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政是赈济灾民以维持政权统治的政策。《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十二荒政”说：“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 (讥察)，七曰眚 (省) 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因灾荒将加剧社会动荡，激化阶级矛盾，对封建政权的维持构成严重威胁，故自先秦以来历朝均较重视荒政，采取诸如平籴、常平仓、移民、减税、发放钱粮等赈救措施。

荒政是中国古代政府因应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

中国很早就有所谓的灾难，例如地震、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在荒年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执政者很早就发展出荒政，《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绝。”。西周时期荒政已初具雏形。《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荒政十二”包括“散利”、“薄征”、“缓刑”、“驰力”、“舍禁”（取消山泽禁令，准许百姓狩猎）、“去几”（免除关市征税）、“眚礼”、“杀哀”、“蕃乐”（不准歌舞作乐）、“多昏”（昏通婚，鼓励婚嫁）、“索鬼神”（祈祷降福）、“除盗贼”。

先秦时代已出现“劝分”，属于一种社会救助现象，所谓“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黄震说“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也。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富者种徳，贫者感恩，乡井盛事也。”为了激励地主赈灾，北宋天禧元年二十五日，“诏诸州官吏，如能劝诱蓄积之民，以廪粟赈恤饥乏，许书历为课。”

南宋董煟编著《救荒活民书》是第一本救荒专书。俞森编纂《荒政丛书》，“辑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董煟，于明以来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钟化民、刘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总结清朝以前的救灾措施。《古今图书集成》收集有大量灾荒资料，见诸于食货典、乾象典、职方典。乾隆十年（1745年）共免“额征正赋二千八百万两有奇”。

荒政问题自古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古代史学中经世致用传统的具体表现。自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上世纪20-40年代，为其起步阶段。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天灾人祸相互影响，成为伴随旧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象。在此大背景下，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荒政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的不断涌现，荒政史的研究在三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可称得上是对此阶段荒政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总结成果。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荒政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荒政史的研究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荒政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荒政史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荒政史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纵观上世纪来荒政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对荒政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荒政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并从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徐钟渭《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经理月刊》第2 卷1期，1936年1月)对中国古代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认为荒政乃“一国兴亡之所系”，至周代时已大备，后世荒政原则上都不超出此时，仅略有变通。并从赈贷、平粜、蠲减、鬻爵、移民等方面分析了历代的荒政制度。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可谓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期)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影印第1版)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粗线条的勾勒。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 期)认为中国古代荒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肯定已出现了雏形；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日臻成熟；从元代起，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渐至鼎盛，清代是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

总结荒政的时代特征荒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的荒政活动在荒政史上都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学界关注和重点论述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关注的是那些统治时间较长、政治上确曾出现过安定局面、荒政执行得比较好的朝代，如汉、唐、宋、明、清，而汉、宋、清又是关注重点。

学界一致认为汉代荒政措施和制度已经较完备，对于抵御自然灾害、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有积极意义。并对其特征、弊端、文化效应、建设原因等有所探讨。陈业新《两汉荒政特点探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认为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实施的程序化、经学印迹突出、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效果受吏治状况制约等特点。在其《地震与汉代荒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汉代政府救灾中的勘查灾情、监督救灾落实等举措都值得肯定。但存在赈济标准较低、救灾措施施行受政府财政状况制约、偏重统治阶级利益及救荒多为被动之举等弊端。张涛《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认为经学对汉代救灾政策的制定、劝勉官吏进谏帝王重视救灾活动都有较大影响，但东汉末年影响日渐减小。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认为经学促使汉代统治者对荒政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对其荒政措施也产生了较深影响，但最终决定成效高低的，还是当时的经济水平，统治者的腐败与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刘少虎《两汉荒政建设原因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认为以经治国的统治思想、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原则及环保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崛起，是汉统治者重视荒政建设的主要原因。他在《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益阳师专学报》2001 年第1期)中认为两汉荒政对整个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化，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化、规范化；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使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既有利于汉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对汉代荒政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欺骗。张文华、胡谦《汉代救荒对策论略》(《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汉代荒政也有论述。

宋代荒政是中国古代荒政的转型阶段，学界有如下认识：华文煜《宋代之荒政》(《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第1卷第4期)从增加食粮生产、调节食粮供求、减轻灾民负担等方面分析了宋代荒政，认为宋代对增加食粮生产之政相当注意，同时仓制在宋代荒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张文《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将两宋赈灾救荒措施分为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并考察了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也意味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对宋代防灾及救济措施也有阐述。

