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是山西商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出来的精神，主要有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逐利四海，开拓进取。

振兴民族，忠义爱国。

组帮结会，同舟共济。

信誉至上，诚实守义。

尊师重教，以人为本。

勤奋谨慎，俭约自律。

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进取精神

1.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2.强烈的开拓精神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3.不畏艰辛，敢于奉献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晋商敬业精神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美德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热衷经营商业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

勤奋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

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晋商的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一直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来源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表现形式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李嘉诚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我说，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华人首富，不是他的决策如何正确，关键是李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发现一个错误之后能够立即改正这些错误。”山西大同籍著名营销专家、全球第二大融资类门户网站――融资网首席执行官唐朝在太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唐朝作为在京工作的山西籍企业家，是很多著名网站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他一直利用这些阵地倡导新晋商精神，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先生还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晋商精神一：忠诚度

人才是第一核心竞争力，您认为新晋商应该树立怎样的人才观？

“培养正确的人才观，其实就是树立正确的新晋商精神。”唐朝认为：“无论是人才，还是新晋商，都离不开忠诚度――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

“物质属性的产品是钱能买来的，精神属性的产品是钱买不来的；忠诚度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产品，精神层面的产品只能靠精神的交换才能培养出来。”唐朝说。

忠诚度究竟该如何培养呢？

“既然忠诚度是精神产品，那么你就必须用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式去培养。落实到企业家身上，首先就是你的人品，人品是价值观决定的，因此企业家必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没有人会忠诚一个人格龌龊的领导者，只有领导者的思想高瞻远瞩、人格伟岸才能培养出忠诚度。”唐朝说。

为什么要培养人才的忠诚度？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死士相随。’这句话中提到的 ‘死士’是境界最高的忠诚度。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忠诚，能为你去死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才的忠诚度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唐朝认为，“忠诚度”是新晋商精神不可缺少的。

新晋商精神二：凝聚力

除了“忠诚度”以外，您认为新晋商精神还应该包括什么？

凝聚力！

“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进入内战时期，当时国民党不仅在武器、人数、补给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国民党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要比解放军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强很多，许多国民党军队将领也是抗日名将，为什么三年就被打退到台湾去了？这就是凝聚力！因为解放军的凝聚力比国民党军队的凝聚力强。”唐朝说。

“当时每一个解放军战士都知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翻身做主人，就不用再受气，所以打仗就和每个战士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你说解放军能不打胜仗吗？”唐朝还说：“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准确地说，消灭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是有好处的――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国民党士兵没弄清楚为什么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于是就出现了打仗对当官的有利，对当兵的没利，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凝聚力。没有凝聚力的军队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当然也就注定会失败。”

唐朝特别强调：“在新晋商精神中，忠诚度和凝聚力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

新晋商精神三：价值观

唐朝认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晋商精神的重要标志。他说：“在商业社会里，企业家是商人中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对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目前一个大家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企业家和公务人员是商业贿赂高发群体，而企业家通常又是行贿的主体，所以每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和正视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既然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公务人员个个清廉，那么我们企业家能不能再 ‘清高’一点？我们能不能多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别整天琢磨着如何收买张三或李四。我们能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享受财富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再心惊肉跳？因为我们问心无愧！”

您觉得新晋商怎样才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呢？

“商人要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商人的基本特性：合法的范围内追求最大化经济效益。好了，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现象：为什么买奔驰汽车的商人越来越多，偷奔驰的商人却很少？买奔驰能够张扬自我价值，从而满足自我需要；偷奔驰违反法律，不但无法张扬自我价值，还要进监狱。我们从这个逻辑关系中就可以看出，不是商人没有是非观念，关键是看你怎么引导？谁去引导？引导谁？”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拥有正确价值取向的榜样人物，这个榜样必须是个拥有大多数商人羡慕的财富，这个商人最好是新经济的代表，因为新经济对官僚体系的依赖性相对比较低，这个新榜样赚取财富的路径非常透明，容易让大多数商人确信不依靠商业贿赂不但能够赚取比商业贿赂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由于榜样的作用，再加上商人的基本属性以及正在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制约，相信新晋商都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唐朝说。

新晋商精神四：责任感

您认为新晋商精神中还应该包括什么？

责任感！

唐朝认为，一提责任感，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慈善捐助、公益活动等等，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责任感”首先是社会责任，新晋商所要承担的第一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被片面放大，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错误地利用。当老板这只‘猫’看到使用商业贿赂的手段能够迅速获得巨额财富时，权力寻租蔚然成风，于是就发生了上海不良官员把老百姓活命的30多亿社保基金挪用给不法商人逐利的恶性事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指的法律，对于公司来说就是规章制度。‘规矩’后面的结果是‘方圆’，说的是如果没有‘规矩’，就成不了‘方圆’。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规’就是指的‘圆规’，‘矩’指的就是‘尺子’，意思是说，没有‘圆规’和‘尺子’就无法画出方和圆。后来这句话是说：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按照正常规则去运行。维护国家运行靠的是法律，维护企业运行靠的是规章制度。”

“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最低道德标准，大家之前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无法无天’，人类没有‘天’是不能生存的。”唐朝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晋商来说，责任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遵纪守法”。

新晋商精神五：使命感

除了责任感之外，新晋商精神中还有哪些？

那就是“使命感”。

唐朝认为，新晋商精神中不能缺少使命感。他说：“作为新晋商，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强大，这就是新晋商的‘使命感’。”

“一个道德修养低下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既不可能拥有伟大的智慧，也不可能造就人格伟岸的英雄儿女，更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敬仰！因此，我们每一个新晋商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拥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要有伟大的道德修养，一个拥有伟大道德修养的企业家一定会让一个民族更伟大！”唐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