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1053年—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剑西镛州龙池团（今福建省三明市）人。北宋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

杨时少年时聪颖好学，善作诗文，被人称“神童”。幼时读佛学，少年攻读儒学。

嘉祐五年（1060年），杨时能赋诗，得到人们称赞。

嘉祐六年（1061年），杨时能够作赋。

熙宁元年（1068年），杨时在邵武游学，颇有名声。

熙宁六年（1073年），杨时赴礼部考试。下第，补太学生。

熙宁七年（1074年），杨时归乡后，在含云寺读书讲学。并作有《札记解义》《此日不再得》。

熙宁九年（1076年），杨时中进士。

熙宁十年（1077年），杨时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

元丰四年（1081年），程颢说：“杨时学起来最为轻松，一点就通。”当时程颢的弟弟程颐从涪陵讲学归来，听程颢提起杨时的故事，也十分称赞：“现在就如此自信，以后谁能够超过他呢？”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我的道学思想会向南发扬光大了吧！”元符年间，学者多从佛学，但杨时只衷心理学，所以程颢十分感叹：“现在做学问的人都泛泛空谈佛道，只有杨时和谢显道有长进！”

元丰五年（1082年），杨时在家乡重读《春秋》等书，给程颢写信《寄明道先生问春秋》。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撰写《春秋义》，还接待了建州人林志宁的来访。

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杨时携妻带幼，赴徐州司法任。四月二日到达徐州州府所在地彭城，四日交接职事。行前，到建州回访林志宁，托他捎带书信给游酢。在徐州又寄信给游酢，并推荐胞弟杨曦和堂弟杨君玉、杨仲远等人从师游酢。又寄信程颢问学《春秋》。同年著《春秋义》完稿，共17篇。八月，他还校著了《庄子解》。

元丰八年（1085年），杨时老师程颢去世。对于杨时来说，其思想刚刚转入道学，即突遭程颢逝世，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于是杨时设灵位并于寝门大哭。还连夜写祭文，作《哀辞》，寄在洛阳的程颢弟弟程颐，以表哀思。程颐回信表示谢意。

元祐三年（1088年），杨时北上汴京赴调，被授虔州（今江西赣州）司法一职。七月，杨时自汴京返乡。

元祐四年（1089年），杨时赴虔州司法任。他晓习律令，一有疑狱便立刻决断。与郡内将领议事的时候也守正不屈。他还曾在濂溪书院讲学。

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杨时先迁瀛洲防御推官，后改授潭州（今湖南长沙）浏阳县知县事。五月十九日，西到洛阳以师礼拜见程颐。五月二十九日，杨时行40里，到河清县（今河南省孟县西）拜访任知县事的游酢。五日后，杨时返洛阳，继续从学程颐。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里阐释的道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程颐回信，把《西铭》之旨概括为“理一而分殊”，并简要概述此说内容。杨时又写信给程颐，对自己所疑作了说明，并阐述了“理一分殊”的体用关系。

绍圣元年（1094年），杨时到浏阳任知县。任职四年，救饥荒，行仁政，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在浏阳建有飞鷃亭、归鸿阁，自己作记。后来以飞鷃亭为主景的“飞鷃芳草”、以归鸿阁为主景的“鸿阁斜阳”都成为浏阳八景之一。他在浏阳还作有《浏阳五咏》（飞鷃亭、归鸿阁、相公台、洞阳、渭水）、《县斋书事寄张世贤》等诗作。浏阳偏居湘东，开化较晚，文化教育落后。据记载，杨时任知县时在浏阳城南讲学论道，传播理学，很多士子向他问学。嘉庆《浏阳县志·风俗志》序说：“浏阳的民俗有上古淳朴之风。自从南宋的杨时当县令以后，浏阳更加彬然，被称为儒雅之乡。”

崇宁五年（1106年），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

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十九日，杨时携家人到余杭县寓居。在余杭知县事任上，杨时为政简易，不事烦苛，远近悦服。时任尚书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蔡京派家人带风水先生到余杭县为其母择墓地，要引南湖水到墓址下山谷形成一山塘，这要使南湖减少灌溉农田面积五百多顷。此举激起当地农民的极大愤慨，数百人联名状告蔡京损民。余杭县衙接到状书，杨时称病在家，令县丞把状书送达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市）知州吴执中。吴知州向蔡京禀报，蔡京怕此事闹大，被皇上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只得作罢，另择墓地。

奸臣蔡京、童贯、朱勔、王黼等为了迎合宋徽宗，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朱勔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杨时对此深恶痛绝。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现在全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无不专事欺上瞒下，朝廷已经无可救药。”他批评朝廷：“天下百姓为了逃避工役，都纷纷拿钱代役，而这些钱又通通全进了当权者的腰包。花石纲的危害尤为大，那些人都借此敛财。之前皇上试着罢免花石纲，诏书上的墨还没有干，而运送花石的船就已经首尾相接了。现在虽然再次颁布诏令，但是祸根不除，天下又有谁会真正相信呢？”

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又赴萧山任县令。当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本就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7000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据《萧山县志》载：杨时出任县令，办理各种政务，裁决如流。因为百姓数年苦于干旱，便开筑湘湖，灌溉九乡，至今民众都还享受着湘湖带来的好处。因此杨时享祀当地的名宦祠。

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磨转朝清郎。杨时自婺州返毗陵，在东林书院讲学。这年，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出使高丽国。国王问：“龟山先生现在还在吗？”二位使臣答：“根据诏书已经赶往朝廷”。使臣回国后向微宗皇帝奏报，徽宗下旨任杨时为都堂审察，杨时以病辞免。

宣和六年（1124年），杨时多年来培育弟子千人。高丽国王在这时派三位使臣来宋朝。中书舍人傅墨卿考虑到杨时并未在朝廷做官，将失信于高丽国王，于是他力荐杨时到中央朝廷任职，随后杨时接到徽宗御笔诏书，入朝担任秘书郎。

