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_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边缘科学

社会语言学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边缘科学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科学。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

概况

在当前中国，“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等有相混的地方，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为好，给“社会语言学”一个较为固定的内涵、一个较为稳定的外延，不能作为一个“漫无边际”的“糊里糊涂”的概念。

社会语言学在当前中国，主要是一些研究方言学的学者在做，或者说是一些学者从方言学的领域中转移过来的。这有一定的原因，方言与文化、方言与民俗之间，等等，本来就关系较为紧密，这也是促成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一个原因。

社会语言学将从以下两个领域进行探索：

第一，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引起语言（诸因素）的变化，其中包括社会语境的变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

第二，从语言（诸因素）的变化探究社会（诸因素）的变化。

在第一个领域中，社会是第一性，社会有了变化，才引起语言的变化。在第二个领域中社会仍是第一性，但未会有像语言相对论者所认为，有什么模式的语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或者社会文化。

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新术语。该命题说的“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新术语。该命题说的“共变”似乎指语言是一个变数。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

代表人物

索绪尔

索绪尔（Saussure，1857-1913）首先提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他认为Language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Langue）即平时人们研究的语言系统或是总结语言的使用，例如语法，句法，词法等；

另一个方面便是言语（Parole），即社会语言学，语言的当代的使用偏好，与当代社会相关联的研究方向。

但并未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

布莱特

布莱特（W.Bright，1966）认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变异。

研究内容涉及七个方面：

1.说话者的社会身份；

2.听话者的身份；

3.会话场景；

4.社会方言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5.平民语言学；

6.语言变异程度；

7.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他的视角涉及语境、语言的历时与共时。他的重点放在“语言变异”上，社会语言学本身也是以变异为立足点。

费希曼

费希曼（J.Fishman，1972）他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微观社会语言学以语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方言和语言变异，考察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宏观社会语言学则以社会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在社区组织中的功能。费希曼是将社会语言学二分为宏观和微观。他是关注的是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

海姆斯

海姆斯（D.Hymes，1974）提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有三项：

（1）既有社会目标又有语言目标；

（2）社会现实的语言学，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从事的工作；

（3）社会构成的语言学，旨在探究语言在使用中的范围广泛的理论。

海姆斯特别强调社会语言学的目标应该具有广泛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

祝畹瑾

她将研究内容细分为五个方面：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和按照各种属性划分的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

（2）各种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交谈的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

（5）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她的界定主要是关注言语共同体、语言变体、语码转换、社会与变体的联系这几个方面。

杨永林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

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结构，二是社会语境。还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语言结构是传统语言学关注的一部分但是社会语言学的特点是把语言和会话者的背景，所处的语境作为研究的部分。重视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影响。

游汝杰、邹嘉彦

游汝杰、邹嘉彦指出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学科名称是由社会学（Soci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Social Linguistics，基本涵义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

二是Sociology of Language，基本涵义是：从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从研究方向来界定社会语言学，简而言之，前者是从社会研究语言，后者是从语言研究社会。

陈原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辞书学会顾问，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国际控制论学会会员，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

著有《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在语词的密林里》等。《人和书》是他在《读书》上开设的专栏文章的结集。

陈原从三十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有一些译文和著作。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曾谦逊地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语言学的道路。他的第一本语言著作《语言与社会生活》正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六万余字，内容涉及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

作者首先用一些语言事实论证社会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语言词汇产生巨大影响，接着讨论了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几种特殊影响。

一是不同时代存在的一种把语言化为灵物来崇拜的迷信现象，特别举出“文革”中的很多实例；

二是对语言的污染一一滥用外来词，他认为“洋泾浜”是语言污染的顶峰，是应该完全加以否定的；

三是社会互相影响造成语言间的借词，讨论了汉语借词的历史过程，特别讨论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术语的国际化、标准化与规范化问题。