学者们大都认为清代集我国古代荒政之大成，并将其发展到较高的水准上。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是论述清代荒政的专著，他从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等方面对清前期的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但道光后收效甚微。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 1840——1919》一书对清代荒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救荒之弊也有论述。杨明《清朝救荒政策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从救灾、发赈、减粜等十个方面分析了清代救荒的措施，并认为已往对劝输的评价有失偏颇，劝输确于赈务有济，起了一定的救急作用，并对世风民心的改善大有补益。对清政府确于灾荒实力救济。叶依能《清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认为统治阶级高度重视、救灾措施制度化、救灾支出浩繁、办理赈务组织周密、立法严格、陟黜分明是清代荒政的特点。倪玉平《试论清代的荒政》(《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从救灾与重建角度论述了清代荒政，认为其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受国力强弱和吏治好坏影响。其《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一文与此结论相似。

以上文章也分析了清代荒政存在的弊端，如赈济有阶级、种族、地区差别，各项荒政受益对象不同，国力强弱和吏治腐败影响了荒政作用的发挥，并指出，清王朝的覆灭与其后期自然灾害频发和驾驭自然灾害能力失控不无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对清代荒政的弊端进行了研究，谷文峰、郭文佳指出清代荒政中的弊端一是社会政治因素导致的荒政弊端，二是救荒政策本身的漏洞。并认为，从总体上看，前清执行的比较认真，道光以后，荒政弊端丛生，有名无实。(《清代荒政弊端初探》《黄准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吕美颐列举了清代灾赈中存在的弊端，又审视了清廷自上而下所采取的防弊措施，认为清代虽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但因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避免赈灾中弊病的滋生与蔓延。(《略论清代赈灾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郑州大学学报》 1995年第4期)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和政府的整治措施进行了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尚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有效地贪图私利的本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制度了事，应该从管理和技术上作理为具体深入的分析。

此外，对其它朝代进行关注的还有：潘孝伟对唐代荒政的总体特征(《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减灾思想和对策(《唐代减灾思想和对策》《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减灾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之关系都有论述(《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王先进《唐代太宗朝荒政述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则从荒政角度论述了“贞观盛世”出现的原因。陈关龙《明代荒政简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论述了明代荒政的特征和弊端，认为明末大灾难的来临是由生态危机触发经济危机所会崩溃的相互激荡，最终导致明王朝灭亡。李鸣《明朝救荒立法述略》(《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则对明朝以立法保障救荒的特色进行了分析。

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在荒政中的作用救荒并非完全政府行为，它有赖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因此，不同阶层的人物都在救荒活动中都做出过贡献，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历代帝王、封建士大夫是古代社会荒政活动的主持者和倡行人，这自然是关注的重点。张天周《乾隆防灾救荒论》(《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对乾隆防治思想和实际实行进行了考察，认为强调超前做好赈灾准备是乾隆抓荒政建设的突出表现。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对各社会政治精英的荒政活动则侧重于各案研究，黄源澄《朱子在籍在官之救荒概略及其评议》 (《国专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对朱熹的救荒活动并进行了评价，认为朱子已自觉运用了今人的调查、统计和预算方法。贾玉英、赵文东(《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及邹枋(《朱熹的救荒论与经界论》《建国月刊》第10卷第1期1934年1月)对此也有论述。另外，对刘宰(刘子健《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张之洞(卢世菊《张之洞赈荒述评》《武汉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林则徐(王卫平、顾国梅《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以汪苏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 2002年第1期)等人的荒政活动都有学者论评。

对各社会阶层荒政活动的研究，则集中在商人、洋务派和外国传教士等几个典型代表上：商人在救荒活动中扮演着复杂而重要的角色，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赵全鹏、袁德《宋代的商人救荒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商人在救荒活动中有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一面，但在灾荒发生后把其它地区的粮食贩运到灾区，客观上起了救荒作用。因此宋代一些封建士人主张利用商人救荒，并为其创造条件。作者指出这种思想在宋代的涌现是区域性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状大的结果。卞利《明清时期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3日)分析了徽商在明清时期捐助与赈灾的活动与作用，认为徽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义举，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基础。

洋务派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传统荒政的近代化也有其特殊影响，对这一点，学者们给以了较高评价。谢高潮《晚清洋务派恢复社会经济的荒政主张与活动》(《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认为其主张的农工商各部门相弥相补，发展大农业的认识有现代眼光。夏明方《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指出洋务思潮中出现了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减灾备荒的趋向，试图建立一种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救灾备荒体系，使得中国救荒理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但其实施还存有问题。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戍奇荒”》(《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也对洋务派在“丁戊奇荒”中的赈济活动和有益经验进行了关注。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对传教士的救荒活动曾有论及，但过分强调其利用赈济赢取人心的一面，评论也有失公允。夏明方《论1876至1879年西方新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 期)认为西方新传教士1876至1879年间对华的赈济事业，第一次将西方国家的救济事业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赈灾机制的诞生，也使得西方的传教事业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陈彩琴、朱晓虹《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对先秦诸子的救荒策略也有讨论。