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杨时迁官著作郎，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十件大事。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七月，杨时又条陈三条意见，宋徽宗十分赞同，任命杨时为迩英殿说书。十二月二十日，杨时听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杨时担任著作郎兼侍经筵。他公然斥责童贯：“他为三路大帅，敌军已经打到了边境，他却丢下军队叛逃，即使诛及子孙都还死有余辜，而朝廷却对他的罪行置之不理。正是因为如此，梁方平、何灌都相继逃跑。皇上应当公正刑法来作为对不忠臣子的警告。”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国家几乎将近崩溃，人人都为之不齿。”他还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时值金军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当时金兵暂时退出汴京城外，宋朝廷主和议者欲割太原、河问、中山三镇二十州之地给金国求和。二月十八日，杨时上殿，极论不可专守和议。他说“河朔是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是河朔重要的藩屏，自周世宗到太宗打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才把三镇从辽人手里夺回来，一旦丢弃，北方就只能任由敌人的骑兵奔驰了。”并且还提出出兵，召见种师道、刘光世，问以方略。钦宗打算下诏出兵袭击金兵，而朝廷大臣中战和争议不下。杨时再上奏章，要求出兵，并且诛杀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

之后，李纲被罢官，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杨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都拜伏于宫阙下，向皇上进奏，诟骂投降派，揭发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是出于一时的义愤填膺，并不是有想要作乱的心思，不用深究其过错。而真正应当加罪的是误国奸臣：李邦彦第一提出逃跑的计划，割地又赔款，为了议和，竟然拿亲王做人质；为了讨好金人，擅权罢免能臣李纲；李邺出使金朝，唯金人马首是瞻；这两个人都是被天下人所抛弃的。”杨时还说：“各位太学生纷纷俯伏于宫阙之前，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选择老成持重而有行谊的人担任将帅、副官，那么这件事就会自然平息。”钦宗说：“没有谁比你说的更有道理。”钦宗下旨授杨时兼国子祭酒。杨时临危受命，平息了这场风波。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正月，杨时寓居毗陵时，听到徽宗、钦宗二宫北狩的消息，泪流满面，向北长跪不起。五月，宋高宗即位改元。七月二十二日，杨时奉旨到南宋朝廷临时所在地扬州，上疏请求废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不可再割地给金国。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

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杨时兼侍讲，覃恩转朝散大夫。他向高宗呈上奏章，提出修建炎会计录、体恤勤王军队等建议，都被采纳。授兼侍讲。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四次上章乞致仕，不允。四月十九日，被授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杨时辞免，不被允许。

建炎三年（1129年），杨时回到南剑州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旧宅居住。二月，苗刘之变爆发。杨时两次写信给吴守备，询问“苗、刘之乱”情况，并反映将乐发生洪灾后米价暴涨，百姓生活难以为继等问题，提出“荒政不可缓”等建言。

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任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我只请求陛下给我的家乡福建施舍恩惠，不再有赋税和地租”。高宗准奏，从今以后福建省豁免租赋，以示优待。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虽然吃的都是蔬食，却都觉得十分可口，也从来没有挑剔；既然住的都是破旧的房屋，但并没有对其他同僚的宅院感到羡慕而追求安逸。

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晚年在故里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写成《三经义辨》《日录辨》《字说辨》等书。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杨时辞世，终年83岁，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麓。宋朝赐“左大中大夫”，又赠“太师”“大中大夫”等封号，谥“文靖”，并在将乐龟山麓建有“龟山书院”“道南祠”，宋高宗赵构为书院题名，清圣祖玄烨题匾：“程氏正宗”。

杨时亲自编修将乐杨氏第一部《弘农杨氏族谱》，并制定杨时家训十条，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父慈、子孝、臣忠、夫义、妇从、友恭、敬长、择友、睦族、和邻。

杨时不仅是一个倡道东南的理学家，更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清人毛念恃在《文靖杨龟山先生年谱引》中认为杨时一生经历了三阶段：少年潜心理学不急急于仕进；壮年于富贵功名毫不介其意；老年讲道不辍以终其身。在他83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政长达50年之久，在50年的为政生涯里，不论是任职地方，还是立于朝廷，都以积极的救世之志，关注民生与社会。他曾留下名言：“如果死亡可以挽救世界，即使死了也不值得忧虑。”以“人臣之事君，苟利于国，死生以之”的忠心之志议论朝政，参与朝政。他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职，任过浏阳、余杭、萧山等县令，任过朝廷的秘书郎、著作郎、国子监祭酒、左谏议大夫、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

杨时对国家形势有着自己独到的政治眼光与敏锐分析，他曾在《与执政论时事札子》中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

在任知浏阳、司法虔州、余杭、萧山县令等地方州县长官时，杨时关心民瘼，关注百姓的疾苦，做出了不少令人称誉的政绩，使他所任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在浏阳任知县时（1094年），奏《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绍圣四年（1098年），《上州牧书》禀报浏阳受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在虔州任司法时（1098年），秉公办案，刚正不阿；在余杭任知县时（1106年），不畏权贵，顶住蔡京借口“便民”实为其母筑坟的害民之举，反映实情，赈济灾民；在萧山任知县时（1112年）修筑湘湖，兴修水利，蓄水灌田。

在朝廷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杨时不结党营私，不党同伐异，而是不畏权势，据理直言，所言多卓有见识，所行不乏爱国之举。他以“弃军而归”“帅臣失败”为由，对贪生怕死的童贯“明正典刑”，他还上疏斥责奸相蔡京等人聚敛“花石纲”，以为此举有“误国之罪”，“其害尤甚”，要求朝廷废除之。特别是他向钦宗皇帝的七篇上疏中，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是针对国家时势安危所发，具有针对性，而非空谈性命不通达世变的言语。他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积极抵抗金军南下，维护国家统一，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都这些政治主张，都是值得肯定的。他对内政外攘、德治法治、发展生产、正确处理生产关系等方面，都有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主张和业绩。他的主张和业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巩固封建统治又体恤民情，在自己行政能力范围内，忠实履行自己的理学主张和职责。但杨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甚至认为奸相蔡京所作所为是“继神宗为名，实扶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安石启之”，要求“追夺王安石的王爵，毁去配享的牌位与画像”，这表现了杨时复古、保守的一面。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杨时还用佛教华严宗、《易经》的内容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并用孔孟的《大学》《中庸》《孟子》中“格物致知”诚“形色”、“天性”等概念来丰富、扩充自己的思想。对“理一分殊”“明镜”等学说有新的创见，还在自然观上，吸收了张载“气”的唯物主义学说。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

杨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主张民本和谐思想。发展二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之源，人性即理。又吸收张载“气”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为一气。他对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创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学说，使北宋理学更加系统化。杨时直接继承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同时将张载的“气”范畴也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并以“理一分殊”的观点纠正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兼爱”色彩。杨时曾先后受学于二程，所以，他的认识论明显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方面强调“格物致知”这一向外求索的路向，另一方面，却更多采纳程颢的思维路向，将“格物致知”最后落实在“反身而诚”之上。