该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讨论由于交际的种种需要而出现的委婉语。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接触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语言现象，文字流畅，言词犀利，作者鲜明的爱憎跃然纸上，作者在“前言”中说：“这六万字的笔记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小学生同文化专制主义恶棍们作斗争的记录，……也许可作为这个动荡年代一个小小侧面的反映罢。”虽然是自谦之词，但恰恰说明它的时代特点。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一书是《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续篇和发展，是有关社会语言学若干理论问题和若干实际问题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在国外虽然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社会语言学。

在全书开始的几章，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一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这三点是作者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出发点。与上述观点相关，作者又从信息论的角度阐明了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或作为信息系统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第十章“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的变化”与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是全书论述的主题。这两章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照我的理解，这门学科一方面应当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另一方面要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的遗迹’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

在第十章中他通过各种语言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变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新语汇，有一节专门从配偶称呼的变化说明出现新事物或新关系时必然产生新语汇。也就是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当社会生活停止的时候，语言才不起任何变化，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作者最后指出，语言的变化是许多因素，时间、地域、社会、社会集团等等促成的，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阐述如何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遗迹中去探求社会生活的变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十二个论点，着重说明可以从语言的变化探求社会现象的本质。在这一章里，作者又特别比较一些语言，亲属称谓及称谓语的不同与变化，来考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与变化。还从甲骨文等古代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来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图景。

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者还考察了语言与思维的若干问题，接触了模糊语言的问题，说明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废除的，但在一定的交际场合也不完全排除精确信息，全书的最后几章又对《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如语言的互相接触及借词问题，术语及缩略语的社会作用问题；委婉语与语言禁忌问题等。最后作者还讨论了语言感情与国际辅助语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语（ESPERANTO）实践了近一百年之后证明，这种方案作为国际间的辅助交际工具是有希望的。

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效能——《一个社会语言学者的札记》（1983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写成的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文章开头介绍了与语言学有关的信息论的几个术语，如信息量，最大信息量及由此派生出的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多余信息等。他指出，社会语言交际活动不但要求最经济的条件下传递最大信息量，而且讲求这个消息能引起最佳社会效能。

他举了十个用例说：

1.传递一个信息，力求达到这个消息的最大信息量。因此在时间紧迫的交际场合（如球赛暂停时教练对队员的临场指导，电报电文）就要求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有时不用语言，只用某种符号（如交通方面所用的各种标志）。

2.在社会交际中消息的传递还讲求最佳效能，即能引起最好的效果。为取得最佳效能，必须符合社会准则，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心理状态等社会因素，不光是纯技术问题。

3.为使主要信息达到最大值，同时取得最佳社会效能，有时要排除冗余信息，减少次要信息，有时却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意识地增加冗余信息，如对主要信息的重复，加大音量或印成黑体字，将容易引起歧义的部分重复一次或多次，将主要信息的同义词或补足的多余信息加上去，适当地辅助以次要信息等等。

4.有时为了达到最佳社会效能还需加上感情因素，特别是在处理潜信息的场合。

此外，陈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辞书编写及世界语的论文。

学派

社会语言学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1.交际民族志学

交际民族志学主要从语言的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它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言语运用所带来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区的社会语言学资源、实际言谈活动中上述资源是如何被开发和利用的等等；

2.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策略和具体差异；

3.交际社会学

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际策略；

4.语言习得

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把语言的本质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儿童的语言习得就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5.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常用大写的CA来替代），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对话，为其他关心实际言谈的社会语言学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

6.语言变异研究

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Washington，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精心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

他发现，不同的r发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r音，有人发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发。

经过统计，他发现，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r音的百分比比较高（分别为62%和51%），而下层的职员发的比例则相对低得多（只为20%）。社会语法学（Sociogrammar）是当代社会语言学最前沿的分支学科之一。

它以生成语言的社会程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理想化的内省方法，注重对自然语料进行社会化处理和结构化处理，以程序为本位，以解释为研究取向。语法是生成语言的社会程序。遭受句（如“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中的“遭受”类动词移位迫使“遭受”的主要相关成分成为句末信息焦点，生成程序是所有权原则。

小称是一种借助形态而表小的语义特征，其形态标记主要有重叠、音变、词缀等三种，生成程序是突显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