对具体荒政措施在其它荒政论著中有简单论及外，对赈济、蠲免、仓储备荒等措施还有专文进行深层论述，这也表明荒政研究走向了微观细化。

赈济具有时代性，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施与者也呈现多元化倾向，学界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考察。杨为星、郭政凯《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从国与国之间的赈济和国内赈济考察了春秋时代的赈济行为，指出当时的赈济是以血统关系、政治关系和地域关系选择对象并确定赈济方式，后两者在中后期占上风。施赈者目的是为换取受赈者的拥护和服从。赈济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样，都有明显的过度性，显现出复杂的面貌。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考察了晚清有别于“官赈”、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状况，认为这是随着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而兴起的，是历史的进步。从事义赈的人，在当时也无法完全割断同封建官僚政治的联系，官赈中的弊端也浸淫到义赈活中去，但其历史作用不能因此抹煞。吴滔《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对清代江南地区赈济行为的社区化倾向作了简要梳理：在清前期 (顺治至乾隆中期)，以社区为单位的赈济已广泛存在，但官方介入较多；乾隆晚期至嘉道时期，社区赈济民间化的倾向渐趋明显，由地方力量倡率的“小社区”赈济不断兴起，并担负起重要责任；咸丰后，社区赈济向乡元化发展，但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由乡镇组织的赈济活动替代了以都图里甲庄圩为单位的小型社区赈济。在《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中，他通过考察社区赈济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基层社会构成等之间的诸多联系，勾画了清代江南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倾向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的大致轮廓。指出，社区赈济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能够与地方社会各种资源相互融合。对于粥赈制度，高迈《煮赈考》(《文化建设》1937年3卷7期)在三十年代就考证了其起源发展、煮赈处所、时期和经费、制度及原则，认为煮赈具有能救急、活人多和法至简等优势，并指出只要能革除积弊，运用处置行当，仍有其作用。段自成、张运来《明后期煮赈浅探》(《殷都学刊》 1997年第3期)对明代后期赈粥方式的变化，政府对煮赈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煮赈对稳定当时社会等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

蠲免也是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万历时期的蠲免政策承袭明初成例并有所补充和发展，特别是无田之民也可享有蠲免待遇的规定,是明代其他各时期都未曾明确过的，当时的蠲免以田赋为主，其中存留部分的蠲免形式主要是改折，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万历二十七年后蠲免日渐减少，万历后期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也限制了蠲免的进行。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 2002年第2期)认为明代灾蠲的频率随制度的完善而提高，弘治时定下根据受灾程度确定蠲免份额的原则，是荒政史上的大事。对灾区实行的税粮改折主要在嘉靖和万历两朝发挥作用，份额依据受灾的程度决定。因贪官横行，最大受益者是地主。

有关备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仓储问题上。应说明的是，仓储问题不仅是荒政史的相关内容，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许多经济史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仅将论述仓储与荒政关系的成果简要总结。早在1921年，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予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 14、15期1921年7、8月)就探讨了仓储对于备荒的作用，并论述了三仓的性质、区别以及各自的沿革与运行制度。对仓储与救荒的关系, 邓拓也认为仓储为一种积极救荒的政策，并对其利弊都有分析。其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林化《清代仓储制度概述》(《清史研究通迅》1987年第3期)指出仓储制度随清政府的衰败而逐渐废弛，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认为晚清仓储制度的衰败是当时饥荒极其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陈守实、段自成、赵新安、吴定安、牛敬忠、张岩等人也都分别对唐到清代的社仓、义仓和常平仓作过专门研究，内容涉及其产生发展、运行机制及弊端等方面。

地方仓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对广东仓储的研究又较受瞩目。高惠冰《清代前期的佛山义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清前期佛山义仓的性质是民捐民办的救灾设施，具有以租赁方式积谷、无偿赈济、民仓民管和雇工碾米散赈等不同于历代义仓的特点，原因是它建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冼剑民《清代佛山义仓》(《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则认为佛山义仓是典型的城市义仓，浓厚的商业色彩是区别于珠江三角洲其他义仓的显著标志。陈春声指出仓储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实质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演变也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倪根金对明朝广东的社仓、义仓也有研究。(《明代广东社仓、义仓考》《广东史志》 2002年第2期)其它研究成果还有对清前期苏松地区、湖南和对清代云南、陕西等地仓储制度的研究，恕不赘举。