在杨时“反身而诚”的认识过程中，杨时主张从向外求的格物转为向内求的诚意，杨时的基本思路就是首先承认有物我之分，内外之分，其次主张通过格物致知以求理明善，但他又认为格物不能是为了多增见闻，而应该是为了蓄德，蓄德只需要反身而求，其关键在于心得与否。引发这种新的哲学分歧的原因则是杨时独特的认知观念。一是杨时对格物所要穷的“理”和二程有差别，杨时偏向于“性理”，忽视了自然界客观事物的“物理”，这也导致了杨时格物致知的过程不像程颐那样通过见闻之知来推明心中固有的德行之知，在他看来，人自身所固有的德行才是根本的。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说不约而同，他认为外界事物虽多，但因“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只需反身而诚。二是杨时的反身格物论是和他“体验未发”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反身格物作为格物的手段和途径，它并不是真正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更不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相反的是，反身要求人们彻底摆脱客体即物质活动的影响，它和体验未发思想一样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彻底分离。就是从这一点上，杨时反身格物与体验未发的为学之方都通向了内向的直觉体验。这也是杨时为学之方的最大特色。杨时的这一努力给理学日后向心学路向发展保存了思想资源。日后陆九渊、王阳明等心学大家，都对于杨时“反身而诚”的“格物致知”之说有所领悟并且加以进一步的阐发。

杨时理学思想的另一个特色是“中庸”。杨时“中庸”思想出入释道，以儒为宗，形成于宋代儒学重构的文化语境其“中庸”思想以至上而超越的天理为本体，认为，天命、性、天理为一而完备于物我，且为涵盖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体即“诚”，成就“德性”之过程和行为之道就是“诚意”其“中庸”的“德性”存养以“诚意”为核心，在“体中”的实践中，贯养气、治心、“致知”的工夫，努力克服气之偏，人欲之私，心之不正，以恢复人的本然之性，向外‘格物穷理”、向内“反身而诚”而“致知”，以成就人的“德性”，其“德性”存养也是仁、义、忠、信等德目实践的过程其“德性”政治以“德性”存养为基础，“王”本于“诚意”，为政以“德”，讲仁、义、忠、信等的政治品格。其思想具鲜明的理学特征，是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的中介和过渡。杨时中庸思想的核心是爱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和愿治相结合等。民贵就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财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己”、“盖天下之是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事则事无不济矣”（《杨龟山先生集》卷四）；民为邦者，统治者必须爱民，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杨时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执法、变法的主张。“愿治”就是要辩忠邪，举贤才，“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中庸待人”（《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

杨时比较重视《易》，曾作《易说》，注解经文。此外，又有一些总论易学的文字。朱熹以为，治《易》可取杨时之说，其易学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杨时著有《易说》，为专门解经之作。这是其最重要的易学著作。

依杨时之见，虽然领悟了天理、性之内涵，可谓把握了《周易》的关键或根本精神，然而《易》之蕴毕竟广大悉备其书又难读难解；另外，汉代以来，说《易》者异见纷纭，亦足以惑学者之耳目。如何学《易》仍是必须考量的事情。是以杨时尝专论如何学《易》。他对读书与求道之法甚有心得，这融合在对学《易》的体会之中。其实，如何学《易》与对易道与《易》书的体会、体认紧密相关，而以论者的整体思想为根基。杨时论学《易》，大体有三个要点：一为“学《易》须心通”，二是“易之在我，求之吾身，斯可见”，三是他主张学《易》当折衷于孔子。

杨时强调，学《易》是为了体会其中之理，书象言意皆为理之“表”，即表现或反映者；不能务穷其表，而是要超然其表而得其理。换言之，若就易学中所谓象数、义理的关系来说，他是以象数为反映义理的、必须超越的工具。他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对汉易象数学等之上。杨时对汉代象数易学有一定的了解，他对《太玄》更可谓比较熟悉，对历法、音律也有所知。另外，在与陈瑾讨论邵雍先天学的书信之中，他也表示了对先天学的兴趣。

杨时所论述的一些易学中的重要问题，皆无外于传统的范围。他是二程弟子，其思想主体与学术中心是理学。此使其《周易》观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他对变易的理解、对性天为《周易》之关键与根本精神之认定，及对象数学的态度，究其义理之根本而言，未有超越传统之说，特别是未有超越二程的见解。然而其中某些表述与总结，比如所谓“体同名异”“变化，神之所为”“知性知天，然后可以言《易》”等，十分精彩与引人注目；可谓是对传统观点更佳的发明，不无贡献。他对道、气相即的论述，与二程相比更加清晰，是一定的推进。理学是求为圣人之学，以心性修养为根本。一切活动皆以此为落脚处，治经亦无外。杨时在读书、修身上甚有心得，对学《易》也是如此。虽然他论读书、学《易》的观点与二程有相同之处，然而也有独到的体会，内容厌饫、言语恳切，影响较大。

杨时终生致力于传道教学，言传身教，桃李遍天下，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杨时一生不论在福建将乐、延平（南平），无锡东林书院、嵩阳书院，还是在余杭、萧山等地为官时，从未辍止讲学，当时杨时“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南平县志•儒林传第24》）在福建，杨时一传罗从彦，再传李延平，三传朱晦庵，“杨罗李朱”并称“延平四贤”。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建立了博大精深的考亭学派，使福建成为理学研究的大本营。宋元时代福建理学名人就有156人之多，“中原文献十有九在闽”，“朱子门人半天下”，而杨时则被尊成“道南第一人”。

杨时通过提倡理学来振兴宋代教育，强化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把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教育的内容、道德教育和教学思想都纳入了理学思想的轨道。他指出：“朝廷作事，如果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必须是道理明白。因为世界只是一个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一定同。如果用智谋，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私意万人万样，怎么能一致呢！”还指出：“人各有胜心。克制自己，只有遵循天理，不作诡计。如果有求胜之心，做事的时候一定会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相互阻挡处，对求胜的心思又固执地不予移动不移，这就是诡计产生的根源。”这些杨时《语录》很显然是讲宋代理学中的“天理人欲”问题，所谓“天理”实际上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循天理”就是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行事。因为在理学家眼里，天理是至善的，又是永恒的，通过道德教育和修养，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无理，克服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私，充分发挥本原的善性和本原的公，这就是杨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的紧密关系。

