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二年（842）吐蕃王国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在河西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张议潮乘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归降唐廷。以后，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

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更名议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归义军政权吸取了张承奉失败的教训，他们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联姻等办法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往来的新关系，以图共存。同时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奉中原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内则继续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归义军政权，以扩大政治基础。这些措施使曹氏归义军政权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也得到了境内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敦煌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和各地僧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断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损的佛经，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

教典籍带到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在沙州十七所

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们的尊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亲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当时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对西州和于阗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专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下层僧徒所承担的劳务日益增多，高利贷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支柱。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世俗政权的扶持。

敦煌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