灾荒的发生往往有地域界限，与之相应，荒政也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地方荒政问题的研究，可从微观了解荒政细节和措施的针对性。

尹均科、于德源、吴文涛的《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各历史时期北京的救灾措施都有初步论及。谢永刚、薄明霞《古代北京作为首都时期的水旱灾害赈济措施探讨》(《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则专门探讨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元明清时期的赈灾措施，认为京都地区的赈灾比其它地方更受重视，措施也较之严密和多样化，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灾情及轻重缓急，所采取的救灾措施也有不同的变化。池子华、李红英《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则对晚清直隶减灾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尽管其在传统备荒救灾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效果不佳。王涯军、杨伟兵《宋代川峡四路荒政特点浅析》(《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认为宋代荒政已十分完备和健全，其思想理念已深入边远省份地区。川峡四路不仅具有其它地区荒政的特点，也具有自己的特征：⑴有自己专门的地区性荒政法令《皇祐甲令》；⑵中央政府对该地荒政高度重视，并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⑶地方官吏对荒政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热情；⑷因军事活动而实行的荒政次数远多于其它地区。张颖华《清朝前期湖南赈灾初探》(《船山学刊》2001 年第3期)、杨鹏程《古代湖南荒政之赈源研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对湖南的赈灾、魏章柱《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和救灾措施》(《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对台湾的救灾、卞利《论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对清初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治理对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救灾措施也有论述。

荒政思想是古人救荒活动中的理论结晶，同时又是救荒活动的理论武器，对救荒活动具有特定的指导意义。在荒政史的研究中，学界对荒政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除了从灾前备荒、临灾救灾和灾后重建方面论述外，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

做好灾前备荒是救荒的上上之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有：在邓拓的救荒思想中，积极预防论则属于这个范畴，他认为改良社会条件(包括重农和仓储)和改良自然条件(水利和林垦)是预防灾荒的两个重要方面。郑昌淦、李华《我国古代备荒的理论和措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7日第5版)也认为我国古代的备荒理论包括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储粮备荒几方面。其他的论著中谈到备荒问题基本上也不出这几方面，不再赘举。值得注意的是，陆晓东《先秦时期的救荒防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校校报》2000年第4期)认为先秦时期荒政思想还包括灾荒预测思想。

救荒活动中的天命观也是学界重要论述的方面，邓拓认为传统救荒思想中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是一种重要表现，并认为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天命主义禳弭观的残余还一直存在。刘仰东《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4期)认为传统的祭神禳灾，到了近代社会，反而是香火越烧越旺，庙台越建越多，祈神的方式也越来越繁琐和程式化，这种社会心态在民众中也越来越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社会的衰败和科学的荏弱无力，导致了民众的逃避心理，这种逃避心理又导致了民众缺乏直接向灾荒挑战的勇气，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灾荒心态的一种典型表现。最终只能造成灾荒的加重和频发。谢高潮《晚清荒政思想简议》 (《晋阳学刊》1997年第1期)认为19世纪中后期的荒政思想弥漫着神秘的天命观，导致在救荒工作中出现滞后的禳灾治标观。吴十洲《先秦荒政思想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认为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观念直接导致了荒政中顺乎天命的主导思想。周致元《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 (《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也认为朱元璋的荒政思想中包含顺天应人的弥灾思想。

关注民生和生态问题的荒政思想是学界最近讨论的热点。张建民《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减灾救荒思想述论》(《江汉论坛》1994年第8期)他提出宋元明清时期人们对森林、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围湖造田、生态环境变迁影响气候及环境污染的认识是有一定眼光的。谢高潮《晚清荒政思想简议》(《晋阳学刊》 1997年第1期)认为洋务时期,在荒政上出现了一种注重水利与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即重民灾害观，这是近代以来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应，并与神秘的巫术禳灾和消极治标论进行了斗争。马玉臣《论王安石的救荒思想》(《抚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分析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和“资之天地”的唯物主义灾害观和其治标为主、兼之治本的荒政思想，同时也指出王安石的救荒思想缺乏辩证性，只重视向大自然索取，忽视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李岚《孙中山的救荒思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认为孙中山标本兼治的救荒思想包括建立贤良政府、预防灾荒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政治制度的解决是根本出路，而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新式近代农业则是救治灾荒的具体措施。重农思想、发展交通运输业争取国际援助以救灾荒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钟霞《论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指出郑观应已经超越了“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认为灾荒的形成与苛政、战争、种植罂粟、生态恶化有关，同时他主张重农、修铁路、兴修水利等措施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才问题是救荒能否取得实效的重要的因素，学界对此也有总结，主要成果有：邹枋《朱熹的救荒论与经界论》(《建国月刊》第10卷第1期1934 年1月)认为朱熹对荒政中人才的重要性非常关注，是朱子荒政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吴十洲《先秦荒政思想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 “圣王”标准导致了救荒中的“仁政”与“廉政”思想。周致元《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 认为朱元璋很注意整饬荒政中的吏治。周艺，高中华《沈葆桢荒政思想述评》(《柳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沈葆桢的荒政思想中，非常强调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强调对救荒者的监督，是沈葆桢荒政思想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王文涛《周礼中的救荒思想》(《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 1992年第4期)、路兆丰《中国古代的工赈思想》(《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等关注荒政思想的论文。