杨时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起寓毗陵（今无锡、常州、镇江、武进一带），亲自创立了“东林书院”，在此讲学前后达18年之久，宣扬洛学，弟子千余人，被称为“南渡洛学大宗”。杨时十分注意教书育人，提倡德育与智育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结合，强调“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向圣贤所得之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必先致知”，“欲致知非学不能”，他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强调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极力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

杨时的优秀学生、门人遍及东南各地，如“南宋四大家”尤袤、李祥、蒋重珍、俞樗、胡埕、唐棣、罗从彦、陈渊、胡宏、刘子翚、吕本中、胡寅、廖刚、李郁、廖天觉、张九成、李弥正、张宦、王苹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著名学者。据《宋元学案》全书记载，宋元二朝八十六个学案中，由杨时等“延平四贤”引发衍生出来的学案竞达五十二个之多，“他们清操直节，讲伦理道德者活跃于世”。杨时积极培养人才，为提高整个民族素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至明代，东林书院曾一度成为民族文化大觉醒的政治中心。从宋代到清末，它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讲所，在杨时思想的影响下，它不光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处重要纪念地，也是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遗址。

杨时一生作诗近千首，代表了他对美学的追求。其诗风可以从“高文大笔”和平淡纯真来概括。杨时以“诗三百篇”为榜样，“正乎礼义”“所思无邪”。他认为作品要表现理学的道德主张和高尚品格，而不是炫耀博学、玩弄辞赋的工具。从而起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社会功能。他写《过钱塘江迎潮》，诗中化用庄子《逍遥游》、枚乘《七发》和李白《蜀道难》等作品中的意象和语言，来描写钱塘大潮到来时的壮观景象和惊心动魄感受，然后又告诫人们“人生触处有万险，岂必此地多风涛”，得出人生哲理。他写《岩松》，道尽老松的气势气格，最后揭示“臃肿不须逢匠伯，散材终得尽天年”的道理。他的抗金主张、乐道精神、劝学教学、怀乡情结，纷纷入诗，都显示了宋诗雄健高大的风格。

杨时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平淡纯真，颇有陶渊明之风。他写延平的《藏春峡》，“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不似武陵流水出，残红那得到人间。”贴切、自然、诗意盎然。他是第一位用拟人化手法描写武夷玉女峰之人。他的七绝用功颇深，既有宋人精工简练之美，又有唐人含蓄蕴藉之妙。他写《春早》，平静恬淡的心境，用小巧细碎的意象来表现。杨时刻意追求洗尽铅华、温柔敦厚的平实风格，还事物于天生丽质，还人情感于本真，真正进入仁者大美的境界。

杨时的散文主要是序、记一类的实用文体，这些散文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发人深省。比如其著作《书义》的自序文，开篇就明确指出，《尚书》的根本义理就是“中而已矣”。他认为，“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庸之道，所谓“中”者，是“贵乎时中也。时中者，当其可之谓也”，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知时措之宜”，取其可行之策。学校教育要讲明先王之道，学者应当慎思、默会。这种见解是对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为儒学注入活力。杨时所作《沙县陈谏议祠记》，运用对比方法，突出陈璀的直言敢谏和敏锐的洞察力，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还指出，陈璀的德业“足以泽世垂后”，其流风余韵也“足以立懦夫之志”，点明了纪念陈璀的意义所在。文章意旨醒豁，说理温柔敦厚，言简意赅，体现了杨时作文的功力。

陈渊：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朱熹：①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龟山先生遗像前题词）②龟山晚年之出，未免禄仕，苟且就之。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没紧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正坐此耳。（《宋元学案·龟山学案》）③伊川之门，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朱子语类》）④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龟山语录与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是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有多处说得好，又切。（《朱子语类》）

范冲：杨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跄礼法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面陈疏议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顾功德之兼全，宜旌隆之特异。

张栻：龟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终未能无少疑。恐自处太高。磨不磷，涅不缁，在圣人乃可言。高弟如闵子，盖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观之者，则不知龟山者也，何足辩哉！（《答胡广仲书》）

朱震：臣伏睹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时，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耄期讲道，世鲜其伦，栖迟一宫，更历四世，进必以正，老始见知。尝论邪说之害，以正天下学术之误；辨诬谤之言，以明宣仁圣烈之功；雪非群之冤，以复昭慈圣献之位；据经论事，不愧古人；引年辞禄，物议高之。乃者阶对面陈，时所著《三经义辨》，有益学者。伏蒙圣慈开纳，许令本家进入。诏旨方颁。时已沦谢。臣恐此书遂致散落，诚为可惜，兼闻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夫司马相如独以文词典丽，取重汉世，未必知道，武帝闻其没，乃使人就访遗书，而况于有道之士乎？伏望圣旨下南剑州，差人抄录上件文字，仍乞优加恤典，以彰圣朝尊德乐道之实，为儒者修身守义之劝。（《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引自《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

黄震：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冯梦得：①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坠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识龟山是降灵。②剑水澄泓，龟山岌崱。先生毓秀，金声玉色，南来道统，日月垂光。令仪令德，山高水长。③国朝以儒立国，而文教大行。后孟子千五百年而道统以续，濂溪阐其端，伊、洛洪其源，至武夷而集朱子之大成。脉络其问，则延平诸先生在焉。然“道南”一语，独归于龟山，是则师表东南，为斯文倡，实自龟山始，可不尚乎？圣天子追录先哲，而昌其世，以厚风教。盖我龟山于先朝实左右之，海内称诵，有光信史。（《奏立龟山书院疏》）

李纲：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驾长虹于寥廓，听鸣凤于高岗。

吕本中：本中尝闻于前辈长者，以为明道先生（程颢）温然纯粹，终身无疾言遽色，先生实似之。自二程推明圣学，学者日广。然传之久，往往失旨趣，支离泛滥。先生推己遇物，为之折衷，轻重先后，如鉴之照形，度之量物，无毫发差者。自崇宁、大观以后，先生名望益重。陈公瓘、邹公浩皆以师礼事先生，而胡公安国诸人实传其学，圣人之道为不坠也。然先生歉然，未尝自满。世之学者有志于善，睹先生所以事师交朋友，可以为法矣。（《杨龟山先生行状》）

胡安国：①公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闳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薄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趣，无所隐也。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②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龟山先生墓志铭》）③先生志铭备载所论当时政事十余条，当时宰执中若能听用，委直院辈画一条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须救得一半，不至如后来大段狼狈也。（引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黄百家：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祕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讥也。（《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真德秀：充养有道，德器早成。诸所建白，深切著明。屹屹龟山，渊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后学。

