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中国的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司马迁早就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关于夏代究竟存在，夏与商的交接是发生时间，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996年5月，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就是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

历史学家将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考古学家将对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这是中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这个年表为中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其中对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不但为进一步对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洛阳地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夏代年代学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8．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结论与意义：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特洛伊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如今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背景复杂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但这尧公簋上的铭文也不能作为定论来予以推翻前面的结论的最终证据。因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驻守西域的相关文书表明，西域地区上不知道唐的年号变更与皇位的变化。周代的信息交流远比唐代更为迟缓，阻碍其信息传递的因素更多，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单凭此一物便作为定论，应留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2003年1月9日，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27件铭文青铜器青铜器，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理由是中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道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论文摘要，其内容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极大的研究项目，据工程的统计一共包括两百多泛学科的研究员，几乎天天都在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答应在不久之后再发表规模大的‘繁本’。现在已经是‘简本’发表以后十年，‘繁本’还没有发表，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虽然如此，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审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李学勤：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表示，由于没有看到夏含夷的论文，因此无法作出具体的回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问世之后，我曾经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前不久刚刚过世的海外华人学者何炳棣，就是有不同意见者的其中之一。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有争议很正常。”

李学勤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繁本还没有出来，稿子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我们要添进去，同时吸收一些学术界的意见和看法。由于现在离‘简本’发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繁本将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报告就是到2000年的报告，以2000年我们做的工作为准，因为我们不会在结题之后做其他的工作。繁本过一段时间会出来，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第三，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中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夏启立国（14代17王，共470年）

太康失国（后羿篡位）

少康复国中兴

夏桀亡国（相传为女娲，汤商灭夏）

汤、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迁殷前） 公元前1600－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 公元前1300年

小辛在位50年

小乙前1251年

武丁前1250年－前1192年 在位59年

祖庚前1191年

廪辛在位44年

康丁 前1148年

武乙前1147年－前1113年 在位35年

文丁前1112年－前1102年 在位11年

帝乙前1101年－前1076年 在位26年

帝辛（纣） 前1075年－前1046年 在位30年

武王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年－前1021年 在位22年

康王 前1020年－前996年 在位25年

昭王 前995年－前977年 在位19年

穆王前976年－前922年 在位55年

（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

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

孝王 前891年－前886年 在位6年

夷王 前885年－前878年 在位8年

厉王前877年－前841年 在位37年

（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前841年－前828年 在位14年

宣王前827年－前782年 在位46年

幽王前781年－前771年 在位11年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振韬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胡铁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杨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蔡莲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广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唐际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一曼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常玉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玮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张立东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绪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克新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鲁向阳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马宏骥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陈公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次沅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彭裕商 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 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 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蒋汉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强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刘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