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盛世指明朝前期的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也称“永洪宣盛世”“永宣之治”，为中国历史五大盛世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驱逐元朝残余势力出漠北，一统天下。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的励精图治，开创了三十三年（1403—1435）的繁盛局面，大明王朝统治进入鼎盛时期。

永宣盛世出现为十五世纪上半叶，所处的时代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个历史阶段具有以下时代特征：

第一，在封建社会晚期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封建的经济，还是封建的政治、文化都还在发展，或者说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上，垦田面积增加迅速，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技术的进步，高产作物的引进，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匠籍制度逐步废除，手工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民营手工业迅速发展，生产改进，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商业中心城市出现，中小城市不断增加，长途贩运的发展、国内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市场形成规模。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君权不断扩大，改革地方权力机构，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中央；改革中央权力机构，使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于皇帝；设置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推行里甲制，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封建法律进一步完善。文化上，理学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心学出现，实学成长；应用科学发展；市民文学繁荣。

第二，这个时期毕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期，封建制度一方面虽然还有所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却已经开始崩溃。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并且日益没落。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激烈，逐渐集中，地租剥削和徭役负担沉重，大批农民纷纷破产，流民增多，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反抗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的土地制度，标志着农民的反抗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君权的加强，随之而来的是宦官和权臣的专政，以及吏治的败坏，加上财政枯竭，边患严重，因此封建统治经过短短的鼎盛期之后，就进入了它的衰弱时期。封建统治日益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救，曾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却扭转不了封建统治衰败的趋势。这个时期，封建制度虽然没有完全崩溃，但是崩溃的趋势已经开始。

第三，封建社会晚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就是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由于农业生产力明显提高和民营手工业的迅速成长，封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雇工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历史前提。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何时尚存意见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某些手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至明末清初曾一度受阻，18世纪以后，又有所发展，而且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中也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缓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也没有建立起来。

永宣盛世正是在具有这一十分鲜明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即明王朝统治的初期出现的。

明王朝的统治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生息”政策是分不开的。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准备削除朱棣。结果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即皇帝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

明成祖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就开始建造紫禁城宫殿，到永乐十八年（1420）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将明朝首都迁到北京。从此以后，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虽然明仁宗有意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准备开始实施定且把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但是他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迁都南京计划因而搁浅。

明宣宗并未参与其父的迁都南京计划，其政策不偏向北方。这样，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劳心。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1424—1435）成为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

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明成祖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

仁宣时期改革科举取士法，严格任用和考察官吏制度，严厉控制宦官，打击贪官污吏，使吏治清廉。在用人制度上，也改变了前朝偏重进士，排斥吏员的现象，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从明仁宗始，设立巡抚制，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督察。通过一系列打击整肃，贪赃行贿现象逐渐减少。赵翼《廿二史劄记》称：“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耳公于清议。”

明宣宗有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某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明宣宗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因某工部尚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而明宣宗认为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气，用不着借修佛塔来“求福”，故斥责了他。

明成祖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变化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

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小差，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到三年（1428）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另外，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条增至19条；四年（1429）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条。同年，他为了表示对军事和提高军队士气的关心，在北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难忘的公开军事检阅。京师在训的部队定期随御驾巡视北方边境和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明成祖御驾亲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明成祖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永乐十年(1414)，明成祖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

永乐十七年（1421），明成祖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明成祖的连续打击后，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但即使是土木之变，明朝也是迅速动员兵马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明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明仁宗病逝，明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他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明成祖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明宣宗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叛军没有坚持多久就被明宣宗击败了。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明宣宗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赵王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明宣宗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明宣宗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并请求朝廷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明宣宗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明宣宗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实行土司制，归属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其疆域远在汉唐之上。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大明的属国。

永宣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他重视农业，注重民情，兴修水利。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明仁宗即位后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他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他在短暂的统治时期，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明仁宗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他告谕户部说：“农者生民食衣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候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谣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

明仁宗特别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洪熙元年（1425）二月，明仁宗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务和劳役。

明宣宗即位后同样延续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明宣宗了解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回京后，明宣宗作《耕夫记》一文，给蹇义、杨士奇等近臣看，其中说：“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