汤汉：先生之教，使人于燕闲静一之中，体验夫未发之气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传授，而延平之所以语朱子者，尤深切而著明矣。它日论平旦之气，湛然虚明，实与未发之旨相为表里。盖先生之学，虽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有功于天下来世，自程门高第罕能及之，不但高于汉大儒而已也。（《重修龟山旧宅记》）

叶适：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说，节高而安，行峻而和，学者所师，当世所尊，可谓宜矣！（《复修龟山旧宅记》，录自明弘治十八年《将乐县志》卷十一《祠翰·记述》）

梁克家：晚年立雪，早坐春风。天理人欲，蝉蜕冰融。纯粹和平，朴实简易。出处之迹，下惠或似。

文天祥：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五星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

脱脱等：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谢应芳：卓彼文靖公，蚤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

林兴祖：立雪春融，天地之中，满载而归，流传不穷。长江为限，非昔日之异，四海为家，非今焉始同。道与之貌，有如此翁。

程敏政：无龟山则无朱子。

罗璟：五马山前拥翠华，先生祠宇寄烟霞。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镛水竟流伊川派，龟山映接河山赊。生民久矣遗先觉，仰止祠前一诰嗟。

顾允成：阙初赤子心，悬象并穹苍。无端浮云过，暂掩本灵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阳。理欲判危微，规矩成圆方。尘埃去复来，真气泄针芒。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犹杞柳，仁义宁贼戕。无为彼教惑，吾道掷粃糠。大哉羲孔易，洗心密退藏。不效浅薄子，争妍群卉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刚。欲仁斯仁至，安所庸彷徨。先生既南来，东林岁月长。继往开来兹，平步履康庄。

周宛（福建巡按御史）：洙泗渊源本汗澜，伊流一派雪庭间。道之南矣开闽海，万古龟山重泰山。

龚一清：蝌蚪坏却恭王宅，多少豪雄怨楚骚。挂剑重来吴季子，孤祠犹并两峰高。（《龟山颂》）

何士麟（将乐知县）：八岁声华遍八闽，斯文天已属斯人。行同柳下谁堪并，学受河南独得真。世道能扶公论在，庙庭从祀表章新。堂堂遗像瞻依处，万古云霄一凤麟。（《谒龟山祠》）

詹禄（将乐县丞）：程门领道振南闽，兴起斯文觉后人。千四百年来有自，二三高弟得传真。灵光喜著仪容在，故址增修宇额新。圣学源源应不泯，重看东邑产麒麟。

王问：莲蓉湖上锡城东，旧是先生讲学宫。性善已闻推孟子，道明端为阐中庸。春生绛幄横经坐，寒压桥门立雪从。遗址久芜今复振，令人千载仰高风。

金瓒（将乐主簿）：奎启文祥照七闽，东南邹鲁肇斯人。乞除邪慝扶名教，注释经书续道真。洛水雪堂垂范久，孔庭伯爵受恩新。叨陪飨祀瞻遗像，宛似来歆驾白麟。（《瞻仰龟山遗像》）

余泰：乾坤秀气孕南闽，光启斯文见此人。学究孔颜心法秘，道传伊洛派源真。历朝崇祀今逾重，一亩遗祠旧复新。遥想笃生初梦日，允同东鲁绂祥麟。（《咏龟山》）

林聪：宋儒杨先生中立，当时立雪程门，得中庸“鸢飞鱼跃”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载道而南，注释六经，辟邪翼正，卓然为世儒宗。（《重建龟山书院记》）

马一龙：渺兮乾坤孰异同，只将吾道问穷通。地灵人杰逢时起，奎壁图书在此中。奚径百年归幻迹，门墙今日振家风。丛林滕复儒林旧，云树森森箭水东。

陈经邦：圣真绝绪，末学多岐。哲哉先生，伊、洛是师。吾道一南，休声百代。觉我后人，此日不再。

杨四知：受学伊洛，倡道海滨。升堂睹奥，扶世觉民。闽称邹鲁，公则鼻祖。造像伊然，师表千古。

黄宗羲：盖龟山学问从庄、列入手，视世事多不经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处，便毅然斩断葛藤矣。龟山虽似明道，明道却有杀活手段，决不至徒尔劳攘一番。为伊川易，为明道难，龟山固两失之矣。虽然，后人何曾梦到龟山地位，又何容轻议也！（引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岳和声：上丰而下锐者人耶？时舍而或跃者天耶？不知者以为混迹同群，而知者以为主静而求仁。其人而天者耶？直则见荆国之与雒水，危而持靖康之与建炎，此日不再得，门外雪深尺。星梦发祥，问钟灵之五百；镛原过化，逾宜尼之一十。吾道南之，海滨邹鲁。龟、嵩高矣，子孙千亿。

萧恕：行为师表，学为儒宗。飞鱼跃，意会心融。庭阶立雪，伊洛绍源。吾道既南，光启斯文。行知而后，节安而崇。如意邪翼正，亚圣同功。上异伊流，下开闽脉。奥学姿文，百世师则。

滕昭：孰育国材，错布万方。邑仁其邑，乡仁其乡。仁义缠结，丰貌超常。昂时千穓，永发其祥。

全祖望：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然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颜元：①武夷胡氏曰：“龟山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②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习斋四存编》）

杨浚（道光朝内阁中书）：①圣操演龟山，传道海滨有先兆；帝谟赞龙阁，抗言朝首独排和。②潼光种菜无二本；闽峤传薪第一人。③南归载吾道；东览小诸峰。（为福州凤池道南祠所题联）

刁承祖（江苏按察使）：①伊洛渊源旧；梁溪俎豆新（题东林书院道南祠、杨龟山先生祠堂）。②道启东南，一代师儒光俎豆；学宗洛闽，四方贤哲共丞尝。（题东林书院厅堂）③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风祥麟。（为东林书院所题）

李玫：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题无锡东林书院道南祠厅堂）

胡慎：伊洛道统，自北而南，先生实承前启后；洙泗心传，有一无二，诸贤复尊闻行知。（题无锡东林书院道南祠厅堂）

归庄：持正论，辟新径，独尊道统，如日月之冲天；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题无锡东林书院道南祠厅堂）

