此外还有软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欢穿这种鞋。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如今的抓饭必 须放胡萝、和洋葱，其时洋葱已栽培，但胡萝卜、尚未传来，与今抓饭略有不同。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烧饼。元耶律楚材至河中还吃到鸡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养鸡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

粟特的历法直接继承波斯的影响，实行祆教历，这种历法分全 年为365天，12月，每月一律30天，余5天搁置，一年差6小时，4年差1天，因此，每4年岁首提前1天，故我国史料对粟特岁首记 载不一，杜环《经行记》云“其俗汉五月为岁首”，韦节《西蕃记》说“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新唐书·康国传》则云：“以十二月为岁首”。记载差异正是由于岁首推移的结果，七曜制的发明则乃粟特历法的重要特点，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为一个周期，又称星期，至今仍在通行。

粟特人的节庆，依蔡鸿生研究，主要有三，即岁首节、葡萄酒节、乞寒泼水节。岁首节即年节，韦节《西蕃记》记此节连续庆祝七天，举行赛马及射箭游戏，射中者可为一日王，显示了金钱崇拜的力量。粟特人有陈宝斗富的习俗，每次聚会时，在做的所有的人都把身边所带的宝物拿出来，相互斗宝。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财物的多少分列。这同明代徽商以资财多少选祭酒，定座次的风俗完全一致，反映了重商民族的本质特色，推测似乎也是在岁首节举行的。岁首节还例行祭祖仪式，“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民家大概也仿行之。年节又是求天儿骸骨节，这是个同祆教有关的宗教节日，粟特“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黑色棉衣），徒跣，抚胸号泣，涕泪横流，丈夫、妇人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儿骸骨，七日便止”。这位失骸骨的天儿就是多尼·耽末子，起源于古巴比伦时代，对于他的祈求反映了对作物生长枯而复生的复荣愿望，传至粟特，天儿演变为西耶乌什的英雄传说，这位英雄在安国建立捕喝城之后惨遭杀害，因于岁首凌晨举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寻找天儿骸骨，既是郊游，又是对大地回春的祷祝。

乞寒泼水节为十月三十日，原为波斯节日，相传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时期出现苦旱，幸得国王相救，因之每到此日，便以水相泼为戏。 “乞寒，奉西国外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以乞寒也。”这一节日对塔里木绿洲诸国影响甚巨。又有葡萄酒节，据阿里·比丘尔云五月十八日乃是里巴巴花拉节，又作巴米花拉节，意即饮纯葡萄浆，二十六日卡林花拉节，意为品圣葡萄，此节一直延续至八月九日，后来演变为清代维吾尔人的收获节。

宗教信仰呈现多元

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多元文化色彩，主要有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后来还改信了伊斯兰教。

佛教在贵霜王朝时代曾为中亚地区的主体信仰，后来随着萨珊王朝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祆教的复兴，虽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势力。其国“俗奉佛”，“颇有佛法”，有史料记米国遭受西突厥肆叶护可汗侵扰，毁佛伽蓝，掠去大量金宝，安国佛教寺院规模宏大，佛像饰以金宝，大食攻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鸽蛋大小的珍珠两颗，可见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

信仰祆教

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祆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从事丝绸的中转贸易的同时，还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粟特人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中国贩易，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个移民聚落。粟特人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 到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他们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其复数形式则为suliya，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

文化

粟特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绘画、音乐、舞蹈都非常发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赞北齐粟特画家曹仲达的“湿衣贴体”的画风，这种画风在品治肯特的大幅宏伟壁画中充分显示出来。在音乐方面，康国乐、安国乐皆名闻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为北齐主封为郡王。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柘枝舞则胡帽银带，帽上饰金钤，舞时佧转有声。又有胡腾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腾起，而又颇作醉态，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有人认为我国武术中的醉拳就承袭了胡腾舞的某些动作。壁画中还绘有二人对弈图，所弈者乃是源出波斯的国际象棋。我国象棋与此同源，可见这一棋类也是以粟特人为媒介传入的。

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系东伊兰语，早就创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其复数形式则为suliya，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运贸易，唐代，新疆蒲昌海（罗布泊）、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甘肃敦煌、酒泉、武威，以及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还久居长安。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粟特人所筑，入唐后王方翼扩其形制，招徕胡贾，定为北道征收过往商税的关卡所在。后又置为碎叶州，州刺史安车鼻施名见于神龙元年所建之乾陵蕃臣碑题铭。安指安国，此人似即出身安国的突厥化粟特人。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王、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栗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

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祆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了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例如“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了。

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穆格山文书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

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 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至“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 以得利多为善”。及成了更须独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宫府。

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对于数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规模并不算小，这是因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

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性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妇言是用，男子居下”，无非反映正妻尚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在交际场合男性推崇妇女以为骑士风度而已。

粟特人属剪发型民族。《魏书·西域传》记“康国丈夫剪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亦云“此中胡国并剪发”。按波斯发型为剪发齐 项，粟特人大约也是如此，《康国传》记其女子盘髻，然品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则为梳五辫，左右各二，脑后一，则妇人的盘髻也是由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国人还有以发油美发的习俗，杜环《经行记》记粟特人“以香油涂发”。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1记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则皂衣。”黑色乃丧服的颜色，忌服用。由于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级的差别，其余花色亦各凭所好，所谓“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夹用绿花，一般戴尖顶虚帽，大约是古塞人遗俗，有的帽子还有前檐；曰卷檐虚帽，便于遮阳远视，宜于长途旅行。其服装以窄袖紧身为特征，讲究突出身体线条，玄奘记其人“裳眼褊急”，刘正言诗云“胡衫双袖小”，就是这一特征的显现。粟特人的腰带特别讲究，有所谓万钉宝钿金带，即在革带上装饰以各种珠宝，上佩刀剑，品治肯特壁画对此有生动描绘，下穿长筒革靴，便于跋涉风沙，舞伎则穿锦软靴，刘正言诗云“弄脚缤纷锦靴软”，此外还有软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欢穿这种鞋。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现在的抓饭必须放胡萝、和洋葱，其时洋葱已栽培，但胡萝卜、尚未传来，与今抓饭略有不同。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烧饼。元耶律楚材至河中还吃到鸡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养鸡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

粟特移民最终融入了汉族，具体表现在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终与汉族无异。不同民族间的广泛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唐代入华粟特人的通婚状况以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为界前后有显著变化。安史之乱前很好地保持着本民族内部以及与其地缘联系非常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习惯。安史之乱后本民族内部通婚明显减少，几乎不见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与汉族通婚的现象则显著增加。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例子见有粟特人与吐火罗人罗氏、酒泉单王之后唐氏等。安史之乱后洛阳粟特人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显著增加。

丧葬习俗的汉化是入华粟特人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从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中原之土葬转变、流行墓志铭和夫妻合葬、存在家族墓地并流行归葬先茔以及丧礼表现形式的转变等诸多方面。

文化认同是区分人群的重要因素，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粟特移民逐渐接受、遵循汉族传统文化儒学，习文儒的情况十分常见，有的甚至科举及第。随着粟特人儒学素养的提高，出仕任文职也逐渐增多。对成为汉民族一员的认同也表现在墓志中对祖宗的追述即关于自己家世渊源的描述上，许多墓志中开始模仿汉族世家大族描述自己的郡望，甚至开始将族源上溯至西周时期。如康氏自认为是西周卫康叔之后。粟特移民汉化的趋向也表现在取名的习惯上。早期名字多是粟特语音译而来，后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名字开始使用汉人常用名。至此，从名字上看他们已经与汉族无异。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

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 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

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

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

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可以与杨贵妃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