荒政史籍作为记录中国古代荒政的文献资料，对于荒政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界对其关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对荒政史籍的介绍和整理，王世颖《中国荒政要籍题解》(《社会建设》(复刊)1948年第1卷第4期)对《救荒活民书》、《荒政丛书》、《康济录》、《筹济编》等十部比较重要的荒政典籍进行了解题，利于世人研究和利用。近来，人民大学著名清史和灾荒史专家李文海与夏明方等人收集古代的荒政史籍，组织人员点校出版，名之为《中国荒政全书》，现已出版第一辑，其它将在2005年前出齐，这无疑会方便对世人对荒政史籍的研究和利用。

对荒政史籍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证，李润苍《<备荒通论>的作者是章谦还是章谦存》(《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通过查阅《皇朝经世文编》的最早刊本和两个光绪年间刊本，认为《备荒通论》的作者是章谦存而非章谦，并在刊于光绪壬午(1882)年的《宝山县志》内找到了有力的旁证，澄清了人们对《备荒通论》作者问题的错误认识。

对荒政史籍的专书研究，李向军《宋代荒政与<救荒活民书>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宋代救荒措施基本齐备，仓储制度日臻完善，救荒措施渐成定制，救灾举措收效显著和救荒之议层出不穷等，是《救荒活民书》产生的重要原因。并分析了其进步的荒政思想，认为该书开创了荒政专书的编纂体例，既为后世荒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又有一定的荒政史料价值。李文海《<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论述和总结了《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认为《康济录》的作者在对民本思想的发展、重视检讨现实政治、强调“防”灾重于“救”灾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并认为《康济录》在总结和推广迅速、及时的救荒要义、组织一只得力的骨干队伍、大力提倡以工代赈及破除封建迷信的救荒实务方面都有可称道之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大批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荒政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一些研究也已经相当深入，涌现了许多颇具眼光和特色的研究成果。但也应看到，虽然目前的研究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其成果还不能令人满意。概而言之，还存在着以下方面的缺憾：

以往学界对荒政史的研究，就其关注的对象来说，确实是抓住了研究的重点。但是，也存在研究面过于狭窄的问题，如从时代来讲，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汉代、清代、宋代等几个典型的时代，对于其它时代则明显重视不够。对荒政群体的研究也是偏重于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对于其它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关注也不多。对救荒活动的成效往往褒扬和肯定过多，对救荒不当的教训注意不够。类似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的研究中做综合的全面考察。

与历史学科的其它领域相比较，可以发现，荒政史的研究还很不成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的质量上还不是令人满意，一些成果并没有突破邓拓《中国救荒史》中所确立的研究框架，其成就至多是对邓书中提出的局部或个别问题的细化而已。即使就邓书本身而言，随着荒政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其书中的内容也有细化和提高的必要，其框架也有突破的应该。深化荒政问题的研究，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是一条重要途径。目前荒政史研究所取得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还都比较零碎、片面和分散，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荒政史这一学科与社会史、灾害史、自然学科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更有必要从与社会学、人类学、灾害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等学科结合的高起点上推进荒政史的研究。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显然是今后荒政史研究中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与以上缺憾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以往的荒政研究，缺乏对荒政史籍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荒政史籍作为记录荒政史的宝贵材料，是开展荒政史研究的源头活水。研究荒政史的学者，大多从正史、地方志、野史、笔记,以及诗文词赋等层面着手。因此，无论是从文献学史还是从荒政史的角度来说，系统全面地开展对中国古代荒政史籍的专门研究都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以上仅是对荒政史研究成果的粗略总结，其中的提法也难免失于偏颇，在相关成果的收集关注上也恐怕有挂一漏万之嫌，还恳请诸位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3期

太史政按：作为史学工作者，也许对古代的荒政研究能为当今政府提供一点借鉴！谨此向遇难者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