此期间的粮食产量继续增长。洪武年间平均每年税粮二千余万石，永熙宣年间平均每年税粮增至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官私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时期最大的文化活动就是编纂类书《永乐大典》，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永乐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集中了2100余名各层次学者，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其中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它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自有重要地位。

除此，明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纂《明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列女传》等史地、论理纲常、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30多种。时间显短，成就可观。后人对此评价说：“帝（成祖）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可以想见永乐时期文化之盛。

这个时期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明仁宗在思想上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他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明仁宗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明仁宗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明仁宗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明仁宗对科举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明仁宗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永宣盛世是明朝艺术的黄金时期。历时仅33年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璀璨一页。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明代永宣时期在众多艺术门类的创作之中，大都取得了傲视古今的成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

永宣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瓷器完全摆脱了元代瓷器的影响，开创了以器物大小适中、胎体厚薄适度、装饰纹样疏朗、文人气息浓郁等为特点的御用瓷器新风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擅长丹青、深谙艺术的永乐、宣德皇帝的审美趣味有密切关系。当时景德镇御窑厂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所烧造的瓷器品种多达30多个，可谓品类丰富、洋洋大观。特别是其中的青花、甜白釉、鲜红釉瓷，被后人誉为“三大名品”，其青花瓷器则被推为明代青花瓷器之冠。永乐和宣德时期被称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明、清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中的绝大多数在此时都已具备。永乐的青花瓷器，胎釉精细、釉层肥润、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宣德青花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釉面多桔皮皱，发色浓艳，青花纹饰以花卉、动物、龙纹及人物故事为题材。宣德青花瓷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峰，成为中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明代晚期，社会上刮起一股收藏和鉴赏古董之风，永乐、宣德御窑瓷器凭借其优良品质和文人品评，备受世人追捧，价格骤增至与宋代官、汝窑瓷器相匹敌，由此亦造成仿制永乐、宣德御窑瓷器之风盛行。

明朝永宣时期人口变化不是很大，总体上稳定在五六千万之间。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初年，明朝总户数为9685020户，人口为50950470人。根据《明宣宗实录》，宣德末年，明朝总户数为9940566户，人口为52083651人。

明成祖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慎重，“四夷顺，则中国宁”，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注重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注意政策的实效；在军事上剿抚并行；经济上减免税负，加强贸易往来，实施屯田；文化上，积极推广中华文明。

永乐时期，明成祖继承明初朱元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同时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仁宗在位期间，选派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被合并已有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明成祖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明成祖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明成祖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自此以后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间，郑和又先后六次出海远航。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明仁宗时期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

明宣宗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明宣宗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明成祖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明成祖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明代永宣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类，且呈现出社会等级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障；业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生活质量的改观，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其社会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养老、存恤孤贫以及优抚军人等方面组成，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诸如救荒政策不力、养老政策受惠者极少、养济院经营奸弊百出及优抚将士差距甚殊等，导致了社会严重的流民问题。

永宣时期，农业经济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与农业分离的倾向也愈加明显，在东南沿海以及长江、大运河沿岸尤甚。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日益繁荣发展起来。明代的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呈现出种类繁多的特征。据《上海通志》记载，明朝永乐年间，出现民信局，又称信局，上海县有协兴昌等信局。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日益繁荣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里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便应运而生。他们分别以己之所长，在城市里经营谋生，同时客观上也为明代城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人的出身一般有三种：一是破落士绅子弟，二是科场失意的士子，三是略通文墨的下层市民。他们靠撰写戏文乐谱、演戏、说书、弹唱、演杂技、绘画、教书、记帐、行医、相面、算命、拆八字、看风水等等以为生计。

永宣盛世时期，对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贵州全境、广西北部、云南东部（云南的西部置乃是历史上的南诏国）、湖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改革，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据《明史》七十七卷载：永乐初，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挥提督之”。垦荒屯田“永不起科”，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垦荒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于是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时期，西南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永乐皇帝在位期间，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熙、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

《明史》对永宣盛世作出极高的评价。《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云：“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史家盛赞仁、宣时期，“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明史卷八·仁宗本纪》）或“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间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卷九·宣宗本纪》）。而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最强，“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陈梧桐、彭勇编著的《明史十讲》认为：明初的永宣盛世从总体上来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堪与前代的文景之治、贞观开元盛世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