张师载：道幸南来，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题无锡东林书院道南祠厅堂）

叶恭绰：惜阴劝学五言诗，想象程门立雪时。笔力坚凝破余地，翻从严正见瑰奇。

董必武：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者，瞻楹履阈学弥坚。（于1962年参观东林书院时，书赠该诗给无锡东林小学60年校庆）

蔡尚思（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鲁南有孔孟，闽北北杨朱。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此诗于1993年10月20日在福建将乐参加纪念杨时诞辰940周年活动时所作）

杨树（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化研究室主任）：①镛北龟山城郊村，诞生理学一名人。先天聪慧加勤奋，荣登进士展鹏程。②天寒地冻雪纷纷，堂上尊师正养神，恭立廷中无懈怠，任凭雪花飘全身。③理学禁行罹逆境，披荆斩棘传道勤。东林讲学育弟子，倡道东南第一人。④痛斥降幡誓抗金，请蠲赋税为黎民。赈灾筑坝丰功在，忠爱精神诵至今。（《杨时四咏》）

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闽学始原何处求，武夷东麓古镛州。城北献瑞贤哲诞，宝刹增辉书声稠。立雪程门昭万代，传道东南耀千秋。身后长眠桑梓地，青山巍巍水悠悠。（《谒将乐杨时墓》）

曾桂生（福建师范大学退休干部）：龟山灵毓宋杨时，立雪程门南道垂。尽授朱熹闽学创，弘扬儒理谠音追。硕儒升祀春秋祭，后学尊崇雅俗随。盛世欣逢敦敦化，深研儒术最相宜。（《赞杨时》）

颜厥鹏（福建省泉州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濂洛渊源一脉同，声蜚海外越时空。尊师感化程门雪，倡道弘开闽学宗。弹劾权奸扬正气，严明纲纪斥邪风。心怀民苦传佳话，卓立龟山万古崇。（《卓立龟山》）

谢复兴（将乐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①程门立雪自流芳，攒得才高论斗量。闽学从伊称鼻祖，遗多书说好传扬。②节用爱人施德政，齐家治国有良方。惠民留得口碑好，千载余音可绕梁。③一代鸿儒本栋梁，从来为国敢担当。如仇疾恶蔡京事，正气禀然天下扬。④生前遗著尺难量，高格尤须赠玉章。淡泊名处学陶令，上书告老为返乡。⑤欣闻将乐颂杨时，弄斧班门也赋诗。遗著等身承理学，清风侵骨赛琼枝。几多事迹传千古，岂少墨香飘满池。倡道东南兴八闽，美名播得五湖知。

吴福瑞（福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①玉华灵秀地，星降出名贤。洛水连镛水，龟山重泰山。庭挥忧国泪，疏上恤民篇。桑梓情难忘，但求免税还。（《杨时颂》）②程门立雪苦追求，倡道东南志未休。著述传经连洛水，排和抗侫击中流。清廉品德纯如玉，锦绣文章气自遒。桃李不言蹊径广，龟山屹屹耀千秋。（《纪念杨时诞辰940周年》）③落星县北兆杨家，七岁能诗众口夸。寂寂程门三尺雪，孜孜闽学半天霞。斑斓翰墨传邹鲁，风雨丹墀抗侫邪。搜遍枯肠难尽意，高山仰止但咨嗟。（《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

张世焜（福建省将乐《乐野》诗社编委）：①恭吟龟山德高望重扬中外；敬仰先贤学富才华耀大千。②千里求师赴洛阳，程门立雪誉流芳。还乡创建读书楼，理学传播越闽疆。③经纶满腹传后代，教子有方育英才，三世十人登进士，满园春色竟花开。

主词条：程门立雪

熙宁、元丰年间，程颢和弟弟程颐在河南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洛阳等地的学者都争相拜他们为师，此时的杨时没有应任命赴官，而是在颍昌以学生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你回家了）我的学说就将向南方传播了。”又过了四年，程颢去世，杨时听说以后，设立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一同跟从程颢学习的人。之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此时杨时已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察觉的时候，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参考资料来源）

《礼记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经义辩》《解字说》《二程粹言》《龟山集》

《父埴行述》《杨母朱氏墓志》《杨氏家谱序》《杨希旦文集序》

《与许高老》《答傅子騣》《与李提刑》

《杨道真君洞记》《资圣院记》《含云寺真祠遗像记》《求仁斋记》

《离家作二首》《席上别蔡安礼》《含云寺书事六绝句》《重经乌石铺》《游玉华洞》

明代以来杨时故里争论的中心是：杨时是否也是现在的明溪人，而其焦点则集中在杨时的故里究竟在何处——在宋代将乐县城北郊龙池龟山下还是将乐县城南一百一十里处的龙湖村。将乐县说杨时不但宋代是将乐人，现在也是将乐人；明溪县则说，杨时是宋代将乐人，但自明成化六年（1470年）归化设县之后，杨时故里所在地龙湖已划属归化县管辖，杨时也属归化县即今明溪县的人了。因此各地杨氏族谱中收录的《时公年谱》中记述杨时“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的“龙池团”这一已经消失在行政区划变动的地名所在真实地成了关键点。而杨时学生吕本中撰写的《杨龟山先生行状》中所表述的杨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显然偏向于“将乐县”一说。

1998年7月在三明市方志委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明溪林华东的一篇《为“杨时故里”明溪龙湖正言立论》的文章在会上宣读交流，提出杨时故里是在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将乐的曹豹文不同意林的观点，于同年写了一篇题为《杨时故里真伪辨》的长文予以反驳，发表在《将乐文史资料》第十三辑，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假货”，并把它斥为“伪说”。曹豹文据《杨龟山先生行状》认定杨时故里即在将乐县北龟山之下的龙池团。凡异于此说的他都认为是伪说，是造假。

大部分学术观点认为杨时出生地点在将乐县城北郊尼池龟山脚。吴福瑞、范立生主编的《杨时故里考证》中指出，古代行状是对己故者生平的盖棺定论之作，如果撰写行状的吕本中对杨时世居地有不了解之处，肯定要询问杨时的儿子，或查阅杨时生前亲自编修的《宏农杨氏族谱》。行状写好交给杨时几个儿子看后，如果文中所写的世居地与事实有出入，他们也会提出来请吕本中修改。而杨时的儿子之后拿着吕本中撰的行状，去请胡安国和左丞相李纲分别写墓志铭和祭文一举动证明“此行状关于‘世居将乐县北之龟山’的表述，是杨时几个儿子所认同的父亲祖居地和出生地。”

《杨时故里考证》还列举出一系列证据，如将乐县令黄去疾编写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公讳时，字中立，世居南剑州将乐县北之龟山。”并指出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黄去疾编订第一部杨龟山年谱时在将乐县北郊龟山脚下的杨时故居尚存；杨时家族还保存他的遗作和他生前友好写的有关史料，并编出有关他生平的“写本”《时公纪年》黄去疾通过“访故家，得写本，因订正纪年，增补其书文”，从而编订出《年谱》全文。这说明，此年谱史抖来源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其次，杨时病逝时，对杨时出生地有两种表述。一是吕本中在所撰的《杨龟山先生行状》中表述杨时“世居将乐县北之龟山”，二是胡安国在《杨文靖公墓志铭》中表述为“五世祖唐末避地闽中，寓南剑之将乐县，因家焉”。“后一种表述所指的地域很大。前一种表述所指的是一个很小的地域，比后一种表述要确切得多。再次，南宋时期，将乐县城北郊龙池和县城南一百一十里处的龙湖村都是该县辖地，当时还没有出现杨时故里之争，在这种背景下，将乐县令黄去疾不存在偏袒杨时故里争论哪一方的问题，只是据实表述杨时世居地而已。”因此，杨时“世居将乐县北之龟山”的表述是可信的。

《杨时故里考证》还对相关史料进行摘录，尤以明代史料为多，如弘治四年《八闽通志》卷五十二《选举》、弘治十八年《将乐县志》卷八《人物·道学》、崇祯二年《闽书》卷一百零一《英旧志·缙绅》、将乐知县李熙于弘治十年（1497年）所撰《请崇祀龟山恤后疏》、地理学家徐霞客于明崇祯元年游将乐县玉华洞后所撰《玉华洞游记》等。《杨时故里考证》还指出《八闽通志》等志书和了解杨时历史的官绅及学者认定杨时是将乐县人，且明弘治九年（1496年），即归化建县二十六年，孝宗皇帝下诏书追封杨时为“将乐伯”。如果杨时出生地在明成化八年（1495年）划属归化县的龙湖村，孝宗无法不追封他为“归化伯”。同样地，清朝史料也有不少，如乾隆二年《福建通志》卷三十二《人物》、清乾隆二十年《延平府志》卷二《山川》、道光二十二年《大清一统志》卷四三〇《延平府·人物》等地方志书中均提到杨时为将乐人。康熙年间都察院右佥御史张伯行撰写的《杨龟山先生全集序》、康熙年间陆求可应杨绳祖之请所撰《龟山先生文集叙》、光绪五年夏子镕所撰《补修宋杨文靖公全集跋》、光绪五年将乐知县汪保驹所撰《重刊宋需杨文靖公全集书后跋》、康熙年间陈延统撰写的《杨文靖公文集序》中也都提到了将乐为杨时故里。《杨时故里考证》还援引许多辞典志书对“将乐”一说进行支持：《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摘录：“杨时，北宋哲学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称龟山先生。”第五次修订重版的《辞海》中收录：“杨时，南剑州将乐人。”《二十六史大辞典》中也认可此说。

《杨时故里考证》还针对“龙湖”说进行批驳，在书中指出林海权在吕本中、毛念恃、胡安固、张夏等人对杨时出生地表述文字的不同上大做文章站不住脚，并从建置单位与具体地名的关系出发，指出吕本中所称的“县北之龟山”用和毛念恃说的“龙池团”的表述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用“西镛州龙池团”这个建置名表述也是明确而具体的。

其次，在将乐县历史上有无龙池团这一问题上，《杨时故里考证》指出，虽然《八闽通志》《闽书》《延平府志》《将乐县志》没有具体列出元代将乐县四十一个团的建置名称，但明代改团为都的总建置单位数未变，仍为四十一个，而明代将乐各都名在《八闽通志》《闽书》《将乐县志》中均已列出，其中就有县城北郊的龙池都。由此看出，明代的龙池都和成化八年划属归化县的兴善都是由元代的团建置改为都的。元代这两个建置单位是全县四十一个团其中之二。龙湖村在明代为兴善都的辖村之一，在元代也是如此，即属兴善团的一个村。因此，元代将乐县城北郊的龙池团确实存在，而龙湖村历史上根本没有设过团、都、里等建置。《闽书》记述了将乐县龙池都和归化县兴善里的主要山川，它分别与现在的将乐县北郊龙池和明溪县瀚仙镇龙湖周边的地貌是吻合的。林海权在其撰写的《杨时故里之考辨》中，也认“龙湖不是龙池团”，“由此可知兴善里的龙湖与垂惠乡的龙池团确是一南一北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但他又说：“杨氏自龙池迁到龙湖，是否当时即把祖先发祥地的龙池拿来作为龙湖的别称呢？龙湖街又称‘龙池街’，必有由来。”《杨时故里考证》指出，“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归化县志》《明溪县志》所记载的龙湖村，历史上从来就叫龙湖，并未见有别称‘龙池’的记述。”《杨时故里考证》指明，“龙湖村的小村道被称为‘龙池衔’，这实际上是清代《宏农杨氏房谱》的编修者为抢杨时故里而在绘制的龙湖祖屋图中编造出来的。1998年10月，《杨时故里考证》编纂者沿着龙湖主村村道询问这里的村民，这条主村道过去有否称为‘龙池街’？村民们的回答是：‘没听说这条村路哪有什么名？’说明，‘龙池街’只是龙湖村杨氏房谱中用于抢杨时故里的作秀之一。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龙池团’即‘龙池地’违背事实，是强词夺理的‘抢来说’。”

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西镛州龙池团即“龙湖”说。明初，子江公（杨时的高祖）第十六世孙杨均政在《龟山公家谱序》中说过这样的话：“迨高祖第三公……梦神人告曰‘子可遇三湖则止’，遂返乎三华，始迁蛟湖，次迁池湖，终迁龙湖，……遂家焉。”，他指出神灵指点杨时上代祖宗“南迁三湖”。说明成化六年（1470年）归化建县后的龙湖即杨时故里应当属于明溪县。而明溪县龙湖村《杨氏房谱》中则称：“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公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即今县东二十里龙湖地。”（引自清同治九年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重修的《宏农杨氏房谱》收录的《龟山公年谱记》）清同治九年（1870年）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卷四刻印《龟山公龙湖祖屋图》则说明祖屋南有龟山，北有铁岭、将军岭，西有白泉，挂榜山。溪水流阳、街道等都跟现在的龙湖一模一样。 唯“龙湖村”图中印有“龙池街”。由此可知，现在的龙湖，古称为龙池。1997年出版的新编《明溪县志》中称：“杨时，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即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海权的《杨时故里之辨》详细地阐述了“龙湖”说的理由：“从现有材料看，最早提出‘生于龙池团’的当是清人毛念恃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其言曰：‘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先生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镛州即今将乐县。’康熙四十六年杨时二十世孙杨绳祖重刊《龟山先生全集》卷首所收《年谱》和乾隆三十七年黄璋所撰《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亦引此说。”他从而指出“龙池团”这个地名不见于古代的方志和地理书，也不见于毛念恃对这个地名的古今对照说明。吕本中《行状》说杨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毛念恃《年谱》不直接说“生公于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杨氏故居”，因为将乐北郊外龟山下的杨氏故居已荡然无存。对“世居”二字，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酙酌和考量。胡安国与杨时有30年交往，他没有依从吕本中“世居”的说法，而是谨慎下笔，写道：“五世祖唐未避地闽中，寓南剑州之将乐县，因家焉。”其所撰《杨龟山先生行状》亦如此。其后黄去疾订正《龟山纪年》为《年谱》，采用吕本中“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的成说，但毛念恃撰《年谱》、黄璋撰《年谱考证》，甚至杨时第二十世孙杨绳祖在其刊刻的《杨龟山先生全集》卷首所收的《年谱》亦皆摒弃不用。而张夏《年谱》既不说“世居县北”，也不说“生于龙池团”，避免了吕本中与毛念恃那种并不确切的表述。

林海权还提出杨时在龙湖的活动以及他对龙湖的依依情怀充分证明他的故里位于龙湖。杨时生长于龙湖，长期在外求学做官，几次还乡守制，暮年还到龙湖居住，他与龙湖有解不开的情缘。比如：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杨时63岁，他从毗陵回乡，访将乐县城北的资圣院，把先人遗像寄入该院的影堂，写了一篇《资圣院记》。文中说的“故丘”，义同故乡、故里，又特别申明是“先人之庐”，显然不是指自己为官之后在将乐县城北郊遵道坊的住宅可知。而将乐兴善里龙湖近处的龟山之阴，是一片肥美的田野，风景优美，先人之庐就在其处。溪水流经龟山之下，溪中岩石呈露。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杨时还龙湖居住。

主词条：杨时故里

龟山故里位于福建省将乐县，是杨时少年读书生活和晚年生活的地方。始建于宋，后毁于火，仅存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所建明溪龙湖棂星门石牌坊、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建的德星坊石碑及“杨龟山故里”、“德配天地”、“倡道东南”等石碑和匾额。

主词条：杨时墓

杨时墓位于将乐县城南郊的乌石山，宋代始建，历代修缮，整座陵园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米。由墓坪和墓丘组成的墓体呈马蹄形，墓丘前正中安放的以“将乐石”制作的孤顶长方体墓碑，是成化六年（1470年）朝廷重修坟墓时竖立的。墓前阴刻“宋龟山文靖杨先生神墓”碑，高1.05米，宽0.56米，为成化六年巡按御史滕贻所书。墓体前有明代风格的重檐歇山式牌楼，悬“程氏正宗”、“倡道东南”阳刻牌匾。1985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将此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以来，将乐县政府修葺杨时墓地，墓前建重檐歇山式拜亭，修建杨时陵园门楼、九曲桥和杨时陵园小广场、立雪亭，整修园区步道等。2013年，各地杨氏宗亲捐款整修了杨时墓，新建墓前平台、德星坊牌坊和龟寿碑。

杨龟山祠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玉地村。始建于明崇祯年间，1989年被大火烧毁，1997年，群众集资在原址重建。大堂供祀“文靖龟山先生神位”，左、右为“清白流风”“程门立雪”匾额，石柱刻历代名人对联，左厢房为“龟山文物室”；大堂左右是“仁、义、礼、智”四大房纪念堂。祠内偏房设有杨龟山纪念馆，馆内藏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圣祖玄烨赐御书“程氏正宗”墨宝真迹祠额。还有杨时的著作、画相、祖训等珍贵文物和墨宝。2000年，区政府公布为第六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将乐龟山公祠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蛟湖村，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杨时第二十世孙后裔杨铉与其弟杨镇，次弟杨铨倡建并出资金建造。于康熙（1717年）建成，是将乐县仅存的一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纪念杨时的祠堂。祠堂建筑结构及大门楼均仿历代所修建的将乐城北郊龟山公祠（龟山书院）原式样，原名“永思堂”。祠堂曾于嘉庆二年（1797年）迁至钱陇边，再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迁回原址，改名为杨氏宗祠。文革后期险遭拆毁。1987年，由杨炳旺等人筹资修建祠堂大门楼。1987年，老红军杨锡光夫妇回乡，手书“白石钟灵”“道南大儒”两块木匾额。现悬挂祠堂大厅上。

汀州龟山公祠位于福建省汀州市长汀县兆征路105号，占地486平方米，坐北朝南。是明穆宗为褒扬闽学鼻祖杨时（号龟山）而敕建的祠堂。始建于明隆庆年间，奉祀理学家杨时，配祀杨时门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杨方。

主词条：杨时纪念馆

杨时纪念馆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古镛镇电信巷6号，由始建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杨氏贞节坊改造和扩建而成。该坊由牌坊式门楼、正堂、后堂、边厢房及前、中、后三天井组成。正堂面阔五门、进深四间，曾经是杨时后裔祭祀先祖的祠堂。2008年，将乐县整修杨氏贞节坊，改造为杨时纪念馆。占地面积970平方米，建筑面积660平方米，由展览厅、演播厅、会客厅、将乐杨时研究会办公室等组成，馆内收藏有关杨时的史料20余种、图片和图表60多幅，系统地展示了杨时生平事迹和理学思想。

作为杨时故里，将乐县大力支持杨时文化研究工作，弘扬杨时文化，先后在龟山陵园举办了杨时诞辰950、960周年大型祭祀活动。

2018年10月，由萧山区文广新局出品、萧山绍剧艺术中心创演的新编绍剧《杨时与湘湖》，在萧山剧院首演。以杨时筑湖的廉政故事为核心，从历史的视角演绎了历代萧山人保护湘湖、开发湘湖、建设湘湖、治理湘湖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